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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新锐作家，除了少数人是来自于城镇外，大部分人都生于乡村并成长于乡村文化的环境中，因而有较丰富的底层生活体验。其中许多人又有着在县、市一级乃至省会中谋职和打拼的经历。作为游走在城乡背景之间的旅人，在感受着城市变化带来的新奇和诱惑的同时，他们内心也难免会产生一些失落和挣扎，从而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的纠结和冲突。在李骏虎、杨遥和小岸表现城乡生活的小说创作中，可以看到在城市空间里活动的人的欲望是如何膨胀和释放、人的自我又是如何迷失的，并为作者对传统乡村精神的那种执著的守望姿态所触动。 李骏虎的《七年》《牛郎》《解决》《那我们去哪里呢》和《心跳如鼓》等作品中，由于失去了与历史的联系以及对未来的确定性的憧憬，其主人公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及未来的归属都缺乏明确的概念，呈现出一种无根的漂浮状态。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旋涡中身不由己，要么受到无法改变的外在力量的操控和刺激，为贪婪的欲望和恶意所驱迫，要么身心困顿疲惫、行为方式诡异。 与李骏虎笔下有如水上浮萍似的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物不同，在表现乡村生活的小说中，他提供的是另一种形象。通过《用镰刀割草的男孩》《前面就是麦季》《五福临门》《留鸟》《还乡》等作品，李骏虎在做一种逆向性的精神寻觅。在想象的催孕和重酿的作用下，他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幅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和乡村风貌的生动画面。在对这种已经或行将逝去的中国乡村及乡村生活的描绘中，人是大地之子，在自然的环境中活动；心属于身，因身的存在而存在。它们是统一的，正如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是自然的一部分一样，尚未因过度的贪欲而分裂。人的欲望和心理活动也都能得到充分合理的解释。在以城市及其商业化的进程为背景的《留鸟》《师傅越来越温柔》和《还乡》中，土地和乡村生活更是被赋予了人精神归宿的意义。 杨遥是一个具有奇特想象力的作家，他擅长用隐喻的手法来描写小人物的命运。在他最具代表风格的《二弟的碉堡》中，杨遥为读者展示了一个不安于乡村生活本分的另类形象。“二弟”节俭、聚敛和贪婪，善于经营并知道如何以最少的成本去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是乡村平和宁静的生活方式的叛逆者，因而引发了被称为“鸟镇”的村民们的嫉恨和不满。杨遥把村民对另类生活方式的抵制转化成一场荒诞的较量：她在自家院墙的扩张遭到挫败后，挑衅地将新房盖成了一座高高的碉堡，在碉堡中张扬着自己另类的快乐，而被激怒的村民则群策群力地发起了一场倾倒垃圾运动，要将“二弟”的碉堡彻底埋葬。“二弟”率领家人做着顽强的抗争，并怀着对鸟镇人深深的轻蔑将一块乌鸦的刺绣作为旗帜“高高插在屋顶上”。在这个讲述“二弟”一家与村民对峙的寓言中，垃圾运动的参与者们实际上是将人心中所有见不得阳光的阴暗都倾倒了出来，而“二弟”则用一面高扬的精神旗帜回敬着围攻者。杨遥在对乡村心态淋漓的揭示中同时也对城市化所代表的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给予了调侃和嘲讽，使作品更加具有犀利的批判锋芒。而《为什么骆驼的眼神总是那么疲惫》的主人公，是一个对城市生活业已绝望的形象，他发现自己对生活的前景已失去了热情，为深入骨髓的挫折感和倦怠感所征服，就像女儿的童话书中那匹已经知道不会在连绵不断的沙丘之后有所发现的疲惫的骆驼。他不再愿意出门，并像猪似的变得肥胖，最终在妻子带回来的一个呼啦圈上找到了救命的稻草。他执著而偏执地转着呼拉圈，越转越快，最后化作一股龙卷风破窗而出，消失了。杨遥借助这个故事，深刻地表达了小人物逃避生活的渴望，是对城市背景下无奈的人生状态耐人寻味的反讽。 一般人都倾向于认为女作家要比男作家更愿意相信爱情的力量和感情的永恒。但在读小岸的作品时，你会改变这种印象。在《水仙花开》和《半个夏天》中，小岸将城乡生活之间的距离视为阻断纯真男女之情的天然屏障。在她笔下，是城乡背景的现实差异决定了男女之间的情感能否发生和维系；而乡村女性，如果不能进入城市谋求更高的自我发展，那她对感情生活的向往就只能是非分之想，对享有理想而浪漫的爱情就只能是一种心灵的奢望。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09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0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