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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散写作、华人散居和华文文学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澳大利亚〕庄伟 参加讨论

    近些年来,流散(离散、散居)一类带有后殖民理论色彩的词,反复出现在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充分反映了研究者对华文文学生存形态和运动方式投入极大的关注,而由此展开的相关学术对话和探讨,更加清晰地显示出华文文学研究理论视野所具有的世界性和开放性。
    每个时代或历史阶段,都有其形成的特定文化语境。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出现的一些能指符号(Signifiers),如后殖民、后现代、全球化、跨文化、信息时代、差异表述、文化旅行、文化翻译等,都是在特定历史境遇和时代语境下当代社会的知识情境。
    
    流散(diaspora)一词来自于希腊语diaspe-rien,dia是“跨越”之意,而sperien则是“散播种子”的意思。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60~约前400)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Peloponnesian War)中,描述了伊琴纳岛在公元前459年被雅典攻克后,岛民被驱逐到城邦外流浪的情况。雅典人认为伊琴岛岛民协助斯巴达发动战争,因此有此天绝惩罚。伊琴纳岛子民历经五十多年的离散,直至公元前405年才复国。此外,《圣经·旧约》的法律书(Deuterono-my)也提及犹太人在公元前586年遭到巴比伦“强迫放逐”(galut)。然而,较为正式以“漂泊”或“四散”(dispersal)来讨论犹太人无以为家的经历,是在公元70年之后,即罗马帝国征服、占领耶路撒冷,将犹太人赶出圣城之际,从此“流浪犹太人”的意象与“离散”便成为一个特定族群的印记与创伤。犹太人之外,最常使用“漂泊”这个词,而且以“回归漂泊”为其诉求的,主要是全球的非裔族群。其中以Diaspora和Tran-sitions这两本期刊为主导,通过各种途径和透过音乐、文学和宗教仪式等层面,说明相对于欧美主流传统而言,跨大西洋的黑人族群其实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对抗现代话语”(Counter Mod-ern Discowse)[1]。由于“离散族裔”被迫出入于多元文化之间,diaspora这个词在当今语境下,比早期涉及放逐与大规模族群被迫搬迁的那种类似流离失所的悲苦遭遇而言,在更多层面上,拥有更宽广和多元的视角,尤其是全球化、后殖民时代。diaspora作为一种文化/文学观念,在重新参与文化的传承、改造与颠覆的过程中,已具备了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内质,并渐次成为后殖民研究和文化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有的学者认为“这个词已经变成后现代的一句行语”[2],具有后现代性的特征;有的则以为,这个词在语义学的拓宽,“不仅使与任何分散的人群相关,而且使其概念化为一种特定类型的意识,”从而“成为20世纪末学术对话中最流行的术语之一”[3]。
    20世纪90年代,diaspora这一术语开始被引入大陆学术界。著名学者王宁曾说过,他最早接触(diaspora)这一术语和课题是1994年8月在加拿大爱德蒙顿举办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4届年会上。在海峡对岸,早在上世纪90年代之初,diaspora一词已为台湾知识界和学术界所熟知,在文学批评、文化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及文化传媒等研究领域,经常与文化属性、身份认同、族裔等概念相关联。据说,许多硕、博士论文因此而从中获得了新颖的研究视角。但对这个词的中文译名和界定,尚未达成共识。常见的有“离散”与“漂泊离散”两种译名,也有译作“漂离”与“流亡”。同时还派生出相关的术语,如“离散美学”(diaspora aesthetic)、“散居经验”(diaspora experience)及“中国流亡者”(Chi-nese diasporist)等。
    相对而言,台湾学界对此问题可能捷足先登一步,而对diaspora一词译名也较接近于该词原初意思,即犹太人所指的犹太民族分散世界各地,或因离开自己的土地家园(homeland)到异乡生活,但依然保持固有的文化特色;或因备受迫害而流放他乡;或因移民异地却再创自身文化。那么,稍慢半拍的大陆学界对diaspora的中文译名同样存在歧义,也有多种不尽相同的译名。较有代表性的大致有三种:
