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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绝大多数传记作品都认为，郁达夫1936年底赴日目的是“奉蒋介石之命”敦请郭沫若归国。此种说法应该源自郁达夫亲人的如下回忆： 他重新投入时代的洪流也是在福建——即1936年冬的日本之行。那次行程据他说是应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的，但实际上负有一项秘密使命：向亡命日本已达十年的郭沫若转致南京国民党政府为抗日战争终将爆发而要郭伺机回国之意。南京当局系由何濂（南京政府的国防经济委员会主任）致电陈仪转告父亲赴日一行的，还拨发治装费两百元。在从东京寄回的照片上我第一次见他身穿西服。这事父亲自是欣然从命。[1] 一九三六年的冬日，南京侍从室何廉奉蒋介石之命打了一个电报给福州的陈主席。电文的大意是：叫郁达夫到日本去一次，去到东京和郭沫若谈谈，要叫郭沫若回国来，可以取消对郭的通缉令（原来是通缉郭沫若十年），同时，交给郁达夫治装费数百元。当时，我还从杭州赶到上海来送郁达夫上船。[2] 郁达夫本人的说法却与此不同：“这一年的冬天，因受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3]，“他说这次来日本，是为福建省政府购买印刷机的。借此机会也好来久别的日本玩玩”[4]。根据《郁达夫将由沪东渡讲学，时期两个月，报酬二千元》（1936年10月20日《小民报》）、《郁达夫赴日讲学，欲定勾留一月归途将赴台湾》（1936年11月13日《小民报》）可以推知，郁达夫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主要目的是讲学，同时顺便为福建省政府购买印刷机。 根据常识判断，郁达夫1936年底日本之行不可能是“奉蒋介石之命”敦请郭沫若归国。 首先，因为郁达夫的《广州事情》（1927年1月6日）及其他原因，郭沫若与郁达夫断绝往来已近十年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贸然叫郁达夫去敦请郭沫若回国。 其次，郁达夫1936年11月13日就已到达东京，与郭沫若谈回国问题的时间却是12月6日。如果郁达夫赴日目的是敦请郭沫若回国，那么不可能拖这么长时间才谈这一问题。 其三，郁达夫回国后便尽力奔走，并且有福建省政府主席兼驻闽绥靖主任[5]陈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群等人进言斡旋，但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政府仍然没有给郭沫若汇去旅费。如果郁达夫赴日目的是“奉蒋介石之命”敦请郭沫若回国，那么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可能或没必要发生。 其四，根据殷尘（金祖同）的《郭沫若归国秘记》可以知道，郭沫若回国前不但为留在日本的妻儿担心，而且为回国后的自己担心。如果郁达夫赴日目的是“奉蒋介石之命”敦请郭沫若回国，那么郭沫若便没必要为回国后的自己担心。 如果郁达夫1936年底赴日目的不是“奉蒋介石之命”敦请郭沫若归国，那么郁达夫在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时为何写这样一段话呢？“在抗战前一年，我到日本去劝他回国，以及我回国后，替他在中央作解除通缉令之运动，更托人向委员长进言，密电去请他回国的种种事实，只有我和他及当时在东京的许俊人大使三个人知道。”[6]这便是我们现在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二 问题的考证 要想搞清楚该问题并不难，只要搞清楚郁达夫在日本期间与郭沫若的交往情况即可。 据郭沫若的《达夫的来访》和小田岳夫的《郁达夫传》可以知道，郁达夫在日本期间共到郭沫若寓所3次：11月中旬随改造社的S前往佐藤家[7]请郭沫若参加改造社长山本实彦主持的晚宴，11月29日到佐藤家请郭沫若全家到东京吃饭，12月6日到佐藤家叫郭沫若去野外长谈并一起在外面吃饭；与郭沫若一起参加宴会5次：11月中旬改造社长山本实彦主持的晚宴，11月24日竹内好、武田泰淳等为中心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举办的宴会，11月29日郁达夫请郭沫若全家到东京吃饭，12月12日中央公论社社长嶋中雄作主持的欢迎郁达夫的宴会，12月16日日本笔会主持的晚宴（散席后，与郁达夫一起到于立忱寓所）。