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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云：“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哲人哲言，也应到了我身上。 1970年3月中，我抛夫别子，孤身一人去河南息县东岳公社学部干校报到，军宣队安排我暂栖文学所连队。我剖腹产后体虚多病，有好心人代为说项，把我从工地转到老弱病残组。我就此因祸得福，认识了钱锺书先生。 当时，工地上正热火朝天地盖宿舍，和泥的和泥，脱坯的脱坯，干的都是重体力活。老弱病残组里俞平伯先生已是古稀老翁，钱锺书先生年届耳顺，吴世昌先生也是望六之人了。周德恒是位独身老妇人，老先生们都尊称她为“周大姐”。于海洋虽然年轻，却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老弱病残组受到照顾，干最轻的活：搓麻绳。 做工时，常常闲谈。老先生们腹笥丰富，谈及旧事轶闻，往往只须点染一二，便能彼此了然会心。对于我这样无知无识的年轻人来说，就如雾里看花，看不真切，但也颇有兴味。有次谈到名人诗句，钱先生说：“世昌最欣赏‘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俞先生听后莞尔一笑，吴先生本人则不置可否。我觉得很蹊跷：苏东坡的诗词名句可谓多矣，吴先生何以最喜欢这一句？过后我偷偷问钱先生，钱先生笑说：吴先生常夸外所一年轻姑娘美貌，但彼女杏眼稍凸，走起路来微做鸭步，吴先生未免偏爱，故此借苏诗打趣他。钱先生还私下告诉我一些俞先生的故事：俞先生深得曾祖俞樾的宠爱，幼时上观前街，身后必有“二爷”随侍。俞先生的婚姻虽有曲折，娶了“大表姐”却两情相悦，琴瑟和谐。钱先生说：“你读过《浮生六记》吧？记得书里写夫妻二人住在沧浪亭，时作雅谑的那一段吗？俞先生和太太过日子，绝似沈三白和芸娘。” 文学所下干校最早，正值严冬，天寒地冻，老老少少都冻得够呛。钱先生告诉我，所里有位女士，早年是名校名花，自然比别人更不耐寒，直冻得双颊泛紫，花容失色。钱先生打比方说：“一只红苹果，冻成一只烂苹果。”钱先生自己冻成什么样？他没有说。身处逆境，钱先生总能以乐观幽默的态度坦然处之。我只听他说过一件不快的事：他的大件衣物交给村妇代洗。一天，村妇说，晾晒时被偷掉一件外衣。钱先生对我说：“不知是真偷还是假偷。那件衣服的料子还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呢！”我听得出来，他不是心痛丢失了一件好衣服，而是心痛丢失了青年时代的纪念品，丢失了一位老朋友。 工地的新房子终于要上梁封顶了，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们“老弱病残”也齐上阵。那是个大晴天，气候颇有点燠热了。我从集市上买了一堆新鲜的水萝卜，洗净了装在布兜里带在身边，准备歇工时和老先生们共享。工地上，女同志们两人一组一字儿排开，把高粱秆一一理顺，用我们早先搓的麻绳把它们捆扎成小腿粗细，十来米长的秫秸把，用做屋顶上的椽子。曹雪芹形容他西山村居之简陋：“蓬牖茅椽，绳床瓦灶。”我们捆绑的秫秸把，大约就是这位大作家所谓的“茅椽”吧。 钱先生被分配去供料。他得从又高又大的垛上抱来一捆捆高粱秆，分送到各个捆扎点，活儿可不轻。有个年轻人趁送料时在我们身边磨蹭时间。他发现了那兜水萝卜，毫不客气地大嚼起来。钱先生可不会偷懒，他半抱半拖，双脚不停，送了一捆又一捆，直忙到中午收工。我带的水萝卜在太阳底下晒蔫了，又被那个年轻人抢食了不少，老先生们一人只分得两个。午饭时，我偷眼看钱先生，他正面对着墙剥萝卜皮。见他不嫌弃，我很高兴。 下午上工不久，钱先生忽然走到我身边说：“碧湘，我不太舒服，要先回去了。”我站起身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有点头痛，没有力气。”我要陪他回去，他说：“不要紧，我能自己走回去。”望着他踽踽独行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心里直担心他中暑倒下。 不久，哲学所大队人马下干校，我依附而行，走得匆忙，甚至没来得及向钱先生告别。几个月后，哲学所周礼全先生带来一个口信，说是钱先生要送我一桶食油，叫我有空便去取。我不敢怠慢，赶紧去信致谢，询问什么时候去取。钱先生回了一封信。信开头写了一段息夫人神降息地的故事，我从来没听说过，便去请教周先生。周先生说：“钱公在和你开玩笑呢！”信中第二段说，送我食油是“宝剑赠英雄，红粉遗佳人”。我看了不禁笑了，想他咽在肚子里的话该是“食油送馋猫”之类。大约我去信太急了，以致道谢变成了索讨，钱先生信中便有“老夫绝不食言”的字样，我看了非常难为情。后来我用这些油卖弄了几回厨艺，给钱先生送去过葱烧鲫鱼、油爆虾之类，大受夸奖。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些油本是杨绛先生千辛万苦带下干校，准备老夫妻村居度日用的。谁知他们仍然双星分离，未能得一间茅草房为家，只好把预备家用之物都一一分送了。我将钱先生的信小心夹在一本书里，谁知在干校多次搬家，搬来搬去，竟把这封信搬丢了。 从干校回到北京，我与钱家仍时有来往。他们干面胡同的住房只剩下半壁江山。一个套间里，外间住着杨先生和钱瑗，里间是钱先生的卧室兼书房。有次我去拜望二老，钱先生把我让进里间，说：“碧湘，我给你看样东西。”他拿来一个拍子簿纸夹，打开了递给我说：“我正在整理多年的读书心得，一点一点写出来。”我接过来一看，不由得头皮发紧，舌头打结。原来一叠纸上写着一段段有关《周易》的论述。说来惭愧，我虽然是中文系出身，《论语》、《孟子》不过略知皮毛，《周易》直比天书，哪里看得明白！只好含糊其辞应付了几句。几年后收到钱先生的赠书，这才悟到：那天钱先生给我看的，正是《管锥编》第一册第一章论《周易正义》的手稿。 钱先生从干校返京，政局远未清平，知识分子前途未卜，我等芸芸众生仍惶惶不可终日。钱先生则一如既往，处乱局而自定，埋头潜心于学问。此后他又经历了弃家流亡、重病失语、唐山地震、煤气中毒等诸多磨难。无论外部环境多么恶劣，无论自己身体多么病弱，钱先生始终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终于成就大业，为国家和民族留下皇皇巨著《管锥编》。黄庭坚《答李几仲书》云：“天难于生才，而才者须学问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则不得归怨于天也。世实须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尝以世不用而废学问，其自废惰欤，则不得归怨于世也。”钱先生得天赐之才，以九死不悔之心执著学问，琢磨以成大器。钱先生一生数历才者未必用之厄运，未尝以世不用而消极自废，终于得以立德立言而不朽。其情其理，启迪深远。 天降斯才，屈指百年。哲人虽逝，没世遗爱，百代流芳，晚生后辈莫不永思难忘！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1-23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1-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