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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历来被看作是整个中国话语系统的一个“谬种”，喜欢他的人因阅读而倍加敬仰他，厌恶他的人因攻击而去接受他。你无论作为两者中的何者存在，都要不可避免地与他发生灵魂的冲突或者心灵的共振，这俨然成为一条不可更改的法则。其实，不管于生活之中抑或生活之外，鲁迅更有一种别样的气秉，他的孤独，是一种丰富，是一种深刻，更是一个人的生存哲学。 一 文学家，文章也孤独。鲁迅的文章之所以孤独，两个内隐的深层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深刻，二是深刻之中的深刻。对于初读鲁迅集子的人来说，都有这样一种共性反应：读不懂。实际上，这里的读不懂存在着语言和思想上的双重障碍，深刻外化为语言，深刻之中的深刻则内化为思想性。鲁迅的文章在语言的选用上特别注重技巧性，他将一个个简单的汉字细致地筛选出来，经过思维的有效整合串连成句，这常常让我们“读不懂”。比如鲁迅唯一的一部爱情小说《伤逝》里有这样一段话：“死的寂静有时也自己战栗，自己退藏，于是在这绝续之交，便闪出无名的，意外的，新的期待”。暂且不说把这句话翻译成英语有多难，这些最简单的汉字大家都认识，把这句话用最直白的语言转述出来，恐怕还没有多少人，再想把这意思表述得与原文意思很圆融，还着实得找个“好人”下一番“好功夫”。可以想见，这样的“文字游戏”真的是鲁瑞等平民和乡下人根本上读不懂的，难怪她宁愿嚷着迅儿给她买张恨水等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说，也不愿多瞧一眼儿子的上作。不但如此，鲁迅还常常在我们陷入语言窘境的同时又给我们带来思想上的新困惑，即主题的真正表达，这是深刻之中的深刻。读《伤逝》时我们同样会有这样一种困厄感：鲁迅塑造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故事，想表达一个什么真实主题？这种困厄感也时常让我们纠结，左冲右突却不得其解。其实这种质疑只能暴露我们阅读的粗略，鲁迅早就有意地暗示给了我们，《伤逝》的扉页底部明确写着创作的具体时间：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毕，只要我们稍加联系当时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社会背景，就不难得这个主题：个性主义与时代相脱节，个人奋斗者必将失败的悲剧命运。作为左翼革命文学的创作实绩，《伤逝》不单写出了子君对封建大家庭的背叛与决裂，“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更着重说明没有独立经济实体的妇女的解放与自由是一种彻底的完败。更伟大的是，鲁迅没有单纯停留在“革命+恋爱”这一小说模式的传统平面，而是将眼光向前推进了一步，既写出了子君勇敢地冲出封建大家庭，又表现出子君重回封建大家庭的根因。所以，《伤逝》之后，没有人敢再写同类题材的作品，文坛上的绝笔，可见一般。这便是文学家的鲁迅，思想上的标高是我们无法企及的高度，同时也是其他作家无法逾越的顶点。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一流的作家创作一流的作品，二流的作家写不出一流的作品。同样，一流的读者能读懂一流的作品，二流的读者吃不透一流的作品，这还真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魔咒。 二 思想家，精神也孤独。外国有位名作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句话值得重新商榷，外国名作家中也不乏思想上的孤独者，20世纪上半叶，因精神孤独致发疯或自杀的作家特别多：杰克·伦敦像他的主人公马丁·伊登那样自己结束了自己，意识流巨匠伍尔夫投了河，海明威用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意大利茨威格使用了煤气，叶塞宁步“苏维埃最有才华”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后尘……鲁迅也入归思想孤独者之列，他的精神永远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现实定格在边缘化状态，显现出精神群居的寄生体特征。他常常陷入“无物之阵”，在这“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中作“困兽”，根本上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从理论上再现了鲁迅的孤独情怀。事实上，鲁迅陷入毫无头绪的精神洪荒之中也是颇具由来的，早期的家庭变故和不幸婚姻是他培植“无物之阵”的原壤和基因。旧制度的腐朽和包办观念的没落使他对作为“戏剧的看客”的丑陋中国人之所作所为郁结块垒，他不但对此有“恨铁不成钢”的痛苦与哀默，当这种感情升华到极至，便表现出“诅咒爱我者的死亡”这种强烈的反抗情绪，这种态度传导到创作思想上就直接指导了“似匕首、似投枪”的写作实践。