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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算不上是一个短篇丰收年，不仅整体数量偏少，而且一些短篇高手也难觅新作。即便如此，仍有一些短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不乏可圈点之处。 见微知著摹写人生况味 在这些短篇中，首先吸引我的是迟子建的《七十年代的四季歌》。它以一种童稚的眼光，在略显懵懂的语调中，呈现了沉重历史背后的别样生活。从姥姥到祖父，从母亲到父亲，四季的景象映衬着四位长辈特立独行的性格，也勾勒了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包括他们面对吊诡的历史和不幸的命运所体现出来的抗争方式。陈谦的《下楼》通过一个中国留学生与一位创伤心理学教授的短暂交流，缓缓打开了沉重而又深邃的历史之门。它将中国的“文革”作为一种内心隐秘的创伤性记忆，巧妙地扩张到世界性和世代性的命题之中，尖锐、缠绵、幽深。同时在叙事上，它又声东击西，化繁为简，耐人寻味。 铁凝的《海姆立克急救》通过一个婚外恋的故事，让叙事不断挺进人物的内心，展示了某种“罪与罚”式的救赎意愿。郭砚反复演练“海姆立克急救法”，既是一种自虐性的惩戒，也是在反省自身的欲望与生命角色之间的错位。她的另一个短篇《告别语》同样耐人寻味。小说借助一个小孩天真而又无奈的“告别语”，巧妙地凸现了朱丽从逃婚开始就面临着个人意愿与社会伦理的巨大冲突。张惠雯的《爱》显得庄重而又不乏轻逸之美。它以一种细致入微的笔触，缓缓地凸现了作为男人的艾山对爱的感受能力，并借助人物的意绪，演绎了爱与生命的纠缠，“因为爱带来的欢愉和折磨在一些夜晚难以入眠，在白日里却又昏沉恍惚，这种美好的东西从不曾从世间消失过”。这种微妙的情感体验，被作者描绘得异常生动。 晓苏近年一直热衷于短篇创作，并在本年度发表了《看稀奇》《幸福的曲跛子》《卖豆腐》《唱歌比赛》等，其中的《花被窝》尤有意味。小说叙述了一个隐秘而又温馨的故事：留守女人秀水和李随有了暧昧关系，但她最怕的是婆婆那双无处不在的眼睛。而在随后的焦虑之中，秀水又意外地发现了婆婆年轻时的隐情。原来，身为女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言说的情感际遇。重要的是，婆婆替秀水守住了秘密，而秀水也渐渐懂得了女人应有的善良和宽宥。 梁晴的《钻石般的》以子女的眼光缓缓地呈现了父母之间的深厚情感。这种爱超越了时空，超越了嫉妒，也超越了所有的言语表达，以极为默契的方式，纵横在彼此的心灵之间。小说巧妙地利用了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昵关系，动用了一些戏谑性的语调，使整个叙事洋溢着特有的亲情伦理，纯粹而又轻松，再现了父辈们生的满足与死的安宁。宗璞的《琥珀手串》也是如此，只不过叙述上更显沉稳。 值得一提的还有万玛才旦的《乌金的牙齿》和龙仁青的《水晶晶花》。前者在一种浓厚的宗教情怀中，推衍了作为普通人的乌金和作为转世活佛的乌金之间的差别，展现了其内心深处的孤独，同时也展现了乌金心中的慈悲之怀。后者则通过少女央珍对一个失意少年的拯救，讲述了一个有关活着的寓言。近些年来，我读到不少藏族作家的短篇，觉得它们都有一种特殊的审美质感，简约却不简单，在明净的叙事背后，总是渗透着一些极为深远的境界，隐喻了诸多形而上的思考。 上述这些短篇，虽然都是立足于极为庸常的生活，但作家们却能够见微知著，从那些细微的生活部位，呈现出生存的况味，让人须经过回味和思索，方能悟到其中所蕴含的一些“味儿”，显示出某种静默背后特有的力度。 凸现当代生存的内在力量 短篇作为一种充满智性的叙事，既要有精巧的叙事文本，又要有内在的“味儿”。但我以为，只有叙事本身显得丰盈、饱满、灵动，其“味儿”才能蕴藏得更好，小说内在的力度感也会更强。在本年度的短篇中，有不少作品在这方面就显得颇有特色。像范小青的《我们的会场》，就是以异常轻快的叙事，围绕着单位里的年终总结会，展示了官场文化中特殊的身份意识。朱辉的《吞吐记》则动用了诙谐灵动的语言和极为生动的比喻，呈现了当下都市青年近乎无奈的婚姻生活——各种常态的物质欲求，早已牢固地盘踞在人们心中，并剥夺了人们相爱的能力，也动摇了人们相爱的信心。徐岛渴望做一根舌头，在婚姻的碰撞中保存自己，然而可以想见的是，夜正长，路也正长。他的另一个短篇《大案》同样以诙谐的笔触，展示了底层人群生存的卑微和无根性。 余一鸣的《剪不断，理还乱》讲述了一对姐妹的婚姻困局。