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舍来自市民阶层，从立场和趣味上判断，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代表市民思想和情感的作家。在他从事创作的41年里，虽然大部分时间不在北京，但无论是在伦敦、济南，还是青岛、重庆，就创作内容而言，他都在写北京。北京是他生长的故乡，是他创作的源泉。老舍曾经说过：“在抗战前，我已写过八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虽然我在天津、济南、青岛和南洋都住过相当的时期，可是这一百几十万字中十之七八是描写北平。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地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1](P109) 描写北京人的生活，自然要涉猎老北京的风土习俗。风俗描写是构成老舍小说“京味”风格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任何一种风习都是创造于民间，又传承于民间，它是处于平民地位的民间群体的历史创造。老舍创作中对北京古老风俗民情的描绘，折射出他创作的通俗倾向。 一、市民日常生活环境的真实描写 北京的街道从明朝永乐年间营建，至清末，在布局和规模上基本上没大的变化。连接各条大街的是被当地人称为“胡同”的小巷子。随着时代的推移，胡同越来越稠密。《四世同堂》里描写的那个葫芦状的“小羊圈胡同”，不但实有其名，而且还是老舍的出生地。小说中这样写道：“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住在这里的都是老北平典型的各色人物，有四世同堂的祁家人，有“每天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的钱默吟先生，有从事“窝脖儿的”职业的古道热肠的李四爷，还有地位低贱的平民百姓：剃头匠孙七夫妇，拉洋车的小崔夫妇，沿街叫“转盘的话匣子”为业的马老寡妇的外孙，棚匠刘师傅夫妇。除此，还有唱戏玩票的小文夫妇，后来沦为汉奸的冠晓荷一家。通过老舍对胡同里的风情、习俗和各色住户的逼真描绘，我们看到了日伪统治时期北平市民生活的横断面。老舍通过他所熟悉的小胡同、大杂院由小及大地表现北京。 二、节令民俗的生动展示 老舍特别擅长描写北京的节令。以《四世同堂》为例。 老舍写北京人过端阳节：“家家必须用粽子、桑葚、樱桃供佛”，较殷实的人家还要吃“五毒饼”。“人们只有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像端阳节必须吃粽子、樱桃与桑葚———生活着才有乐趣”。中秋节“街上的香艳的果摊中间，还有多少个兔儿爷摊子，一层层的摆起粉面彩身，身后插着旗伞的兔儿爷，有大有小都一样的漂亮工细。有的骑着老虎，有的坐着莲花，有的肩着剃头挑儿，有的背着鲜红的小木柜，这雕塑的小品给千千万万的儿童心中种下了美的种子”。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腊月二十三送灶，腊月三十迎灶，有一套完整的礼仪。有钱人家真讲究，没钱人家穷讲究。 老北京人风俗习惯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讲究礼节。北京长期作为皇都，形成了帝辇之下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习惯。老舍用“官样”一词来概括北京的文化特征。这包括许多方面，如讲究体面、排场，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则是其中之一。老舍作品处处都在写礼仪，礼仪既是北京人的风习，也是北京人的气质。“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北京人多礼，生日寿诞，婚丧嫁娶，逢年过节，都有一些礼节和仪式。《骆驼祥子》中刘四爷过生日，祥子要送礼。《离婚》中张大哥的儿子被放出来，也要请客送礼；老李的家眷从乡下来，同事们要送礼。《二马》中，老马赔本要送礼。《四世同堂》则直接详尽地描写祁老人“自幼长在北京，耳习目染跟旗籍人学习了许多规矩礼路”。老舍对这些北京风习的描写都是通俗有趣味的。 三、创作中对通俗性的自觉实践 周扬曾经评价老舍说：“从三十年代起，他就放下大作家的架子，同民间艺人交朋友，拜他们为师，学习通俗文艺的艺术技巧———他从民间文艺那里汲取营养，同时也熟知人民群众喜爱什么不喜爱什么。他非常尊重人民群众的欣赏口味和习惯，他认为‘土’比‘洋’可贵，‘土’比‘洋’更难。”[2]这里的“洋”指的是五四新文学中的欧化倾向。五四新文学在其诞生期和成长期，曾受到外国文学的很大影响。由于翻译作品的大量刊行，又由于许多新文学作家都曾经在国外留学，直接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和熏陶，所以新文学普遍存在着欧化的倾向，没有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老舍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自觉地追求创作的通俗化、大众化风格。这种创作倾向突出地表现在他非常注意适应市民的欣赏口味和欣赏习惯。 1.故事性的刻意营造 由于受传统说唱文学的影响，市民阶层的欣赏口味集中表现在对作品故事性的追求上。而老舍作品的故事性都很强，不论什么题材，在他笔下，都会成为一篇生动的故事。关于这一点，老舍自己也曾有过明白的表示：“郑西谛说我的短篇每每有传奇的气味!无论题材如何，总设法把它写成个‘故事’。这个话———无论他是警告我，还是夸奖我———我以为是正确的。”[3](P303) 老舍组织故事时，一般采用叙述手法，在作品的开头，将主要人物作一个大概介绍，给读者留下一个总体的印象。