到目前为止，笔者只找到11月中旬、11月24日、11月29日、12月6日、12月16日这5次交往的史料。尽管有些遗憾，但通过前4次交往（12月16日这次交往情况请见郭沫若的《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由于该文对考证“郁达夫1936年底日本之行与郭沫若归国关系”作用不大，为节省篇幅计，从略），不但能够回答郁达夫回国后为郭沫若归国尽力奔走的原因，还能进一步证明郁达夫1936年底赴日目的不是“奉蒋介石之命”去敦请郭沫若归国。 11月中旬 11月中旬的一天黄昏，郭沫若正在家里与一位医生谈些医疗上的问题，“突然”在玄关门口出现了郁达夫，郭沫若“喜不自禁”地叫了起来，并迎了出去。郭沫若走到玄关去迎接，发现还有一位日本人S同路。S告诉郭沫若：“今晚社长同达夫先生接风，在这个机会上一定要请先生出席。我们是坐着汽车来迎接先生的。请务必准备好，我们立刻就走。”尽管郭沫若因自己曾谢绝过改造社约稿有些踌躇，但还是跟着去了。到了改造社，编译会刚好开完，社长山本实彦仍要郭沫若对《大鲁迅全集》提意见，郭说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然后一行11人坐车前往一家日本料理店。在这家料理店里，他们一起饮酒、唱歌、题字。应郁达夫之请，郭沫若“拿着笔踌躇了一下”，写下了“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四句。[8]以上便是郭沫若的《达夫的来访》记载的主要内容。 小田岳夫在《郁达夫传》中是这样记载该次相聚的： 大约是达夫来到日本过了些天之后吧，在改造社召开该社发行的《大鲁迅全集》（鲁迅已于上月十九日逝世）的翻译碰头会。我也作为翻译者中的一员出席了。因一些有关人员还没有到，就在社长会议室等候。这时，一眼看到了佐藤春夫。再一看，没想到接踵而至的竟是达夫。原来，达夫再次去访问春夫，听说春夫正要去改造社，因想与自己的故旧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会面，就同道此来了。 山本马上打算为郁达夫举行欢迎会。今天，很难得有有关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士聚集一堂，与其定在其他日子，倒不如就定在当天晚上举行欢迎会。于是马上派人去叫木村毅、林芙美子等达夫的旧友，又觉得应该将住在国府台的郭沫若请来，就马上决定派一名职员驱车前往国府台去接沫若。 达夫还未去拜访郭沫若，所以他就借机立即同车前往。达夫来日之事是已通知了沫若呢？还是突然前去访问呢？尚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他这次访问是意在同沫若言归于好。 幸好，沫若在家。将近傍晚时分，达夫陪着沫若再次来到改造社。停了一会儿，就一同到了赤坂饭庄。 ………… 接着轮到了沫若，他先举杯与山本同干。原想这下该唱歌了吧，但他却又举杯再干了一次。这次总要唱了吧，正准备听，他却仍然没有唱，重又一边微笑，一边举起酒杯。在座的人大都被他这种“表演”感动了。酒过三杯之后，总该拿出节目来了吧，他却也和达夫一样朗诵了那首古诗。然其声调激昂，情怀悲切，令人感怀不已。 一阵歌声鼎沸之后，女佣人把几张彩纸放到达夫和沫若而前。那时已经主客混杂，大家端着酒杯，随意走动，我也不知不觉走到他们俩的旁边，看二人即席赋诗。达夫的书法虽独具一格，但决非杰出之作；而沫若的书法洒脱奔放，且有古雅之风，堪称名笔。 停了一会儿，达夫对沫若说： “沫若，送我一首吧。” 沫若持笔而思，稍停片刻，挥毫即成七言绝句： 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 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9] 将这两人的文字放在一起可以知道：一、郁达夫是看见有人去接郭沫若时“借机立即同车前往”，并非专门拜访；二、从郭沫若“声调激昂，情怀悲切”地朗诵“风萧萧兮易水寒”这首诗和写下“那堪国破又家亡”这样的诗句可以推断，郭沫若虽然生在日本，却心怀祖国，并且对现状不满。 11月24日 关于该次晚会，（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年谱有如此记载： 这期间的事可详见《广陵散》（《达夫的来访》），不难想象，两人（郭与郁）是会谈到迫切的日中形势和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的。