    1.流散(离散、流离失所)。王宁在他的《流散写作与中华文化的全球化特征》中开章明义,即以醒目标题直接亮相“流散写作”的字眼,并指出,“流散(Diaspora)”一词又译做“离散”或“流离失所”,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便称作“流散研究”[4]。李果正在其《刍议流散写作中的文化身份》[5]一文中同样使用“流散”的译名。
    2.散居(散居者、族裔散居)。赵红英1999年在翻译海外学者王赓武《单一的华人散居者?》(A Single Chinese Diaspora?)时指出,Diaspo-ra一词尚无定译,暂译为“散居者”;[6]王光林2002年在《翻译与华裔作家文化身份的塑造》一文中译为“族裔散居”[7];李战子在《身份策略的矛盾境地———〈论不说汉语〉中对中国人特质的评介》一文里译为“散居”[8];张冲于2006年发表的《散居族裔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一文中则译成“散居族裔”[9]。此外,山东大学哲学系傅有德在《泛论犹太现象》中认为,西文中的diaspora被译为散居,特指犹太人流亡他乡,散居世界各地。
    3.飞散。这是学者童明经过一番辨析而主张的译法。他在2004年第6期的《外国文学》上曾以“飞散”作为概念或术语加以详细阐释,后收入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2006年在合肥举行的“空间·政治·文学”会议上又当主题发言之一。在他看来,“离散”、“流散”或“散居”的译法都对,但“飞散”的译法也许更对。说都对,是因为diaspora语义经过重构已经回归这个词的本源。而“飞散”的译法,唤醒词源的寓意,符合重构的新意,又可借比喻和犹太历史经验保持关联。他甚至以为,“流散”或“离散”,透出犹太经验中离乡背井的凄凉感,而当代意义上的diaspora少了些悲苦,多了些生命繁衍的喜悦,用“飞散”更贴切。更重要的是,“离散”、“流散”、“散居”都是被动的,而“飞散”是主动的。当代意义上的飞散是主动的[10]。
    由此可见,作为全球化,后殖民时代的一种文化/文学观念,diaspora在大陆学界越来越受重视,并常常与“文化认同”、“文化身份”、“文化属性”等概念相关联,其研究范围更多的是指向外国文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华人华裔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层面。以上的各种译法及其观点皆有所不同,有所侧重,都表明此话题探讨的多种可能性,也有利于对问题的推进有更正确的认识。不论是有意强化了diaspora一词的惩罚性或强制性意味,还是“延异”出与“流亡”、“流放”有关的相关用法;不论是含有自创性质的在概念使用方面带有浓郁的后殖民的色彩,还是过于强调散居者的族群性;不论是经过重构之后依然保留了移位、家园等内涵又赋予一定新意,还是纯粹作为后殖民和全球化种种文化实践和语境中的一种新视角……无不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即diaspora一词并非是孤立存在的概念,它是与民族、族裔、身份、文化等相互关联的,其语义应是存在于跨民族关联(tran-snational networks)与跨文化语境的动态之中,是全球化和后殖民研究的一个重要关键词。
    基于以上的认识,如果让笔者选择,更愿意倾向于把diaspora这个词译为“流散”,因为“流散”这个词的内涵相对于其它词更为丰富和多元,也更能深刻地传达和阐明各种问题的实质。从此概念本身的中文字义上解,“流”与流浪、流放、流亡、流动等词相关,“散”与离散、散居、分散、飘散等词关联,如是涵盖面甚广,既能反映了分散各地的共同体的集体性分散状况,又能超越单一性思维层面而生成文化的意识;既能保留最初的含义或寓意,又具有当代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内质,而不局囿单一的理解。况且,“流散”是一个相当中性的且富有动态的词,其内涵和外延都具备形成巨大的张力空间的多种可能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和体验,流散经验在文化身份的形成中具有深长的意味。究其源在于流散者离开家园土地(homeland)之后,迁徙于异质的空间,无论如何想方设法去贴近和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但对于原来(母国)的记忆总是无法忘怀。于是,这种带有双重生存经验而形成的文化身份本身蕴含着混杂性或双重性。