大大和小小的两个家庭都是典型的暴发户，当年打拼事业时夫妻恩爱有加，可是现在，她们的丈夫都养起了二奶。身为女人，她们渴望反抗，然而身为妻子和母亲，她们又只能选择忍受。她们以自己破碎的身心，诠释了这个欲望缭乱的时代，也展示了男权与金钱结盟后的强悍现实。田耳的《老大你好》将网络上的江湖团伙移到了现实之中，演绎了一场生猛鲜活的生活闹剧。网游里“一统江湖行会”的老大光临佴城，于是一帮兄弟按行会里的角色，前呼后拥倾力款待，一派江湖气势。但这篇小说的用意并不在于此，而是将网络、现实、人类内心的本能式梦想交织在一起，为无数庸常之辈描绘了一幅现代生存图景。 徐则臣本年度发表了《教堂》《古斯特城堡》《轮子是圆的》等。其中《轮子是圆的》叙述了一个小人物咸明亮的颠簸人生，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一种朴素的理想对于一个平凡生命的巨大支撑。咸明亮有点像阿Q，无论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都会用一句“轮子是圆的”来获取心理平衡；但他又不同于阿Q，有着自己明确的理想，那就是开车。结婚、车祸入狱、出狱离婚、京漂……无论命运多么不济，咸明亮都保持着特有的生活热情。他甚至利用修车的废弃零件，拼装了一辆“野马”小车，在北京深夜的街头急驰，尽享生命与理想的飞翔之感。计文君的《帅旦》叙述了女人菊书为了房子争斗一生的辛酸史。青年时，菊书为争取祖辈房产而耍威，中年时为讨回房产而奔波，晚年时为拆迁补偿而中风，即使拖着病残的身体，她还坚持买下远郊的一处小院。原本喜欢端庄知性的菊书，面对风云际会的现实，不得不“自己给自己扎靠插旗，想要扮威风八面的帅旦”。这很有中国特色。 甫跃辉的《巨象》是一篇耐人寻味的寓言小说。它通过一个奇特的梦境，巧妙地演绎了一个漂泊在都市之中的青年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没有亲情，没有金钱，没有依靠，李生像一片树叶，穿行在现代都市的欲望丛林里。他饱受伤害，又在不自觉地伤害他人，受虐的疼痛和施虐的快意，交替出现在李生的生活中，成为他进行自我抗争的特殊方式。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命运与现实双重挤压的结果。 最富有意味的还是东君的《听洪素手弹琴》。它用一种古琴般端庄素雅的语言、起伏舒缓的叙事节奏、清幽淡泊的意境，呈现了中国传统古琴的文化精髓在现代生活中的际遇。作者正是通过洪素手这个弱女子，将古琴的高洁心性演绎得不动声色，呈现出极具力度和韵味的艺术质感。 除此之外，朱日亮的《六亩地》、金仁顺的《梧桐》、陈昌平的《布局》、铁凝的《飞行酿酒师》、毕飞宇的《一九七五年的春节》、叶广芩的《后罩楼》、盛可以的《佛肚》、王秀梅的《高山流水》、郭文斌的《冬至》等，也都在日常生活的隐秘之处，通过各种丰盈的叙事，凸现了当下生存中或尖锐或温情的内在力量。 撬开无法言说的人性痼疾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短篇，看似停留在一些生命的非常态叙述中，但它们又常在种种不经意间，迅速撬开了那些无法言说的人性痼疾。它们构成了2011年短篇小说中的另一片风景。徯晗的《永动》就是如此。它讲述了一个有关心理疾病的抗争故事。由于长期奔波在不停晃动的铁路上，列车长于大海渐渐无法适应安静的家庭生活，先是失眠，继而出现幻听，导致妻子无法忍受而离婚。离妻别女后的于大海，只好一边整日生活在列车上，一边寻找自我拯救的方法。如果将飞速发展的现实视为一列火车，每一个看似时代弄潮儿的我们，是否也会成为下一个“于大海”？我想，这也许是它的另一种隐喻。 权聆的《哈代诗篇中的神秘终结》则以一种轻盈、典雅而又神秘的语调，在一种盘根错节的故事情节中，慢慢凸现了一个女人内心的嫉妒。这种嫉妒，像一根无形的藤蔓不断地伸向四周，在绞杀对手的同时，也绞杀了自己。所以，警察的娘子最终在嫉妒的折磨中疯了。张玉清的《每天一枚硬币》则叙述了一个中年男人的窥淫症。他受制于人的本能，却无法面对现实的道德律令。于是，他只能借助隐秘的手段，满足自己畸形的心理欲求。作者在整个叙事中所贯穿的一个核心目标，不是让赵正良直接去面对心理之疾，而是让他时刻提防疾病之上所负载的沉重伦理，包括因淫狎行为而有可能带来的身败名裂。 王小王的《第四个苹果》则是一篇直指人的内心之罪的锐利之作。它以三个相互交织的故事，通过不同的当事人以各自的视角，围绕着一次情杀事件，在反诘爱与恨的同时，追问了人的内心之罪。