交代之后，又故意设置悬念，提出问题并不解答。很明显，这是吸收了我国传统小说、评书结构故事的方法。如《老张的哲学》，作品一开头就把老张这个人物的特点介绍给读者：“老张的哲学是‘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他的宗教是三种：回，耶，佛；职业是三种：兵，学，商；言语是三种：官话，奉天话，山东话；他的———三种；甚至于洗澡平生也只有三次。洗澡固然是件小事，可是为了解老张的行为与思想，倒有说明的必要。”放下“宗教”、“职业”、“言语”先不表。先说明为什么“洗澡平生也只有三次”。之后才一一介绍为什么宗教、职业、言语是“三位一体”。通过几个小事例的介绍，老张这个人物的特点便深深地印在读者的心中。作品从第二章开始才正式进入故事情节。这种开头，自然是要引起读者的兴趣，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2.情节的曲折圆整 故事展开之后，在情节处理上，老舍又注意跌宕起伏的效果。老舍小说很少用倒叙、插叙，通常以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前后内容总有一定的连续性，人物关系总是交待得请清楚楚。如《离婚》中，张大哥是主角，其他人围绕其发生关系，老舍说：“我得使‘张大哥’统领着这一群人，这样才能走不了板，才不至于杂乱无章。”“《离婚》在决定人物时已打好主意：闹离婚的人才有资格入选。”[4](P31)由于每个人物都在婚姻问题上有一段曲折的经历，所以才造成情节的曲折有致，跌宕起伏。在《骆驼祥子》中，老舍注意偶然与必然的巧妙结合，使情节富于戏剧性。祥子的悲剧一方面通过一次次偶然的打击体现(兵匪掠车，孙侦探敲诈，虎妞引诱，小福子上吊———)，另一方面所有的偶然事件又促其向必然的人生悲剧结局迈进。由于每个不幸的人物都与祥子发生着联系，从而揭示了“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5](P45) 老舍小说的结尾，总要把有关人物的下场、结局做一个交代，前呼后应，使故事有头有尾。如《骆驼祥子》中虎妞因难产无钱请医生而死去，小马已饿死，刘四爷回来找女儿险些被祥子揍，老马流落街头卖茶水油条，小福子上吊自杀，祥子成了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种收尾方式才符合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因而是通俗的。 3.人物形象的类型化倾向 为了更进一步适应读者的欣赏口味，拉近作品与读者的距离，老舍还非常注意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他认为：“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足垂不朽。”他反对才子佳人和英雄人物式的创作。“人类显然的是朝着普遍的平均的发展走去；英雄主义在此刻已到了末一站，将来的历史中恐怕不是为英雄们预备的了。”[6](P83—84)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的作品人物集中表现平民百姓和小人物。在市民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他笔下的人物分为善恶两个不同的群体，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往往看到善恶对立的两种人物系列。善人系列有：赵四(《老张的哲学》)、李景纯(《赵子曰》)、李子荣(《二马》)、大鹰(《猫城记》)、祁瑞宣(《四世同堂》)等。他们一般都具有勤劳善良、忠厚、礼貌、宽容正直、义气的美德，这也是老舍自己的一种人生理想。与此相对应，恶人之流也可以排出一长串：小赵(《离婚》)、毛博士(《牺牲》)、大赤包、冠晓荷《四世同堂》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奴颜婢膝、为虎作伥、崇洋媚外、寡廉鲜耻。 老舍对人物的评价具有浓厚的市民文化色彩，善与恶的标准都是以市民的价值观为取舍的，因此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所凝结的精神特质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市民阶层的文化伦理特色。这种善恶标准使得老舍在人物塑造与描写手法上，一以贯之地采取了类似中国传统评书中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式。人物一出场，其基本性格就确定了。这种塑造方式仅从人物外貌描写就可见其一斑，“虽然已有五十七八岁，钱默吟先生的头发还没有多少白的。 矮个子，相当的胖，一嘴油光水滑的乌牙，他长得那么敦厚厚的可爱。圆脸，大眼睛，常把眼睛闭上想事儿。他的语言永远很低，可是语气老是那么谦恭和气，教人觉得舒服。”这是善人的面貌特征。“红红的一张脸，微点着几颗黑痣，按《麻衣相法》主多才多艺。两道眉毛联成一气，黑丛丛遮着两个小猪眼睛。一只短而粗的鼻子，鼻孔微微向上掀着，好似柳条上倒挂的鸣蝉。一张薄嘴，下嘴唇向上翻着，以便包着年久失修渐行垂落的大门牙，因此不留神看，最容易错认成一个夹馅烧饼。左脸高仰，右耳几乎拉在肩头，以表示着师位的严肃。”老张的这张不周正的面相，似乎只能与恶棍画等号。善人恶人之间是绝对的对立，没有丝毫共同的人性，也没有任何转变的可能。这种类型化的描写，虽然影响了老舍作品中人物个性刻画的复杂性，却因为符合市民阶层的是非判断标准和审美情趣，所以能被广大读者认同和接受。 4.语言表达的浅近俗白 老舍创作的通俗化追求还体现在语言上。在他40多年的创作中，他始终坚持使用充满生活气息的通俗化的口语。从他创作开始，就力求语言的生动、通俗。