鲁迅精神上的这种孤独感在与周作人及郭沫若的敌对过程中掀起高潮，这也是他孤独的顶点。众所周知，周作人以写小品文自居，在“为人生而艺术”的鲁迅看来，这不过是闲适的小摆设，而周作人认为，鲁迅的杂文是“祭品”，也不过是一种摆设而已。其实这种文学上的骂战不过是因先前家庭内部矛盾导致兄弟反目的的一种延续或一个缩影，更有人以《伤逝》为佐证，说《伤逝》并不是普通的爱情小说，而是假借男女之情影射兄弟之谊，以示恩情的断绝。以客观实证的眼光看，后人的推断可能是正确的，鲁迅也可能是为他当年的过激行为传达悔意，《伤逝》的开头写着：“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不管鲁迅作《伤逝》的真意到底在何，可以肯定的是，鲁迅借涓生之口诉出了自己精神上的孤独之苦。鲁迅与郭沫若之间的矛盾更加深了这种孤独，鲁与郭的冲突以“笔墨相讥”引起了文坛上的轩然大波，郭称鲁为“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不得志的Fascite（法西斯蒂）”，鲁也并不回避，把斗争矛头直指创造社，说“新才子派”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尽管没有直说郭就是流氓。无疑，这种争吵到底是由于当初一次次的误会集结而成的，蜚声文坛的郭沫若并没有成为孤独中鲁迅精神上的支持者，而是走向了他的对立面。个人觉得，鲁迅在战场上四处树敌并不是想从中得到多少征服的快感，他之所以“横眉冷对”且矛盾重重，是由他先天“粘稠型，抑郁质”的秉性和后天的经历导致的，同时他身兼拯救之大任，不但承受着自己同时还担待了别人身上无法忍受也无法诉说的孤独之苦。“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正是他当时孤独情怀的真实写照。 三 革命家，革命也孤独。鲁迅在一九二五年的《两地书》与许广平通信第十封里写道：“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并且还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从这两句话中可以看出，鲁迅是主张改革的，不但如此，他还主张要彻彻底底地“革”封建的命，革命要有“火与剑”，要用“火与剑”，他借子君的言语表达了自己毅然决然的革命态度：“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诚然，理想与现实总是在不甚吻合或对撞冲突中显示出事物的真实性和残酷性，可以说鲁迅毕其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完全意义上的反封建，他要用笔对准国民的痼疾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民族的劣根性，可现实的残酷性恰恰表明他自身环境的“危险性”，他被火热的革命浪潮拒斥革命同盟者的门外，在革命的道路上鲁迅始终是作为一个“孤独者”存在的。细细数来，可与他称作志同道合的人是屈指可数的，周氏二人“兄弟阋于墙”，手足之情抵不住枕边风；同为铁肩担道的许广平虽以“兄弟”相称，但不得不承认是个女流之辈，况且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爱情历来就颇受后人争议和质疑，这使他有更浓郁的孤独感；后人考证，鲁迅最要好的朋友有两人：瞿秋白和内山完造，可一个英年早逝，另一个却是不革命的日本人。再者，鲁迅主张“火与剑”的改革，没有条件的革命不但不成熟，而且显得毫无价值和苍白，可是没有人成为这套革命理论的中坚力量和绝对的拥护者，刘和珍等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成为枪筒下的死灰，毫无经济来源的子君只能像安娜一样悲悯地回来，成为革命的附品和点缀，铁的事实将远比任何空洞理论更具说服力。毛泽东的话将鲁迅的孤独提升到“战备状态”，五十年代，有人这样问过毛泽东，如果鲁迅活着会怎样？毛泽东回答说：“要么在监狱里继续写他的文章，要么识大体不再写了。”可以见出，即使是最革命的毛泽东，也不愿作鲁迅革命路上的同盟者，这就足以说明问题。假如鲁迅活在五十年代，他将是一个“失语者”。这一切的一切，将鲁迅最终定格：革命的孤独者。事实，《伤逝》中的涓生就是鲁迅的一个化身，活在涓生生命里的只是具备冲动思想却根本没有经济实体的子君，这也会导致涓生的无望和孤独——“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鲁迅，借《伤逝》一文完成了自己对革命的理性关照，在毫无感情偏执中展示了自己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独到的革命认识，透过深邃的眼力，我们发现背后隐藏着孤独但值得敬仰的革命个体。 鲁迅以自身的实绩见证了那一代人特有的价值追寻，后代人瞻仰前代人的印迹，发现精神的闪光。没有鲁迅，中国的文学、思想、革命将延缓向前的奋进的脚力；没有鲁迅，中国就多了几分缺失，少了几分担当；没有孤独，他的生命将不完整，我们的人生便不深刻。鲁迅，是属于中国的，连同那份孤独的力量。一个人，之于存在的意义，仅此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