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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从1993年8月25—28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第六届华文文学会议正式使用“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的名称至今，“世界华文文学”已经走过了18年的风风雨雨了，从最初的命名争议，到逐渐经过调整而接受，再到追求多元发展，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目前已经到了对这一学科进行反思和总结的时候了。 李：是的，回顾这一过程不能不令人感慨，这让我们看到了世界华文文学如何从“无名”状态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以自身的意义获得学科价值。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最初还是从台港澳文学研究发轫的，1979年3月，《上海文学》刊载了聂华苓的小说《爱国奖券——台湾轶事》，并附上张葆莘的评介性文章《聂华苓二三事》；1979年4月创刊的《花城》刊载了阮朗的小说《爱情的俯冲》以及曾敏之的《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1979年6月创刊的《当代》刊载了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由于白氏的“台湾作家”和“海外作家”的双重身份以及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引起了大陆学界关注，部分学者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了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区域，当然首先是较为亲近与熟悉的台港地区，确切的说是台湾地区，这从1982年6月10—16日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收入的16篇研究论文即可看出，学界在接受了“台湾文学”、“香港文学”等新的研究名类时，也越发感到这种明确的区域性划分的局限，于是开始思考更广阔更涵容的研究可能。1984年汕头大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的筹建及次年《华文文学》的问世，便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1986年12月底在深圳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华文文学会议便更名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它一方面在原来台港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海外华文文学”这样一个特殊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学术界对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差异性认知，这种认知中隐含的仍是一种区域性研究理念，虽然在强调区域特征方面占有优势，但对独特性的过分关注也使其离真正的世界视野有着一段不小的距离。因此，1991年7月10—13日在广东中山市召开的第五届研讨会仍沿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名称，所不同的只是比上一届多了一个“澳”字，也就是开始关注澳门文学。一直到1993年在庐山召开的第六届会议上，才正式使用“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的名称，但即使这样，学术界对这个名称仍有争议，比如《四海》杂志1994年第1期组织了一个关于华文文学的“热门话题”，里面的四位作者对“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理解就颇多分歧，而1994年在昆明召开的第七届会议上，仍有人主张沿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旧名，理由是无论是第六届还是第七届会议，都没有把“世界华文文学”的主体——中国大陆文学列入研讨范围，因此不足以构成“世界性”格局，关于这一概念的存疑直至21世纪仍然存在，比如刘俊教授就提出应该以“跨区域华文文学”的新概念取代原来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并将其与“世界华文文学”进行划分。总之，“世界华文文学”一路走来真是很不容易，而它之所以引起这么多讨论的原因，也许正如陈思和教授所说的：“‘世界华文文学’这个学科的名称从逻辑上讲没有错误，也不会发生什么歧义，但从学科内涵来说，还是存在着不够确切之处。”［1］ 袁：一个学科要成立，命名是关键，它不仅关系到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甚至直接影响到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命名的过程实际上是在确立学科的意义和价值。为什么“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会引起那么多争论，这其中必然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我认为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一方面当然是源于学术界的文学价值定位观念。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按照时间区隔文学历史阶段，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大陆文学定位为“中国当代文学”，虽然这其中不乏一些横向比较，但基本上是以中国大陆文学为主体的衍射性参照，在这样的前提下，打开世界其他区域的华文文学创作门窗，无疑好似映射出一道强烈刺眼的光线，不免让人觉得错综迷乱，当《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海外华文文学概观》、《海外华文文学史》等著作相继出现，当饶芃子、刘登翰、杨匡汉教授等一批研究者陆续投身的时候，人们不仅要追问：为什么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增添这样的命名，它到底是从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还是独立其外？它的研究方法是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样，抑或是别有可能？……一系列的问题不仅反映了人们的困惑，也着实反映了文学研究理念更新的内在挣扎和矛盾，毕竟，一下子要打破原有的研究程式，重新建立一个涵纳多元、兼容多向的研究框架是很不容易的，虽然理论上说很简单，只要接受和关注就可以了，但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说，既要时刻警惕原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带来的“大中原”文化心态，关注不同华人区域的独特特征，又要注意区域研究最常具有的地方性偏狭问题，使其真正融入世界文学潮流，以达到彰显汉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殊意义的目的，这真是非常艰难的过程。 