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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文艺理论家秦兆阳在上世纪50年代写的一篇论述现实主义的著名论文。我在试图评论关仁山的小说创作时，眼前顿时跳出了这个题目。仔细想来，仍然觉得这是评论或概括关仁山小说最好的题目。既然如此，我冒昧地借用一回秦老先生这个伟大的题目。 关仁山是一位有着强烈现实感的作家。他成名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年代，与何申、谈歌并称为河北“三驾马车”。关仁山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引起批评界和广大读者注意并非偶然——势不可挡的先锋文学大潮已经退去，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思想文化空场也已过去。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被所有的国人所感知，这时，是关仁山等作家首先表达了这一变化，特别是乡土中国的变化。《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年前年后》《大厂》《天下荒年》等作品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多次获奖。此后，关仁山转向长篇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先后创作了《天高地厚》《白纸门》《麦河》《信任》等长篇小说。特别是《麦河》的出版，这是一个转折点，使关仁山的创作有了巨大超越和发展，为他赢得了声誉。当然，这是关仁山经年积累的结果，丰富的创作也使关仁山逐渐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 对乡土中国的持久关注 关仁山是一位长久关注当代乡村生活变迁的作家，是一位努力与当下生活建立关系的作家，是一位关怀当下中国乡村命运的作家。当下生活和与当下生活相关的文学创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也意味着某种不安全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创作就充满了风险和挑战。但也恰恰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这种创作才充满了魅力。关仁山的创作几乎都与当下生活有关。我欣赏敢于和坚持书写当下生活的作家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麦河》，几乎与生活同步。如果没有对生活的密切关注和热情，写出《麦河》是不可能的。 《麦河》是表现当下乡村中国正在实行的土地流转政策，以及面对这个政策麦河两岸的鹦鹉村发生的人与事。实行土地流转是小说的核心事件，围绕这个事件，小说描绘了北中国乡村的风情画或浮世绘。传统的乡村虽然在现代性的裹挟下已经风雨飘摇，但乡村的风俗、伦理、价值观以及具体的生活场景，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是我曾经强调过的乡村中国的“超稳定文化结构”。但是，乡村中国又不是一部自然发展史，现代性对乡村的改变几乎是难以抗拒的。因此，乡村就处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中——面对过去，乡村流连往返充满怀恋；面对未来，乡村跃跃欲试又四顾茫然。这种情形，我们在《麦河》的阅读中又一次体验。有趣的是，《麦河》的叙述者是由一个“瞎子”承担的。三哥白立国是个唱大鼓的民间艺人，虽然眼睛瞎了，但他对麦河和鹦鹉村的人与事洞若观火、了如指掌。他是鹦鹉村的当事人、参与者和见证者。三哥虽然是个瞎子，但他心地善良，处事达观，与人为善和宽容积极的人生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某种意义上他是鹦鹉村的精神象征。但作为一个残疾人，他的行动能力和处理外部事务的局限，决定了他难以主宰鹦鹉村的命运。他惟一的本事就是唱乐亭大鼓。但是这个极受当地农民欢迎的地方曲艺，能够改变鹦鹉村贫困的现实和未来的命运吗？因此，小说中重要的人物是曹双阳。这是一个我们经常见到的乡村“能人”，他见多识广、能说会道，曾经和黑道的人用真刀真枪震慑过黑石沟的地痞丁汉，也曾经为了合股开矿出让了自己的情人桃儿。这是一个不安分、性格极其复杂的人物，也是我们常见的乡村内心有“狠劲”的人物。他是当上“麦河集团”的老总以后重新回到鹦鹉村土地上的。他希望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加入“麦河集团”，实现鹦鹉村的集体致富。 土地对农民太重要了。