郭沫若本人对故国的形势的忧虑，可以从这次宴会给郁达夫写的七绝的第四句： “那堪国破又家亡”里知道。也许郭沫若在会见郁达夫的时候，就已经下决心要回国了。二十四日晚上研究会召开的欢迎会，他代郁达夫接杯痛饮。 后来同人们推测，这大概是怕喝醉酒随便说的郁达夫，把他们的事泄露出来。他在深夜宴会结束时，握着武田泰淳的手反复说：“我永远在日本住下去”，出门高喊“大日本帝国万岁！”[10] 需要说明的是，该段文字记录的应该是两次宴会的情景：11月中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主持的晚宴，11月24日竹内好、武田泰淳等为中心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举办的宴会。并且从该段文字的叙述语气可以看出，该段文字写于郭沫若归国后，而不是宴会后。搞清楚这两点后便会发现这段充满猜测的文字很有些自相矛盾：一、参加此次宴会前，郭沫若与郁达夫仅共同参加过山本实彦主持的晚宴，根本没时间私下交谈归国这样重大的问题，他担心郁达夫喝醉酒后“把他们的事泄露出来”岂不是无稽之谈？二、如此“谨慎”的郭沫若既然担心郁达夫喝醉酒后“把他们的事泄露出来”，为何自己在给郁达夫题诗时却写下“那堪国破又家亡”这样容易令人生疑的诗句？有些人也许会说，说不定郁达夫来日本前已将此事写信告诉郭沫若。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一、目前找不到任何相关原始文字；二、郁达夫不可能在绝交近十年后贸然给郭沫若写这样重要的信；三、如果郁达夫写过这样的信，郭沫若见到郁达夫时便不可能感到“突然”并且“喜不自禁”，在山本实彦主持的晚宴上郭沫若更不可能写下“那堪国破又家亡”那样的诗句。 11月29日 11月中旬郁达夫到佐藤家时，曾对郭沫若妻子安娜说：“礼拜天再来，看大的两个孩子。”郁达夫在第二个礼拜天果然来了，并请郭沫若一家外出吃饭： 十一月二十九号是礼拜，在将近黄昏的时候，达夫一个人果然来了。他说孩子们没吃好饮食，太可怜，要把我们一家人都约到东京去吃中国菜。 住在东京的两个大孩子只有阿博回来了。结果是我与阿博、阿佛同达夫一路往东京，在神田的一家北京馆子里吃夜饭。 我懒得换洋服，以为纵横是自家人，便随意穿着和服了事。但套在和服上的“英邦纳斯”（Inverness），日本人所惯用的大衫，我是没有的。 到了神田，达夫怕我着凉，在一家洋货店里买了一条骆驼绒的颈巾送我。他这厚意，真是使我感激，想到了古人的解衣推食之举。[11] 同席的古谷纲武是如此记载此次会餐的： 耳朵背、脸上充满忧愁，穿着和服的郭沫若，给我的印象是富有魅力的。听说他亡命日本后，一直过着贫苦生活，我是对他抱着好感的。我感到他象中国古代的文人，和郁达夫是完全不同的。他的态度也是卓有学识的谦虚，使我感到诚惶诚恐。饭后喝茶时，郁达夫唱中国民歌，唱了很多首。郭沫若好象很长时间没有看到故乡似的，脸上露出一种悲伤的表情，侧着背听的耳朵，认真地听着。每唱完一首，我们都笑着鼓掌。我带着几分恭维的心情和使这位温厚的绅士为难的逗趣感情说：“郭先生，这次请你给唱一首吧。”出乎我的意外，学者郭沫若并没有说：“我不行。”他好象正在等着自己的顺序，并不胆怯，马上就唱起来。紧闭眼睛，高声歌唱。歌声带着一种莫名的热力，或者说使人感到一种悲怆，我们陷入奇妙的深沉的感动中。接着郁达夫说明了这歌的大意，不过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12] 据同事回忆，郁达夫回国后曾对人说起此次会餐： 达夫先生返国以后曾对我们说，他在日本时，所到之处，备受热烈欢迎，绝非旧中国一个地方政府公报室主任所能享得的。言外之意是说明他个人在日本社会中声望颇高。并云，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处境非常不好，时受日本宪警监视，只能蛰居家中。有一天中午造访其家，见尚未开饭，于是邀其全家到附近小饭店吃便饭，孩子们极为高兴，狼吞虎咽地饱食一餐，由此可知郭沫若当时的生活也非常困窘。[13] 将这三人的文字结合起来可以知道：一、郁达夫认为郭沫若当时的生活“非常困窘”，不但自己没有“日本人所惯用的大衫”，而且孩子们平时也吃得不好，以致借机“狼吞虎咽地饱食一餐”；二、郁达夫对郭沫若的处境非常同情，不但请吃饭，还“在一家洋货店里买了一条骆驼绒的颈巾”送给郭沫若；三、生在日本的郭沫若确实心怀祖国，以致听郁达夫唱中国民歌时“脸上露出一种悲伤的表情”，并对现状确实不满，以致唱歌声音给人以“悲怆”之感。 12月6日 12月6日，郁达夫第三次到佐藤家，一看见郭沫若就说：“我昨天的讲演被警察禁止了。”