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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18日，郭沫若在给他的忘年交陈明远的信中说： “……须知现在的许多想法，并不一定都正确，将来可能还要改变。特别在哲学方面的文字，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反复修改。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尚未成熟的东西，万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 这封信是郭沫若针对准备出版《新三叶集》一事而特地写的。陈明远与郭沫若的儿子世英、民英交好，他们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学问，探讨文艺与哲理问题。郭世英提出要像父辈那样结集出版他们三人的通信，定名为《新三叶集》。 五四时期，年轻的郭沫若与田汉、宗白华三人相互通信，讨论诗歌、思想和文化问题，这些通信于1920年5月结集出版，名曰、《三叶集》。有文学史家评论说：“《三叶集》是五四潮流中继胡适之《尝试集》之后，有文学意义的第二个集子。” 郭世英他们三人通信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从郭沫若信中大致可以推测一二，即属于文学与哲学方面探讨性意见，与当时流行的正统观点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因而郭沫若才告诫他们：“万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 郭世英将拟议出版的书起名《新三叶集》，在他看来，自信与父辈五四时期的通信一样，具有反抗传统，追求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加个“新”字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内涵。 这个《新三叶集》没有出版成，自然没有招来风波。但郭沫若未曾料到的悲剧接连发生了：他的这两个儿子世英和民英先后惨死! 先说世英，1942年1月出生于重庆，在家学与社会环境熏陶影响下，他从小接触广泛，思想活跃。他喜好文学、哲学，中学时代就通读了许多世界名著。他的天分高，几乎过目不忘。龚济民、方仁念著《郭沫若传》提到郭世英时是这样写的：“在他身上较多地继承了父亲作为诗人和剧作家的气质，喜爱写诗写剧，也特别爱思考，常把自己所探讨的问题提出来向父亲求教。”郭沫若特别喜爱这个性格直爽又很有思考能力的儿子，外出时也尽可能把他带在身边。 1962年8月，郭世英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来到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这位两三年前与人探讨文艺与哲学问题，想要出版《新三叶集》的年轻人，此时一定想到了先辈们当年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反潮流精神的。他和班上志趣相投的三位同学组成一个X小组，他们抛却历史传统的包袱，不顾既定的思维模式，勇敢地进行独立思考。他们的讨论从世界的本质开始，比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发展的背景和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而讨论两者的合理性孰大孰小。联系到现实生活，他们对当时思想界流行的对学术问题的专横态度，对文艺批评的单一标准都产生了疑问：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还是失败？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怎样看待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这些当时被视为禁区的问题，都在他们关注和讨论之列。他们聚会研究，假期里也以通信方式相互切磋。校方和公安部门早已注意了他们，并截获了他们的信件和油印刊稿。他们小组取名X小组，一种说法表示未知之意，即讨论的问题属于未知领域；另一说法则是源于俄文中赫鲁晓夫名字拼写的第一个字母是X，看来前一说法接近原意，后一说法显然附会当时政治形势。他们小组于1963年夏天被打成“反动组织”，全体成员被公安部门拘留，最后定性为“反动学生”，四人中郭世英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即“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下放到河南黄泛区西华农场劳动教养”。另三人则全被判刑，进行劳动改造。 两年后，1965年9月郭世英从农场回到家里，旋即进入北京农业大学学习植物栽培学。此时，郭世英给人的印象是：消瘦，沉默，不与人交往。前些年意气勃发，思想敏锐的小伙子，已经过早地衰落颓败了。然而等待着他的是一场灭顶之灾。 1968年4月19日——“文革”已经进行了近两年，郭世英在农业大学被造反派绑架，他在北京大学的“问题”被翻了出来，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经受严刑拷打。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是这样记载当时情况的： “郭世英在1968年4月26日清晨6时，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在农业大学私设的牢房中，他被四肢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续三天三夜，受尽人身污辱。然后，人(被)反绑着从关押他的房间，一个三层楼上的窗口中，‘飞出来’……肝脑涂地，血染红了楼前的土地。” 此时郭世英只是满了26岁。 这里再说世英的弟弟民英之死。民英生于1944年初，他也是聪明过人，兴趣广泛，但他酷爱的是音乐，从小学习小提琴，热爱作曲。