历朝历代只有处理好土地问题，乡村中国才有太平光景。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分下来容易合起来难。但土地流转不是合作化运动，它是充分自由的，可以流转也可以不参加流转。对乡村中国来说这当然是又一种新的探索。就鹦鹉村而言，由于双羊的集中管理和多种经营，鹦鹉村已经呈现出了新的气象，农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然，小说是写人物命运的。围绕麦河两岸土地流转这个“事件”，《麦河》在描绘冀北平原风俗风情的同时，主要书写了鹦鹉村村民在这个时代的命运和精神状态。曹双羊是一个“能人”，但也诚如桃儿所说，这是一个患了“现代病”的人，他被金钱宰制，现代人所有的问题他几乎都具备。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土地，对土地的敬畏才最终成就了这个能人。瞎子三哥的眼睛最后得以复明，这当然不是他说的“因果论”。但这个“大团圆”式的结局还是符合大众阅读趣味的。这个人物是《麦河》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他是乐亭大鼓的传人，是一个民众喜闻乐见的人物。在他身上我们才得以感受典型的冀北风情风物。应该说，是这个乐亭大鼓将《麦河》搅动得上下翻飞风情万种。可以肯定的是，关仁山对三哥这类民间人物和乐亭大鼓相当熟悉。他身边的苍鹰是个“隐喻”，这个鸟中之王，因为飞得高才看得远。三哥与苍鹰“虎子”是相互的对象，用时髦的话说，他们有“互文”关系。 《麦河》中桃儿这个人物我们在《九月还乡》中似乎接触过；她是一个来自乡村的卖淫女，但做过这类营生的人并非都是坏人。桃儿自从回到鹦鹉村，自从和瞎子三哥“好上”以后，我们再看到的桃儿和我们寻常见到的好姑娘并没有不同。她性情刚烈，但多情重义。她不仅爱三哥，而且最终治好了三哥的眼疾使他重见光明。这里当然有一个观念的问题。自从莫泊桑的《羊脂球》之后，妓女的形象大变。这当然不是作家的“从善如流”或庸俗的“跟进”。事实上妓女也是人，只是“妓女”的命名使她们必须进入“另册”，她们在本质上与我们有什么区别吗？未必。桃儿的形象应该说比九月丰满丰富得多。如果说九月是一个从妓女到圣母的形象，那么桃儿就是一个冀北普通的乡村女性。这个变化可以说，关仁山在塑造乡村女性形象方面有了很大的超越。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国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全部复杂性不掌控在任何人的手中，它需要全民的参与和实践。事实证明，在过去那条曾被誉为“金光大道”的路上，乡村中国和广大农民并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但麦河两岸正在探索和实践的道路却透露出了某种微茫的曙光。但这一切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双羊、三哥、桃儿们能找到他们的道路吗？我们拭目以待。 努力发掘民间文化资源 通过对新世纪小说创作的观察和分析，我曾提出了“边缘文化与超稳定文化结构”的看法。这一看法的提出，是缘于大量的小说创作对过去被我们忽略、甚至批判乃至抛弃的文化资源，重新关注并注入了新的理解。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西方强势文化的挤压有关，一方面与作家对本土文化新的理解有关。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挤压和“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诱导下，我们的文学焦虑不安，在急于获得西方承认的心理诉求下，只能“跟着说”。这个结果伤害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于是，从本土文化寻找文学资源就成为作家自觉的意识并逐渐形成潮流。关仁山的长篇小说《白纸门》就是在这一潮流中意识和特点鲜明的作品，也是他试图努力发掘民间文化资源的一部分。 这是一部表现当下农村日常生活的小说，但日常生活仅仅是作家现有经验的文学化呈现。比如当下农村改革的状况，变革的农村在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等等，但我们看到的这些现实的生活在小说中更像是一个“由头”，更像是要通过这些“现实的生活”表达一种非现实的东西；这也是一部表现人性的小说，但这个人性不是我们惯常看到的人与人交往中流露出的善与恶，也不是在突发事件、在戏剧化的场景中所表达的人性极端化的心理或行为。而是所有的人性似乎都被纳入到了一种“规训”的掌控之中，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使人性有了顾忌或敬畏，为所欲为在雪莲湾难以大行其道。 