而作为后殖民文化理论建构起来的流散研究(Diaspora Studies)和文化批评实践,在建立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理论书写类型”(米什拉·苏德西语)的过程中,它“致力于与身份政治、流亡主体性认同、族群分类和双重意识相关的问题时”,处于有利的地位。并且派生出诸如流散现象(Diaspora Phenomenon)、流散身份(DiasporaIdentities)、流散经验(Diaspora Experience)、流散行为(Diaspora Act)、流散写作(Diaspora Writ-ing)、流散者(diaspora)、流散地(Diaspora Place)等等概念。总之,从文化/文学研究的视角观照,流散意识所产生的想象、回忆、情感结构、文体风格等,可以从不同维度探讨在跨民族跨文化语境中的历史、社会、文化和美学的诸多问题。具体到文学、电影、艺术创作领域,日渐浓郁的流散意识在世界当代一批优秀作家的文本世界可以找到踪迹,尽管每个作家笔下反映的流散写作不尽相同。我们从奈保尔、纳博科夫、库切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身上可以读出不同的滋味。譬如在奈保尔那里,他的流散意识是相当明确的。这源自他对生长的特立尼达岛屿落后、贫困、闭塞环境的不满,于是从小就对海岸线外的浩瀚世界充满向往。可当他来到英国——白人世界里,他的肤色、包括其印度裔血统曾让他深感自卑,在英国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尔后对印度的寻访则令人顿生了无根之感。印度是他的种属地,已非他的家乡。他的“印度三部曲”中第一部命名为《幽暗国度》(An Areaof Darkness),流露出忧伤与失望之情。奈保尔的这种漂泊之旅,这种尴尬处境有点类似昆德拉《无知》中的约瑟夫——在新的居住地找不到归宿感,唯有以游客的身份回访故里的无奈。当然,奈保尔笔下的混合型加勒比文化以及自身的多重文化色彩本来就具有丰富的流散意味。而在纳博科夫那里,由于经历了30多年的流散旅程,笔下所展示的以俄国侨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图景,分别写于德、法、美等国,表现的人物形象和作家自身的处境相似,故国已渐行渐远,原有的生活已渐被切断,在现实与梦想、希望与失望的交织中传达出命运的残酷,又时时为生命的无声而感动。这种流散,却驱使作家用19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学传统来唤醒自己的创造力,从而在欧美的旅行中再造了(re-in-vented)一个和欧洲紧密相连的“文化俄国”,即再造了一个自己心目中向往的精神家园。
    在族裔美国文学中出现的流散意识同样清晰可辨。韩裔作家李长瑞1995年书写的小说《母语使用者》(Native Speaker)堪称及时地为流散式的亚裔文学和文化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文本,“这本小说界定了美国文化的特性不是从美国的欧洲主流文化出发,而是从常常被边缘化的‘外国人’或新移民的视角出发”[11]。李长瑞的流散文化观重新燃起了美国文化是跨民族文化的讨论。对于在异域土生土长的新一代华裔(英语)作家来说,虽然他们主动认同所在国的身份,但有关身份的“迷宫”并没有完全解透,相比于张扬本民族身份的非裔黑人作家和犹太作家而言,华裔作家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反省及追溯先辈的创业史同样充满着“流散”气息。这意味着他们并不完全抛弃父辈的文化传统,西方社会后殖民的文化心态决定了其华裔身份。汤亭亭1976年写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是一部现实与神话交织、回忆与虚构并行的小说(连获数个美国国家级奖项并奠定其在当代美国文坛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旨在寻找自我的身份定位。在美国主流评论界,汤亭亭不被看成美国本土作家,而被放置于“东方另类”的空间,称其为“华人女人”(ChineseWoman),说明美国的东方主义奉行将华裔“他者化”。然而,事实上,汤亭亭等作家早就把自己定位在美国文化之中,他(她)们作品中书写的中国文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即其认知的中国文化是在美国语境中的中国文化,既非纯粹意义上的美国文化,也非纯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是第三种文化———美国式的华裔文化。他们笔下的关公、花木兰、水浒人物等,已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真正的人物形象,而是变形了的带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华裔美国版的人物形象。