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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难才女张爱玲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刘绍铭 参加讨论

    月来整理历年朋友书信,想不到从1966年至1967年间,张爱玲给我的信,竟达十八封之多。第一封是中文写的(1966年5月26日),上款落“绍铭先生”。这么“见外”,因为大家从未见过面。
    同年六月我们在印第安那大学一个会议上第一次碰头。记得跟我一起到客房去拜访这位日后被王德威恭称为“祖师奶奶”的,还有两位印大学长,庄信正和胡耀恒。
    那天,张爱玲穿的是旗袍,身段纤小,教人看了总会觉得,这么一个“临水照花”女子,应受到保护。这么说,听来很不政治正确。但女人家看到年纪一把的“小男生”,领带七上八落,衬衣扣子众叛亲离,相信也难免起恻隐之心的。
    张爱玲那段日子不好过,我早从夏志清先生那里得知。这也是说,在初次跟她见面前,我已准备了要尽微力,能帮她什么就帮什么。
    我在美国大学的第一份差事,是在Ohio州的Miami大学,时维1964年。次年转到夏威夷。一年后拿到博士学位,才应聘到麦迪逊校区威斯康辛大学。
    不厌其详地交代了这些个人琐事,无非是跟“祖师奶奶”找差事有关。
    根据郑树森〈张爱玲·赖雅·布莱希特〉一文所载,赖雅(Ferdinand Reyher)1956年跟张爱玲结婚时,“健康已大不如前,但仍写作不辍,直至1960年初期才放弃”。
    也许是出于经济考虑,张爱玲于1961年飞台转港,通过宋淇的关系,接下了电懋影业公司的一些剧本,其中包括《南北和》续集《南北一家亲》。
    赖雅是三十年代美国知名作家,曾在好莱坞写过剧本,拿过每周起码五百美元的高薪。依郑教授解读现存文件所得,他该是个“疏财仗义”的人物。
    “疏财仗义”总不善理财。张爱玲回港赶写剧本,“可能和当时赖雅体弱多病,手头拮据有关。及至1960年代中叶,赖雅已经瘫痪……”由此可以推想,她在印大跟我和我两位学长见面时,境况相当狼狈。如果不是在美举目无亲,她断不会贸贸然地开口向我们三个初出道的毛头小子求助,托我们替她留意适当的差事。
    “适当的差事”,对我们来说,自然是教职。六十年代中,美国大学尚未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要在中国文史的范围内谋一栖身之地,若学历相当,又不计较校誉和地区,机会还是有的。
    夏志清的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国现代小说史》)于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先生以显著的篇幅,对张爱玲小说艺术和她对人生独特的看法,一一举例作微观分析。一落笔就毫不含糊地说:“……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说来,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在《小说史》问世前,张氏作品鲜为“学院派”文评家齿及。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她极其量不过是一名新派鸳鸯蝴蝶说书人而已。
    夏先生的品题,使我们对张爱玲作品的看法,耳目一新。也奠定了她日后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但这方面的成就,对她当时的处境,毫不济事。要在美国大学教书,总得有“高等”学位。学士、硕士不管用。要入雇主的候选名单,起码得有个博士学位。当然也有例外,如刘若愚。但刘教授能在美国知名的芝加哥和史丹福大学立足,靠的是等身的学术著作。
    “祖师奶奶”欠的就是行家戏称的“工会证书”(the Union card):博士学位。
    志清先生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他急着帮张爱玲找差事,想当然耳。我自己和其他曾在台大受业于济安先生门下的同学,爱屋及乌,也一样的不遗余力的为她奔走。他们接二连三的发信给已在大学任教的旧识。结果还是徒劳无功。理由如上述。
    我的前辈中,为张爱玲奔走,鞭及履及的,有罗郁正教授。他每次写信给他的“关系网”,例必给我副本。求援的信件中,有一封是给Iowa大学作家“工作坊”的Paul Engle教授。事情没有成功,因为那年的名额已经分派,给了诗人痖弦。
    六十年代中,电动打字机尚未流行。罗先生用的是旧式品种,手指按键盘真要点气力。用复写纸留副本,更费劲了。
    郁正先生古道热肠,可见一斑。
    我结识张爱玲时,因出道不久,“关系网”只及近身的圈子。投石问路的地方,顺理成章是Miami、夏威夷和威斯康辛。
    夏威夷和威斯康辛对我郑重推荐的“才女作家”没兴趣。Miami大学的John Badgley教授倒来了信。他是我在Miami大学任教时的老板。信是1966年7月27日发的。谢天谢地,该校原来在二十年代有过礼遇“驻校艺术家”(artistinresidence)的先例。
    经Badgley教授几番斡旋,终于说服校方请张女士驻校七个半月。
    依张爱玲同年八月十五日来信所说,她每月拿到的酬劳,约为千元。
    我1964年在Miami拿的讲师年薪,是七千元。除应付房租和日常开支外,还可分期付款买二手汽车。
    张爱玲对每月千元的待遇,满不满意,她没有说。不过,她七月二日给我的信中,对自己的处境这么描述:“……即使你不告诉我有关学界中耍手段、玩政治的情形,我对自己能否胜任任何教职,也毫无信心。这方面的活动,非我所长。适合我需要的那类散工,物色多年,仍无眉目。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事。你关心我,愿意替我留心打听,于愿已足,亦感激不尽。目前生活,还可将就应付。为了写作,我离群索居,不必为衣着发愁,因此除日常必需品,再无其他开支。但不管我多小心照顾自己,体重还是不断减轻。这是前途未明,忧心如焚的结果。你和你的朋友虽常为我解忧,但情况一样难见好转……”