从他和世英一道与陈明远通信，成为打算出版的《新三叶集》作者之一这一事实来看，他也是思路开阔，勤于思考的人。郭沫若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全家福照片显示，他和世英一样，都是没有包袱，表情灿然开朗的人。 1964年9月民英如愿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才华横溢的民英在学院里十分引人注目。为了便于欣赏乐曲，他将外国友人赠给他父亲的一架录音机带到学校。那时节拥有录音机是凤毛麟角。一位同学为此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说一些干部子弟把家里的录音机带到学校里听西洋音乐，崇拜“大(人)、洋(人)、古(人)”(毛泽东语)，是搞“特殊化”，是“精神贵族”。毛泽东很快批了这封信，说：“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这封信连同批语在《内部简报》上披露后，郭民英在学校受到“点名批判”，并且不能继续学习。 郭世英此时正在黄泛区农场“劳动教养”，郭民英又出了这么个问题，年逾古稀的郭沫若此时该承受着何等的精神压力，内心该是怎样的痛苦!心力交瘁的郭沫若最后找到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让民英参军到解放军某海军部队。民英从小向往浪漫的航海生活，当上水兵后，以他音乐艺术方面的特长，在战士演出队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因其表现积极，不久还被发展成中共预备党员。可是一年后“文革”开始，音乐学院的往事，哥哥世英的遭际，民英年轻的心灵已是伤痕累累，此时又面临更大的风暴，忧郁型精神分裂苦苦缠绕着他，1967年4月里的一天早晨，他开枪自杀身亡。 再回到世英之死。 世英于1968年4月19日被绑架的当天晚上，郭沫若夫妇就得知这一消息。恰好这天晚上郭沫若应邀要去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一个宴会。夫人于立群央求郭沫若向总理反映世英被绑架之事，无论如何请他营救无辜的孩子。郭沫若晚上就坐在总理的身旁，可是关于儿子被绑架之事，他只字未向总理提及。 郭沫若与周恩来的友谊始于1926年的广州，四十年来两人可说是风雨同舟。周恩来甚至是1938年夏初郭沫若于立群在重庆结婚时的证婚人哩。在“文革”中，郭沫若在应予保护人员名单中位居第二，在宋庆龄之后，此时如果向总理提出营救世英的要求，应当不会给予总理多大的难处。总理向有关部门或有关人员打个招呼，甚至只要秘书出面，也许能救世英一命。但郭沫若错过了宝贵的时间。世英惨死后总理曾派人去调查。即使调查个水落石出，也是无济于事的：世英已不能复生! 当儿子的死讯传来，于立群指责丈夫当初在总理面前为何只字不提时，郭沫若只是痛苦地沉默，沉默，好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据说，周恩来事后曾痛心地对郭沫若全家说：“世英是为我而死……”这些话都有些费解，也许是因为政治家们看待事物与常人不同吧。郭沫若建国后官至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务委会副委员长，也可算是一个政治家吧。 一年时间连续失去了两个爱子，郭沫若于立群的悲痛可说是无法用言语形容，他们准备了一块印有翠竹的方巾，在上面工整地写上民英的名字和生卒年月，让葱绿高洁的竹叶陪伴着民英的骨灰。在这张小方巾上寄托了他们无限的哀思。世英生前记有日记，在他不幸惨死后，已是76岁高龄的郭沫若竟然经常伏在案头，用颤抖的手握着毛笔一笔一笔地抄写世英的日记，他抄呀抄呀，和着泪水，带着沉思，整整抄了八册，直到去世，抄写的日记一直摆放在他的案头。 “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在给陈明远信中说到的这话，肯定向世英民英兄弟说过。有着自己人生观价值观的年轻人是听不进去的，因而在“文革”前就双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郭沫若这话是私人说给信赖的年轻人的。这表明在他的思想深处对所处时代的现实是有清醒认识的。 然而，在公开的场合，郭沫若内心的不同认识丝毫未表露。他被人语意双关地称为“中国的歌德”。诚然，他早已没有了五四前后时期那种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创作精神与人生豪气了。 就在他的爱子民英惨死后不到两个月，在一次有江青在场的公众场合，他即兴赋诗，当时朗诵，声明“献给在坐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见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没有形象，没有激情，甚至也说不上语言的节奏，仅仅因为江青是毛泽东夫人，是炙手可热的权力中人——这样的诗很难不引起非议的。 对毛泽东就更不用说了，众多的颂扬红太阳山呼万岁的诗文，以及参与批判挞伐和讴歌“文革”之作，许多都是即兴口占，或是一挥而就，其中不少写得意气纵横，热情洋溢，很难说不是发自他的内心世界。 作为五四时期的弄潮儿，曾经写作过划时代诗篇《女神》的郭沫若，因为不满蒋介石的背叛行径，愤而写作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在儿子想要出版《新三叶集》时，对面对的现实有着清醒认识的郭沫若，对于他在公开场合扮演的角色，不可能没有灵魂的拷问：在《凤凰涅》中热情呼唤的“更生了”的祖国，为什么竟然容不了他的两个儿子——世英和民英呢？为什么不时表现出那样的奴颜媚骨呢？为什么竟然自我表态：“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当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呢？……在这样拷问的时候，他一定是十分痛苦的，也一定想到了自己的悲哀。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1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