正如有评论家以汤亭亭的《唐人》(Chinese Men)为例所指出的,汤亭亭重构了19世纪美国华人移民历史的语境,解构了宏大叙事中的“苦力”和“黄祸”,构建了华人移民之历史层面中使用的隐喻小说的叙事策略。作为女性作家,汤亭亭塑造的男性华人形象如此有力,以至于有美国评论家说汤亭亭“动摇”了性别差异的概念。汤亭亭不但塑造了华人的有力形象,颠覆了美国文化和媒体中的华人脸谱化负面形象,更重要的是创建了美国文学中的华人传统[12]。其实,对同一文本,站在不同的视角和语境中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对于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裔作家,只要我们结合后殖民理论,从跨文化角度去理解和阐释,那么华裔作家的身份认同、文化归属等问题本身所具有的流散意识,无论是对于海内外华美文学研究还是美国华文文学研究,都会获得更清醒的认识和启示意义。
    
    海外华人移民,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人、知识者,从到达异邦的那一天起,便开始了遥无止期的对自身归属和文化认同的焦虑。作为炎黄子孙,中国或者说文化中国,乃是流散于异邦的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财富。然而,在所在国主流文化面前受排挤的“他者”身份的无奈与困惑,构成了华人在海外具有文化身份的“双向认同”的尴尬处境。穿越无声的岁月,流散于世界各地的华人,作为所在地的弱势社会群体,他们特殊的人生经历、心路历程和精神归属以及面临的巨大生存压力,在流逝多变的曲折岁月中留下了无尽的追问。于是置身其中,海外华人中的一批华文书写者,通过记忆、回望、想象、传说等方式致力于用母语的表达冲破固有的牢笼,自觉地保持自身的尊严和母性的声音的努力,以抗衡西方世界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文化误解乃至歧视。呈现在华人作家笔下的,更多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风物情思所生成的特殊文本,在反复地加以移译、推演、解构和重建的过程中,既有恒定性也有可变性,有着独立自足的内在性特质和流散性意味。
    由于海外华人是当今世界上人数最为众多的散居共同体之一,华人流散研究(Chinese Di-aspora Studies)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对呈现流散状态的华人族群书写,还是对华文文学的文情与路径的考察,华人散居与流散写作(Diaspo-ra Writing)都跟一个民族的历史、族群的生活以及作家个体生命的体验紧密相关。对此问题,海外华人学者自有其见解和观点。2004年秋天在山东威海举办的第13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海内外学者曾就此话题举行专题讨论,反响甚为强烈。部分海外知名学者则就此作了精彩的发言。张错(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发言题目是《离散与重合:华文文学内涵探索》,他着重解释了“用‘离散’(dispersion)代替‘漂离’(dispora)是有原因的”,“虽然两者之间的流放(exile)主题在西方极其接近,但前者的对立词为‘重合’,而后者强调却是流放后的更远漂离”。从这样的学术思考点出发,他分析了华文作家写作中“辩证式离合/重合努力的成功与失败、希望与失望”,写作所呈现的“离散的对立不是重合,而是不能重合”,或“互不相合”,这是“离散”的“异化”。这样,张错借“离散”一词揭示了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重要内涵,即在“离散”中“重合”的幻灭。赵毅衡(英国伦敦大学)的论文报告《海外中国文学的题材自限》论及“文学中国”的多层次时也使用了“流散”一词,他将除东南亚以外的华人留居地都视为“真正的流散社会”,而由此产生的“流散文学的特点,是直接面对居住国的强势文化”,于是,“在中国文化圈内可以恣肆张扬的想象力”,在“流散文学”中,“就自动紧缩、内卷”。他讨论了“流散文学”的“题材自限”,即“留居者华文小说,热衷于写华人生活”;“留居者外文小说,却一面倒地写国内生活现实的或历史的”;“留居者后代外语文学,却几乎永远不断地谈论华人的身份认同”。他认为,这“三个环圈”上的“题材自限”,都是“流散状态”中的“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时的自发‘内省’反应”,从根本上制约了海外留居者的创作。黄锦树(马来西亚)的《华文少数文学:离散现代性的未竟之旅》则在“现代性”“离散”的层面上多方面揭示了“南洋”华文文学在历史路向、现实困境和出路探求上的种种悖论存在,认为“批判性的散居文化”应在“居留国”和“真实抑或想象的祖国”两者之间“保持一股创造性的张力”[13]。