李：这正反映了文学研究从区域独立走向世界整体格局的过程。 袁：当然了，“世界华文文学”之所以遭到这么多质疑，引起这么多争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在于其自身复杂纠缠的属性特征，文学主体是流动的，相应的带来文学创作的灵活性和不定性，比如你前面说到的白先勇，他既可以算是“台湾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可以算是“海外作家”，就是因为他辗转于台湾和海外等地，我们很难简单以其时的创作地域来指认他的创作身份，这种现象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简直太普遍了，比如聂华苓、陈若曦、欧阳子、於梨华、赵淑侠等，尤其是到了新一代移民时，他们的交通往来更自由、身份更游离、感受也更为涵容，你很难确认某人是属于什么地方的作家，因为他可能今天在美国创作，明天就奔赴新加坡创作了，即使他这一阶段一直在美国，也可能创作内容都是关于他之前在大陆的生活经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认同饶芃子和费勇两位教授所说的：“‘海外华文文学’的主旋律是由‘流动性’形成的，而‘流动’的原因总不外是战争、经济、政治等，不外是财富或和平的梦想，甚或是逃避式的对于世外桃源的追寻，或者只是随波逐流式的偶然因素；可能是被迫的，也可能是自愿的。海外写作的心态之异于本土，几乎完全可从他们的‘流动性’中找到原因。‘流动性’包容了一系列关键的语词如放逐、怀乡、冲突等，成为海外作家笔下，或评论家评论海外作家时常用的词汇。”［2］ 李：“流动性”是世界华文文学的独特现象，也是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是早期的华文文学研究似乎更加关注这种流动性中的归属性和认同感，在反复强调中华文化记忆的研究中，透露出的是“文学的母体渊源和历史的特殊际遇”明确主题，这种研究范式最初当然有利于熟悉与亲近的华文文学，但随着冷战的终结和经济/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人员、资本、信息和视象的跨国界、跨文化和跨语际的自由流动，在众声喧哗的全球文化兴起和当代人国族、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多元身份差异建构的背景中，这一研究理念显然已经不能很好地深入透视和描述华文文学的真实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图亚特·霍尔从后殖民立场提出的“族裔散居”观点得到了学界的关注，最终以“流散”概念引入华文文学研究界，说到底，其实这一概念就是前面提到的华文文学“流动性”的诠释。 袁：就威廉·萨朗姆对“流散者”、“流放国外者、开除国籍者、政治避难者、侨居他国者、移民和并非全是‘少数民族的种类’”的定义来看，“流散”确实是对“流动性”的演绎，只是“流散”问题更加突出华族在迁移、越界的动态过程中形成的自我身份建构，这种身份建构当然不忽视新族裔所本有的祖源文化记忆，但同时也重视他们在流散经历中所产生的多元文化选择，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概念倒有点类似于霍米·巴巴所说的“第三空间”，即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模糊性和临界状态以外，更强调它对于构建新型的文化和身份政治的意义，世界华文文学就像是一个由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所形成的话语场，通过对多种文化符号的“挪用”、“重新解读”、“重新构建”和“重新历史化”而失去“统一性”和“稳定性”，从而使自己处在不间断的对话、谈判和调和中，也正是这样，世界华文文学才能够既与本土文化对话，又与世界文化交流。 李：这里有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我就想到他对“边界写作”的论述，其主体就是那些生活在远离祖国或者出生地的具有多重的“族性”的人们，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流散者”，霍米·巴巴将他们跨越族群、文化和语际边界的“游走”体验的创作视为一种“无法调和的、杂揉的边缘文化”，那么是不是说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就属于一种“边界写作”式的“边缘文学”呢？如果这样的话，是否容易让人将华文文学当成一种奇异、另类的存在呢？ 袁：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在非汉语国家，华文文学往往被视为边缘。我们看美华文学、马华文学、菲华文学……它们都不能算作是当地的主流文学，只能说是以一种少数族裔参与文化建构，但是我们不能轻视这种文化参与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世界文化早已不再是铁板一块的区隔划分，中心和边缘、主流和支流的二元分界也逐渐消泯，每一个文化个体都得到了应有的发挥，那么，华文文学显然就不是什么“异质另类”，而是一种积极活跃的文化因素，它们已经超越了中心和边缘、都市主义和边际状态、东方与西方等两极对立而获得特殊的眼光和胸怀，它们拒绝任何本质主义的文化认同观和超越民族一国家的多重位置性和异质性恰恰可能为世界文化带来与众不同的启发，你看现在东南亚、欧美澳洲的华文作品涌入内地，中国内地作家的作品也在海外华人社区中广泛传播，创作、交流、期刊、网络的传播流通如此畅通频繁，一切都在反复证明着华文文学的特殊作用和影响，这一切正如周宁教授所说：“现实是一个世界，文学是另一个世界。”［3］ 李：对这样一种文学文化的研究同样需要辽阔的视野，显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作家作品介绍和赏析、作家论和作家评传等研究方法已经不够用了，我们需要透过现象作出深刻阐释，需要结合母族文化和他族文化切实考察分析。 袁：这点也是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难点，由于华文文学资料的不易得到，田野调查十分有限，因此研究大多还是以现象罗列为主，当然了，经过众多研究者多年努力的探索，华文文学研究其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从研究开始阶段的传统印象式批评，到适当借鉴西方新批评分析方法进行文本分析和解读，再到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考察文学与历史变迁及社会发展的关系、作家生平对作品的影响、作品版本的甄别考订、作品的接受反映等问题，应该说华文文学的研究还是有长足进步的。