“一个洋车夫用自己的言语能否形容一个晚晴或雪景。”“假如他不能的话，让我代他来试试。什么‘潺爰’咧，‘凄凉’咧，‘幽径’咧，‘萧条’咧———我都不用，而用顶俗浅的字另想主意。”[7](P13)到了30年代，他这种力求用通俗的语言进行创作的态度更加坚定了。特别是当他完成了《小坡的生日》之后，说：“有人批评我，说我的文字缺乏书生气，太俗，太贫，近乎车夫走卒的俗鄙；我一点也不以为耻!”[8](P20)“我的野心(恐怕生平只有这么一点野心)就是想从日用的俗语中创造出文艺作品来：不教雅语丽词压住我，我要从俗话中掏出来珍珠。”[9](P608)具体到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和文学性统一了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致而不雕琢。其所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他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从中渗透出北京地区特有的文化气息，这既是“京味”的重要体现，也得力于老舍对市民语言和民间文艺的热爱与熟悉。 四、结语 老舍的小说并非一般通俗读物可比拟，在表面的通俗下则满蕴着高雅厚重的文化神韵。描写节令风俗，老舍不单单是为了营造环境，增强作品的地方特色，“在许多场合，更是由批判封建的文化传统这种总的意图出发的。”[10]对其批判性的剖析和展示，传达出老舍建构新文化的强烈愿望。老舍笔下的市民重礼节、讲排场，重享乐，一方面展现了北京市民特有的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但从中也可以窥探到国人依托节令的种种繁文缛节和虚伪矫饰心理。作家在《四世同堂》中写到做了亡国奴的北平人“有钱的，没有钱的，都努力的吃过了饺子，穿上最好的衣裳；实在找不到齐整的衣服，他们会去借一件；而后到北海———今天不收门票———去看升平的景象。他们忘了南苑的将士，会被炸弹炸飞了血肉，忘记了多少关在监狱里受毒刑的亲友，忘记了他们脖子上的铁索，而要痛快的，有说有笑的，饱一饱眼福。”这种享乐主义文化映照出的正是人们麻木、浑噩、苟安的精神世界。所以老舍不无痛惜地感慨道“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心动魄的事情和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这种世世代代的智慧凝聚成的享乐型文化的畸形发展，可能将国人向上的精神消磨殆尽。所以老舍所描绘的北京风习，不仅是一种风习，也是一种文化展示。在此基础上，老舍小说的通俗品质得到提升，而拥有了厚重的文化内涵。老舍自己说：“写通俗的文艺，俗难，俗而有力更难。能做到俗而有力恐怕就是伟大的作品吧？”[11](P169)老舍把自己的通俗审美情趣与国民性批判、文化批判进行了巧妙的拼接，既为新文学小说灌注了强大而新鲜的生命力，也切实提高了大众文学的境界和层次，他确实做到了“俗而有力”。 [参考文献] [1] 老舍.三年写作自述[A].老舍论创作(增订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2] 周扬.怀念老舍同志[N].人民日报， 1984-03-19(7). [3] 老舍.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得[A].老舍论创作(增订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4] 老舍.我怎样写〈离婚〉[A].老舍论创作(增订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5]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A].老舍论创作(增订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6] 老舍.人物描写[A].老舍论创作(增订本)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7] 老舍.我怎样写〈二马〉[A].老舍论创作(增订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8] 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A].老舍论创作(增订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9] 老舍.编写民众读物的困难[A].老舍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10] 赵园.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J].文学评论， 1982(2). [11] 老舍.未成熟的谷粒(八)[A].老舍论创作(增订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作者简介：尤红娟(1973—)，女，陕西西安人，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 (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5) 原载：《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8月第11卷第3期 原载：《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8月第11卷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