    海外著名学者王赓武1999年2月在澳洲国立大学中国南方散居者研究中心(CSCSD: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Centre)成立仪式上发表题为《单一的华人散居者?》的演说,对海外华人历史的三个主要的学术群进行了区分:(1)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2)殖民地官员及其鼓励和委任研究东南亚不同地区的华人的学者;(3)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等田野学者。由于长期以来在海外华人研究领域习惯使用“华侨/华裔”(Overseas Chinese;Chinese Nationals ResidingAbroad/ANon-Chinese Citizne of Chinese Origin)等概念,用华人流散者/散居者是近些年的事。于是王赓武特别指出:“他们都有所保留地采用强调海外华人认同的一致性的华侨一词,而没有人使用散居者一词。莫里斯·弗雷德曼是《犹太人社会学学报》的编辑,最熟谙散居者的犹太人含义,他并不认为这个词适用于华人,而他自己也是在与王灵智合编的论文集《华人散居》(The Chinese Diaspora:Selected Essays)一书中,才开始接受散居者一词。”[14]随着海内外学术界的不断往来、交流和互动,学者们对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的认识日益重视。因此,“流散”、“散居”也好,“离散”、“分散”也罢,这些词的反复出现,表明了研究者对华人/华文文学生存之境与存在之味的极大关注以及理论视野的不断拓宽。著名学者刘登翰以为,海外华人的“散居”,实际上是一种“离散的聚合”。“离散”是相对于他们的母土,而“聚合”则是相对于他们在海外的生存方式。中华文化随着移民的携带而传播世界,也成为一种“散存”的形态。“散”是指其流播,而“存”则是文化延续的存在状态[15]。在他看来,海外华人移民是一个世界性的“散居族群”(这与后殖民身份认同理论中的‘族裔散居’概念相似),因而“华文文学在全球的存在形态是一种‘散居’。台湾学者龚鹏程在其长篇论文《散居中国及其文学》中,以大量的史实揭示了中国从周朝开始就‘由封国而羁縻而藩国’所造成的中国体制由中央直辖地逐渐向外离散和中国人在全球散居的事实”。[16]另一学者公仲在《离散与文学》中则强调离散是海外华文文学一大特色,也是一大优势。因为海外华文文学就是在这离散中产生发展的,离散形成的距离与美感就是一种美学原则,是所谓的形离神不离,身离心不散[17]。
    其实,“任何文学都必然以某种方式来书写一种生存体验,现代散居经验的独特性催生了一种特殊的写作类型———流散写作(DiasporaWriting)。这种写作因其跨文化的独特视角而具有了一种更深刻的洞察力,并成为当代最有魅力的写作方式之一”[18]。在全球化时代,随着技术、资本和物质财富的大规模流动,东西南北之间的人群迁移穿梭往来频繁,流散现象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流散写作”则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学/文化景观。从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角度观照,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点即跨文化语境中的流散现象及与之相关联的流散写作,其体现出来的现实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就不言而喻了。如此说来,作为一种跨疆越域的边缘叙事,海外华人写作、尤其是新移民文学的流散特色就更有意味了。例如,东南亚华文女作家黎紫书的小说《天国之门》、《山瘟》等,“以热带的雨水、霉湿阴沉的天气、恶腥气味弥漫的橡胶厂、白蚁、木瓜树、骑楼、旧街场等阴暗的意象,再渗透着历史、现实、幻想、人性、宗教,巧妙地在大马的乡土上建构出魔幻现实小说”[19]。这当可视为中华文化流落到马来亚半岛热带雨林,与后殖民文化杂混衍生的文本,既挣脱了中国文学的许多束缚,又与后现代相遇相拥,从而形成了离散族群的边缘书写,其流散写作策略给大马小说,甚至是世界华文小说的大叙述,带来颇有意味的挑战。诗人洛夫的二度流放,像《漂木》一样漂移而远涉异国他乡所形成的那种“天涯美学”,就可以找到更多的或现实的或理论的支持了。