但是总体而言，对文学现象、思潮、流派归纳总结的研究仍然是大陆研究者惯常采用的研究方式，难怪朱文斌博士要说“……总的来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相比，在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上显得陈旧、单一而滞后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之所以说以前的研究侧重于作品赏析和现象罗列等，其实除了资料有限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在于“文化中国”的理念，这就是刘小新研究员指出的，以前在“‘一体化’、‘大同世界’、‘文学中华’等等整合性概念支撑下所形成的一种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范式和路径可能已经长期地左右着我们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4］，他将这种研究范式和路径称之为华文文学的“大同诗学”/“共同诗学”(commonpoet-ics)，在对这一研究范式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刘小新提出可以建立一种从特殊性、具体性和“情境论”出发的研究范式，即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的研究范式。与“大同诗学”试图建立全球华文文学共同的美学成规和诗学体系不同的是，“地方诗学”更侧重于关注国别、区域的差异美学，其研究重心在于分析不同国别与区域的华文文学与所在国的国家文学与文化的结构关系，探讨其美学取向、生命形态、演变轨迹以及文化认同的“情境性”。很显然，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与“流散”文化状态的强调是协调的，因为“流散”，所以不再强调单向度的归属，所以尊重多元选择，所以关注差异、重视个别，实际上这也是现代性和所谓后现代性文化中的重要课题之一，不管是德里达提出的“延异”、“增补”(supplement)和“踪迹”(trace)，还是德勒兹的“块茎”(rhizome)概念或“差异逻辑”，亦或是利奥塔激活差异，向总体开战的高声疾呼，都在反复强调差异的重要性，差异、多元、局部和个体已经成为现代性的重要内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研究方法确实值得吸取。 袁：除了“地方诗学”之外，我也很赞成饶芃子教授一再强调的比较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拓展学术视野，在历时的历史线索和共时的文化场域中把握世界华文文学流动的状态，更好地理解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文化身份、文化旨归、文化冲突和文化调和等一系列问题。比较的方法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但是这种比较不应该停留在简单的横向或者纵向比较方面，在2005年暨南大学中文系主办的“首届世界华文文学高峰论坛”会议上，王润华教授就引用了《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所提出的后殖民文学的四种比较的模式来拓展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一是关于区域性或国家性的比较模式(national or regional models)，二是基于族群的比较(race-based models)，三是建立更复杂性的比较模式(comparatire models of complexity)，四是植根于混杂性与本土性(hybridity and syncretic-ity)的批评模式，王润华教授提出的比较方法从地理区域、文化属性和国族认同等方面，拓宽和深化了华文文学的研究，值得借鉴。 李：王聿早在《世纪的检阅与沉思——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述略》就说过：“如何把研究对象放在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下考察，把散乱无序的文学现象放入世界性的华文写作的格局下来审视，用整体的理性的把握去代替孤立的感性的描述，从而使研究进入更加宏阔谨严的学术境界，是每一个研究者都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5］我认为，作为一门学科，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方法理应多种多样，可以从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视角进行考察，综合运用文本解读、符号分析、社会批评等方法进行阐释，关键不在于运用什么方法，关键在于我们以什么立场、什么姿态去把握和理解华文文学的多重文化身份。 袁：我们今天从中国大陆华文文学研究的历史简要回顾开始，谈到了命名意义、关键概念和研究范式，华文文学研究已经跨过了学科建设的起步阶段，进入到学科深入的发展阶段，注意到这点很重要，尤其是在当今网络电子、多媒体互动的全球化时代，任何一种发现都将成为透视全球化问题的有效手段，这就是王岳川教授所说的：“全球化导致许多新的、跨国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和各种新的社会群体，并走向新的政治组合形式——‘后政治’（post-politics）”［6］，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族群正在以文学的方式集合成令人瞩目的文化大军，他们通过文学不仅表达了个体的生存处境和生命体验，还参与了世界多元文化格局的建构，在“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融合”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中，“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不应再独自擎着烛光，安居一隅，而应具有更敞亮的空间与更开阔的视野，汇聚成一个丰富而独特的文化版图，这不仅是学科建设的意义，也是学术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陈思和.学科命名的方式与意义——关于“跨区域华文文学”之我见[J].江苏社会科学，2004（4）. ［2］饶芃子，费勇，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J].文学评论，1996（1）. ［3］周宁.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与问题[J].比较文学，2008（3）. ［4］刘小新.大同诗学想象与地方知识的建构——华文文学研究的两种路径及其整合[J].东南学术，2004（3）. ［5］王聿.世纪的检阅与沉思——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述略[J].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6（2）. ［6］王岳川.全球化与中国[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136. ［作者简介］袁勇麟（1967-），男，福建柘荣人，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宁德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世界华文文学，新闻传播学；李薇（1981-），女，福建泉州人，福建省侨办，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世界华文文学。 原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7月第4期 原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7月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