    信是英文写的。以上是中译。张爱玲给我的十八封信中,中文只有五封。我给她的信也是英文居多。用打字机“写”信,既比“引笔直书”方便,也较容易留副本。
    1966年9月,她离开美国首都华盛顿,到了Ohio州的“牛津镇”(Oxford),Miami大学所在地。除了Miami外,牛津镇还有Western College for Women,是一家小规模的女子“贵族”学院。
    张爱玲寄居的地方,就是这家女子学校。
    九月二十日她来信(英文)说:“……病倒了,但精神还可支撑赴校长为我而设的晚宴。我无法推辞,去了,结果也糟透了。我真的很容易开罪人。要是面对的是一大伙人,那更糟。这正是我害怕的,把你为我在这儿建立的友好关系一笔勾销。也许等我开始工作时,感觉会好些……”事后我向朋友打听,爱玲那晚赴校长之宴,结果怎么“糟透了”(turned out badly)的真相。大概朋友不想我这个“保人”听了尴尬,只轻描淡写地说她这个贵宾迟迟赴会还不算,到场后还冷冷淡淡,面对校长请来为她“接风”的客人,爱理不理。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张爱玲留港期间,那时的“天皇巨星”李丽华慕其名,通过宋淇先生安排一个让她一睹才女面目的机会。宋先生不负所托。张爱玲如约赴会。出人意表的是,她没有留下来寒暄,见了我们的“影后”一面,点心也没有吃,就告辞了。她说自己“真的很容易开罪人”(do offend people easily),一点也没说错。
    张爱玲在Miami的“差事”,不用教书,但总得作些演讲和会见有志学习写作或对中国文学有兴趣的学生。
    对起居有定时的“上班族”来说,这应该一点也不为难。但张爱玲孤绝惯了,要她坐办公室面对群众,确有“千年未遇之变故”的惶恐。
    “今晚我到Badgley家吃饭,”她十月十二日来信(中文)说:“别人并没来找我。有两处学生找我演讲,我先拖宕着,因为Badgley说我不如少讲一两次,人多点,节省时间。与学生会谈的课程表明天就将拟出。周曾转话来叫我每天去office坐,看看书。我看书总是吃饭与休息的时候看。如衣冠齐整,走一里多路到McCracker Hall坐着看书,再走回来,休息一下,一天工夫倒去了大半天,一事无成。我想暂时一切听其自然,等give a couple of talks后情形或会好一点……”信上提到的“周”,是我1965年离开Miami后的“接班人”。
    张小姐大概没有好好的守规矩,没有按时到办公室恭候学生大驾。
    1967年3月,她接到东部贵族女子学院Radcliffe的通知,给她两年合约,做她要做的翻译工作。
    离开Miami前,她来了封英文信(1967年4月12日):“周起初显然把我看成是他的威胁。他转来院长的指示,要我每天到办公室,光去看书也成。我告诉他这可不是Badgley跟我的协定。后来我跟Badgley见面,提到这件事。他好像有点不太高兴。自此以后,我每次提到周时,他总是显得很不自然似的。周怎么扭曲我的话,我不知道。我本没打算以这些琐事烦你。我怕的是他在你面前搬弄是非……”
    周先生是否把张爱玲视为“威胁”,局外人无法听一面之词下判断。他们之间如果真有争执,谁是谁非,就我写本文的动机而言,可说“无关宏旨”。
    看来她没有把“驻校艺术家”的任务看作一回事,否则院长不会出此“下策”,“传令”她每天到办公室去,“光去看书也成”。
    在Radcliffe耽了两年后,张爱玲幸得陈世骧教授帮忙,到柏克莱校区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做事。兹再引郑树森文章一段:“张爱玲日间极少出现,工作都在公寓;上班的话,也是夜晚才到办公室。1971年间,任教哈佛大学的詹姆士·莱恩(James Lyon)教授,为了探讨布莱希特的生平事迹,通过赖雅前妻的女儿,追踪至柏克莱,在初次求见不遂后,终于要在夜间静待张爱玲的出现。虽然见面后张爱玲颇为亲切,但不少查询仍以书信进行,其雅好孤独,可见一斑。”
    张爱玲在加大中国研究中心服务期间,中心的主任是陈世骧教授。换了一位不知张爱玲为何物的顾主,一来不一定会录用她;二来即使用了,会否让她“日间极少出现”,大成疑问。本文以“落难才女张爱玲”为题,在感情上已见先入为主的偏袒。在“封建”时代,末路王孙迫于环境而操“贱业”,谓之“落难”。
    张爱玲出身簪缨世家。如果不因政治变故而离开上海,辗转到美国当“难民”,她留在香港继续卖文、编电影剧本,生活纵使不富裕,但最少可让她过晨昏颠倒的“夜猫子”生活。远适异国,张爱玲变了Eileen Chang。身世悠悠,已经诸多不便。更不幸的是生活迫人,不善敷衍而不得不抛头露面,与“学术官僚”应酬。不得不“衣冠齐整”,一小时挨一小时地在光天化日的办公室里枯坐。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那张爱玲的确有点像沦落天涯的“末路王孙”。
    但话得分两头。前面说过,我用“落难”二字,因在感情上有先入为主的偏袒。为什么偏袒?因为我认识的,是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我认识的,不是Eileen Chang。在异国,Ms。Chang一旦受聘于人,合该守人家的清规。现实迫人,有什么办法?主人隆重其事地替你接风,你却迟到欺场,难怪人家侧目。
    胡适回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前,在美国流浪过一段日子。唐德刚先生觉得他这段生活过得狼狈,“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他也是落难之人。
    这篇文章,拉杂写来,没有什么“中心思想”,或可作张爱玲研究补遗这一类文字看。
    原载:《教师阅读网》2007-9-1
    
    原载:《教师阅读网》2007-9-1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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