他的“临老去国,远奔天涯,割断了两岸的地缘和政治的过去,却割不断长久养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淬炼我的智慧,培养我的尊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流散写作本身所潜在的美学原则,那是作家们把母语或自身文化当成自己的生命依托,也是灵魂的皈依。如果说,“流散”指的是在外部的或散在的生活分布,与某种文化中心的疏离,是边缘化的族群呈现的一种边缘化处境或状态,那么,具有双重文化背景、文化传统和文化经验的新移民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阐释(华人)“流散”现象最生动而鲜明的注脚。而同样于西方主流文学之边缘崛起的海外华裔文学,应当是一种重要的存在形式。如是,我们就不难理解旅美作家严歌苓以一种局外人的超然视角,关注整个中国文化,尤其是她笔下常常借助“中国人”流散于海外以后的生活故事,写出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着力表现多元文化背景下海外华人的真实状态,这是一种错位的“异国情调”中的边缘叙事,但笔墨的聚焦点更多地指向一种深远的历史感以及对于普遍人性的关注。也不难理解崛起于美国主流社会的华裔美国女作家如汤亭亭、谭恩美、任璧莲等企冀突破种族和历史的框定而发出的属于自己的女性声音。
    结  语
    海外华人作家尽管大多身处于西方文化背景下,却往往有着不同文化社会的经历、感受和体验,中西文化的双重身份会在有意或无意中影响他们的创作,而在流散之中更能体悟到文化的差异等因素所带来的种种思考。因而,流散书写不仅充实了海外华人的生活,更为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提供一个相对理想的具体参照。可能“受到赛义德等后殖民理论家的启发,一大批远离故土流落他乡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也从自己的流亡经历中发掘丰富的写作资源,从而使得‘流散写作’(Diaspora Writing)在全球化的时代方兴未艾,越来越为研究全球化和后殖民问题的学者所重视。[20]”
    注释:
    [1]参见廖炳惠编著:《关键词200:文学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1、72页。
    [2]Phil Cohen,“Welcome to the Diasporama:ACure for the Milennium Blues?”in New Ethnicities 3(1998),P3-10
    [3]Martin Banmann,“Diaspora:Genealogies of Seman-tics and Transcultural Comparison”in Numen: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2000,Vol.47 Issue 3,P313-28
    [4]王宁一文见《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4期。
    [5]李果正一文见《南昌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
    [6]、[14]王赓武:《单一的华人散居者?》,赵红英译,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7]王光林:《翻译与华裔作家文化身份的塑造》,见《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
    [8]李战子一文见《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9]张冲一文见《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0]、[11]参见童明:《飞散的文化和文学》,见《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
    [12]参见徐颖果:《解构美国的东方主义:汤亭亭中西方文学传统之再阐释———评〈语言的铁幕〉》,见《文艺报》2008年1月31日。
    [13]参见黄万华整理:《第13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略述》,见《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3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3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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