小说似乎是以麦家祖孙三代人：七奶奶、疙瘩爷和重孙女麦兰子的生活和性格展开故事的，但它又不是一部家族小说。这个家族与雪莲湾的民俗风情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麦家的历史就是雪莲湾的历史，麦家的风俗影响或塑造了雪莲湾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小说的空间在雪莲湾，但雪莲湾的时间源头却是不可考的久远历史。这个历史仍然与麦家有关：“古时候发海啸，雪莲湾一片汪洋，七奶奶的先人会剪纸手艺，平时就在门板上糊上剪纸钟馗，家家户户进水，惟独七奶奶先人家里没进海水。这下就把白纸门传神了，家家户户买来白纸，请七奶奶先人给剪钟馗。明眼人一看，雪莲湾家家户户都是一色白纸门了。”与门文化有关的还有，谁家男人死了，要摘下左扇白纸门随同下葬，女人走了要摘下右扇白纸门下葬，新人入住要重新换上门，贴上七奶奶剪的白纸钟馗。雪莲湾的风俗就这样延续下来。这大概是小说对《白纸门》惟一作出注释的“词条”。其他没有作出注释的“词条”，都隐含在雪莲湾的生活词典里。也许在作者看来，民间生活的秘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而这个不可言说的有意“省略”，恰恰是小说的高明之处。 疙瘩爷和七奶奶是《白纸门》的主要人物，也是雪莲湾“旧文化”的守护者和象征。疙瘩爷不仅面对社会生活严格恪守公平原则，认为公平本身就是对尊严的捍卫，而且在与动物的厮杀搏斗中，也要以公平的方式对待。他杀猎海狗不用现代的火枪，而是用“打狗叉”。他的理由一是祖传的规矩，一是不能干断子绝孙的蠢事。但当他面对“现代”的时候，疙瘩爷不仅不能阻止年轻人的火枪，甚至他也难以左右自己。当他当上村干部之后，他雅努斯式的犹疑和茫然，也出现在他被民间古旧文化熏陶过的沧桑面孔上。传统遭遇了“现代”，传统的无能为力是因为“现代”的无所顾忌。七奶奶虽然敢于出头为村里讨债，但讨回的钱却让村书记买了轿车，“小吕子”书记虽然被绳之以法，但七奶奶的“规矩”还能够制约多少人或多长时间呢？因工厂的污染，雪莲湾大片红海藻“走了”，七奶奶竖起她的白纸门，但七奶奶能够挽留红海藻吗？因此，《白纸门》表达了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表达了现代没有边界发展的困惑和隐忧，当然，它也检讨了百年来对传统文化彻底排斥、抛弃乃至毁灭的后果。 因此，《白纸门》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它对民间文化或民俗民风的呈现与描绘。它像“箴言”或“咒语”，它不能改变现实却预言了现实。我们可以说它是“迷信”、是非理性，但它却是雪莲湾的民间信仰。《白纸门》重返民间文化，重新表达对神秘事物的敬畏和顾忌，意义显然重大。 多年来，关仁山一直在探索不同的写作对象，但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现实生活的书写和描摹——《天高地厚》写免交农业税，《麦河》写土地流转，《信任》写科学发展观等等。我要说的是，这些政策不是不能写，但沉淀一个阶段，通过乡土中国的具体实践检验一下，可能会更稳妥或更准确。当年柳青写互助组、初级社，浩然写人民公社，由于他们深厚的生活积累，即便剥离了即时性的动机和热情，小说仍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但是，如果《创业史》《艳阳天》没有那些应景即时的政策统摄其间，而只是忠实地书写乡土中国的生活和人物，小说肯定别有一番光景。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创业史》《艳阳天》吗？关仁山的创作在这个意义上就与柳青、浩然相似到了这样的程度。同时，我不得不激赏关仁山的胆识，他如此热情果敢地追踪当下中国乡村生活的每一步变化，并大胆地预言判断，乐观地预示光明的未来。这与关仁山的历史观有关，也与他对乡土中国、特别是冀东平原的认知、情感有关。事实上，任何一个书写当下中国现实生活的作家，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的现代性就是不确定性。要表达现实中国，就意味着冒险和挑战。谁也不是算命先生，但是，如果要表达这个现实，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这是一个悖论。总而言之，关仁山的艺术积淀已经成熟，羽翼已经丰满，还会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迅跑上许多年，他还要坚持下去，我可以肯定地说——对关仁山而言，这是一条“广阔的道路”。 原载：《文艺报》 2012年10月26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10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