该次演讲由日华学会主办，题目是《中国诗的变迁》，这样一个与政治毫无关系的题目却在开讲之前被禁止了，所以郁达夫很生气。在得知郭沫若当天没有其他安排后，郁达夫“要求到外边去散步”。在江户川大堤上，郭沫若“与达夫并肩而行，用着母国话谈着些无足轻重的往事。然而这在我是十年以来所未有的快活”。至于谈话内容，郭沫若的记录非常简单： 话头本无足轻重，自然值不得纪录，有好些，也就和那拂面的江风一样，吹过后便毫无痕影了。只记得达夫说到他打算到欧美去游历，回国后想寻个机会来，实现这个计画。这层，我是极端赞成的。我看达夫的使命依然是做个文艺作家，与其为俗吏式的事物所纠缠，宁应该随时随地去丰富自己的作家的生命。凡是达夫的友人，怕应该注意在这一点，玉成达夫的志愿的吧。 达夫说，他以后打算多取历史的题材来做长篇的创作。这自然是该走的一条路。他又说他打算用旧诗的形式来尽量表现新的现象。这种黄公度路的重践，我却没有表示出什么可否的意见。[14] 关于郁达夫此次拜访郭沫若的前后情况，佐藤春夫有如此说法： 我怎么会把你当敌国的间谍呢，这我当时连想都没想过。你回国时显得神色慌张，而且走后不久就发生了你的挚友郭沫若君从千叶家里逃回中国的事件。正因为我知道半个月前你走访过郭君，所以难免猜测你扮演了帮助他脱逃的联络员的角色。当时我提出带你去郭家，不料被你断然拒绝，而且那天你我畅叙久别之情直至深夜，在没车的情况下你不顾我好言挽留执意要返回旅店。是你过分见外让我觉得你的东京之行另有目的。[15] 将这两段文字结合起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郁达夫此次前来，一定是找郭沫若谈论非常重要并且极其秘密的事情，否则没必要“断然拒绝”自己“最崇拜”[16]的佐藤春夫的好意，同样没必要“要求到外边去散步”，结合郁达夫的“在抗战前一年，我到日本去劝他回国”的说法可以知道，此次谈话一定与郭沫若回国问题有关；二、郁达夫劝郭沫若归国不是奉命而来，而是出于友情，并且是到日本后才决定这样做的，否则郁达夫不会说自己“打算到欧美去游历”——一个奉命敦请别人回国的人是不可能说自己打算出国的；三、郁达夫和郭沫若的谈话纯粹是朋友式的、漫谈式的，不但郁达夫劝郭沫若归国，郭沫若也劝郁达夫“与其为俗吏式的事物所纠缠，宁应该随时随地去丰富自己的作家的生命”。郁达夫后来为郭沫若回国奔走，则完全是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中国情形，与前十年大不相同，我之甘为俗吏者，原因亦在此。”[17] 要想知道郁达夫到日本后决定请郭沫若回国的原因同样不难。11月中旬、11月24日、11月29日与郭沫若的三次接触一定使郁达夫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心怀祖国的郭沫若在日本受到宪警监视，精神郁闷，生活困窘，对现状非常不满。12月5日自己的讲演被禁止，一定会加深这样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郁达夫产生请郭沫若回国的想法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三 余波与结论 抛妻别雏回到祖国参加抗战是“继鲁迅之后”的郭沫若一生最重要的选择之一。在不少人看来，如果郁达夫1936年底赴日是“奉蒋介石之命”敦请郭沫若归国，那么这也是郁达夫一生中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笔，因此选择了偏听偏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些人甚至颠倒时间顺序，根据需要将一些相关事情拼接起来，写得煞有其事，实为错误百出。更可悲的是，在国人认为是光荣之行的日本之行，在不少日本人那儿却被认为是可耻的间谍行为，一些国人不顾事实的说法就这样成了证明日本人观点的证据。 1938年，日本作家佐藤春夫在《日本评论》三月号发表影射郭沫若与郁达夫的《亚细亚之子》。在该电影故事梗概中，郑某（影射郁达夫）赴日目的是：“祖国的知识阶层期待着你的狮子吼呢！实际上，我这次突然决定来日本就是为了这件事。你那在鲁迅去世后失去了指导者的祖国在期待着你！你若有意，凭我的力量，让蒋介石取消十年前通缉令这种事情也许还是能够做到的。”在郑某的劝说下，汪某（影射郭沫若）回到了中国。由于郑劝汪回国有功，得到蒋介石赏给的原本用来通缉悬赏汪的巨额款子的数倍。[18]看见该梗概后，郁达夫于同年5月9日作《日本的娼妇与文士》，该文在介绍《亚细亚之子》内容的基础上，痛斥“日本的文士，却真的比中国的娼妇还不如”。