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恶魔，“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可多数人看不到自己的罪，都敢于向别人‘砸石头’”。也正因如此，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腰上几乎都别了一根道德的大棒，可以随时挥向他人，却独独忘记了自己。只有当真正的悲剧出现之后，人们才开始在巨大的自我折磨中学会反省。 李浩的《国王和他的疆土》通过一种寓言式的叙述，表达了两个君王之间隐秘的权术较量和人性较量。说穿了，这也是一种人性内在的隐疾，一种精神施虐的畸形心理。小说从强权开始，以无声的羞辱为手段，不断地展示了人性中的刁蛮与奸诈。类似的短篇，还有李云的《舌尖上的洛丽塔》和哈金的《作曲家和他的鹦鹉》，它们立足于明确的隐喻策略，在互喻性的叙事中，不断展示难以厘清的人性状态。 钟求是的《皈依》和王手的《西洋景》都是从现实出发，凸现了日常伦理笼罩下的生存尴尬，换言之，也体现了人性的某些痼疾。像《皈依》，就饶有意味地叙述了一对中年夫妻的精神空虚和生活的错位。同时，作者也揭示了一个被人们普遍忽略的生存镜像，那就是生活小康之后，我们如何安顿自己的灵魂。我以为，这是《皈依》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思索的现象。《西洋景》延续了王手一贯的暧昧性叙事，耐心十足地捕捉那些两性之间的私密情态。柯依娜和龙海生为了享受偷情的愉悦，只能不断地在时间和空间上“捉漏”。随着他们频繁地“捉漏”，一幕幕“西洋景”终于在眼前打开，大学老师式的约会，男女服务员用屁股调情，车库保管醉心偷窥……从上层白领到下层民工，太多人都在为情欲奔波，但最终受到处罚的却是保管。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默许他人调情，却不容旁人窥视。 余味不足留下遗憾 回顾2011年的短篇创作，就我的阅读而言，当然也有不少的遗憾。譬如，有不少作品在叙事上颇显粗糙，作家没有尽心尽力去玩索。有些短篇的故事胚胎很不错，然而作者在驾驭结构或处理细节时，却过于轻率，使人读来难以信服。像王祥夫的《真是心乱如麻》就非常典型。一个无家可归的保姆照顾一位子女在海外的老人，有吃有住有工资，当然很满意。可是，当老人突然死去之后，保姆为了保全自己的生活，面对海外子女隔三差五的电话，居然通过简单的搪塞，与死者同居了数月。小说在叙事情节上没有提供任何较为充分的逻辑支撑，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 当然，更多的短篇还是在情节的转换之处用力不够，或打磨不足，缺乏坚实的逻辑支撑。像刘荣书的《父亲的捕鱼船》、马晓丽的《杀猪的女兵》、关仁山的《镜子里的打碗花》、吴君的《十七英里》等，曾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然而，当我再度细细地品味时，总感到要么其中的一些细节处理生硬，不够自然圆润；要么在关键之处，缺少必要的情节铺设；要么在处理复杂的对抗关系时，形而上的升华能力不够，影响了作品的内蕴。如胡学文的《关系》，让人自然联想到卡尔维诺的短篇《一对夫妻的奇遇》，然而它在叙事的情感穿透力上，在人物关系的调度上，都过于戏剧化，削弱了文本应有的情感深度和内在韵致。 所谓“良工善得丹青理”。人们都明白，好的短篇，应该拥有某种丰厚绵长的“味儿”，但在实际创作中，要做到此点确非易事。像邓一光在本年度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圳生活的短篇，包括《宝贝，我们去北大》《乘和谐号找牙》《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深圳在北纬22°27′—22°52′》《罗湖游戏》等，它们均以略显诙谐的笔触，书写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深圳一带的生活，而且作者常常直取场景，不对人物进行来龙去脉的纠缠，借助横截面式的叙述，迅速凸现小说的内涵。但每每读来余味不足，叙事背后少了些蕴藏的内力，这多少让人有些遗憾。 原载：《文艺报》2011年12月23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2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