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新锐作家在短篇小说上的执著追求和可喜实绩，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文学现象。他们十几年来坚守在短篇小说领域里不懈耕耘，作品在全国各大刊物报纸“遍地开花”，被各种选刊、选本频频转载。他们接续山西文学的地域文脉，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又汲纳新的文学思潮和观念，努力打造自己的创作模式和个性，在短篇小说领域里风生水起，已引起了全国文坛和广大读者的瞩目。 山西有一个持久的、强劲的短篇小说创作传统。在60多年的文学发展中，曾经出现过两次创作高峰期。第一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西老一代作家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开创的“山药蛋”文学流派，他们那些充满了浓郁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的短篇小说，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第二次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崛起”的“晋军”作家如成一、李锐、张石山以及稍后的王祥夫、曹乃谦等创造的山西文学新时期，他们那些饱含人生体验和忧患意识的短篇小说，已成为经典性作品而广为流传。这些作家，他们都是从短篇小说上起步的，他们的成名作、代表作大抵是短篇小说，尽管他们后来也创作有中篇、长篇小说，但一有好的题材和构思，就又会转向短篇小说创作。短篇小说成为山西几代作家的“文学情结”，短篇小说的发展显得格外强健、成熟。 山西新锐作家群在山西文学的“族谱”上应当属于“第五代”。他们出生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大多数生于70年代，年龄相差十六七岁。他们于90年代之后走上文坛，又不约而同地把短篇小说作为主要文体。他们的文学追求和理想，要比前几代作家远大，不再满足于成为本土的地域性作家，一出道就放眼全国、冲击文坛。这个作家群，具体分析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短、中、长篇小说乃至其他文体“兼收并蓄”的作家，如葛水平、李骏虎、闫文盛、孙频、李燕蓉等，他们兼写多种文体，而短篇小说成为他们创作中的重要部分。另一种是主攻短篇小说、其他文体为辅的作家，如王保忠、杨遥、杨凤喜、李来兵、手指、张乐朋等，他们把短篇小说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在读书、写作中潜心探索它的艺术规律和表现方法，推进着短篇小说的发展。他们通过短篇小说出道、成名，又通过短篇小说锻炼、提高。 在短篇小说“写什么”和“怎样写”两个方面，显示了山西新锐作家的创作追求和特色。既往的山西短篇小说有两个特点，一是深入表现社会现实生活，二是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这批青年作家在这方面既有继承，也有拓展。王保忠的《家长会》写以煤老板为代表的“煤金”世俗文化和以校长清河为标志的精英文化的较量与博弈，李来兵的《别人的村庄》写民间“硬汉”同“土皇帝”村长的斗智斗勇，李骏虎《留鸟》写郊区农村大拆迁中农民对土地和传统生活的留恋、追寻等，都广阔、深入地表现了当下社会的现实生活。这批作家在反映底层生活上也有可贵的探索和贡献。杨遥《二弟的碉堡》《谯楼下》都表现了底层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底层民众的艰辛、抗争。如张乐朋的《童鞋》《偷电》《边区造》揭示了底层人物身上自私、卑劣、狡猾、盲从、残暴等人性和文化中的“劣根性”，是对现代“启蒙”思想的继承。表现城市社会以及各种人物，一直是山西文学的薄弱环节，近年来在新锐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改观。李骏虎的《局外人》《流氓兔》，手指的《我们干点什么吧》《我们为什么没老婆》，闫文盛的《掌上的星光》，小岸的《茉莉花》《唐娜姨妈》，孙频的《流水》《鱼吻》等，都描绘了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城市人物。山西新锐作家在塑造人物上也有高度的自觉，如王保忠《美元》中的山村女孩，《前夫》里的巧枝，葛水平《第三朵浪花》中的王友才，杨凤喜《镰刀》里的老田驴等，都是既有鲜明个性又有文化蕴涵的成功的人物形象。 在短篇小说“怎样写”的问题上，山西新锐作家一面继承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一面探索新的方法和手法，在艺术模式、表现方式、叙事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拓展和实践。如杨遥、王保忠、杨凤喜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的融合上，张乐朋、李来兵在小说复杂结构的营造上，手指、李燕蓉在现代表现方法的借鉴上，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路数和特色。尽管他们的创作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和问题，但他们正在走向成熟和强大。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09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0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