[19] 尽管郁达夫在5月9日的文章中对日本文士进行了严厉斥责，但古谷纲武同年11月在日本《中国文学月报》第44号发表的《郭沫若与郁达夫的印象》中仍然如此写道： 这之后发生了日中事变，不久杂志登了郭沫若的日本逃出记。读时几次在我眼前浮现出在神田的中国饭馆二楼，以悲怆之声尽情歌唱的郭沫若的样子。这时我产生了愰若似懂非懂的复杂心情。我是什么也不懂的，以一视同仁的感情，和他们过了一天。现在回想起来，郁达夫到底是以什么目的到日本的呢？郭沫若想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许他向我们表示的还有内心深处的别样面孔。[20] 直到1974年，小田岳夫在写作《郁达夫传》时仍然对郁达夫此行目的持怀疑态度： 在日中已经开战的情况下，“郁达夫来日本恐怕未必……”，持此种怀疑态度的人，也并非笔者一人。其根据是，达夫与沫若那次在赤坂饭店吟诵的诗都是“风萧萧兮易水寒”，沫若书赠达夫诗的末尾写有“那堪国破又家亡”。然而，战后沫若明确地否定了这一点，他说接到达夫的电报是翌年5月（前面已出现），而在5月之前也完全没有此等事（《再论郁达夫》）。他既然这样讲，也只好认为如此吧。[21] 尽管不少国人和日本人对郁达夫1936年底赴日行为的评价不同，但他们都认为（或怀疑）郁达夫此次赴日目的是敦请郭沫若归国。但从笔者的考证可以看出，郁达夫此次赴日目的不是奉命敦请郭沫若归国，而是到日本后看见郭沫若的情况后才临时提起。如此一来，将此行解释为郁达夫光荣之旅的国人，与将此行解释为郁达夫可耻之旅的日本人，都失去了必要的事实依据。 无论如何，都请尊重事实！ 注释： [1]郁飞：《杂忆父亲郁达夫在星洲的三年》，《新文学史料》第5辑（1979年11月）。 [2]王映霞：《我与郁达夫》，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3《毁家诗纪》，《郁达夫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页。 [4][9]小田岳夫、稻叶昭二著，李平、阎振宇、蒋寅译：《郁达夫传记两种》，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106—108页。 [5]按：所写官职均为当事人当时的官职，以后不再说明。 [6]《为郭沫若氏祝五十诞辰》，《郁达夫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386页。 [7]“他（按：郭沫若）在千叶县稍事安顿便彻底改名换姓，大门口挂出『佐藤』门牌，一家人全部改姓‘佐藤’，就连郭沫若本人也改名为佐藤贞次。”（武继平：《“日支人民战线”谍报网的破获与日本警方对郭沫若监视的史实》，《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1期。） [8][11][14][21]郭沫若：《达夫的来访》，《抱箭集》，海燕书店1948年版，第261—265、266—267、269、123页。 [10] [12] [20]转引自吕元明：《日本译介郭沫若著作之一瞥》，《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专辑（1984年8月）。 [13]蔡圣焜：《忆郁达夫先生在福州》，《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68页。 [15]《呼唤旧友》，《定本佐藤春夫全集》别卷Ⅰ，日本临川书店2001年8月版。上海财经大学武继平教授曾将该文翻译成中文，该文尚未在国内发表。 [16]《海上通信》，《郁达夫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17]《郁达夫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页。 [18]佐藤春夫著、董炳月译：《亚细亚之子》，董炳月：《“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关系研究》，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48—273页。 [19]《日本的娼妇与文士》，《郁达夫文集》第8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页。 [作者简介] 廖久明，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乐山614000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