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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文学表述对象直接指向贫困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条件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所以底层群体一般生活在农村、城乡交叉地带、城中村、都市贫民区里，这样的生存环境的特质，为我们从空间结构的角度进行解析底层文学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底层文学发生的社会背景和表述对象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其所描写的空间结构的内部构成。底层文学涉及到的空间结构主要有相互区分而又相互联系的三个空间构成:乡村空间、异托邦空间和城市空间。 我们首先看乡村空间。在乡土作家的笔下，乡村空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样貌:鲁迅笔下的“故乡”等级制度森严，扼杀了人性的健康发展，与之相异的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充满了温情，是纯净的具有人性美的精神救赎之地。而底层文学表述的乡村空间继承了鲁迅笔下的封建乡村伦理的冷漠，却鲜有沈从文世外桃源式的表述。新时期以来，底层文学的乡村空间有了新的特质:既有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也有基层政权的影响，更为突出的一点是青壮年农民为了脱贫外出务工导致的乡村的衰落，体现了社会改革与转型期中国乡村的现状。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是指通过中国的家庭或家族的差序格局而使农村社会伦理井然有序［1］，在乡村政权的背后井然有序的运行着。孙惠芬的《上塘书》中写道:“在上塘，确实有着另一个维度的政治，是暗地里的政治。所谓暗地里的政治，实指人心的背后。人们表面上敬的是村长，是权力，背地里，敬的是鞠文采，是公平。”“看上去敬的是真理，实际上敬的还有德行。上塘那暗地里的中心，其实与德有关，是道德的魅力。”上塘背后的世界就是传统道德的世界，在这里，传统伦理道德在乡村中发挥着和乡村政权一样的效力，而且与之并行不悖。 基层政权的影响主要是指乡和村一级的职能机构在实施国家方针政策时对乡村的影响。基层手中握有权力的人的作为与不作为同样影响着农村的发展。在向本贵的《憨老的光荣任务》，茅坪乡党委书记利用猪笼潭的水流，让猪笼村的村民购买用于漂流的价格不菲的皮筏，发家致富。憨老掏尽积蓄买了两只皮筏，却因为无人来漂流，生活陷入困境，被迫背井离乡。基层政权帮农民脱贫致富时引导的失误，不仅劳民伤财，无谓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往往使农民陷入比之前更为贫穷的境地。 底层文学表述中的乡村空间更为突出的特质是:大批青壮年农民为了脱贫外出务工导致的乡村的衰落。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超过8亿，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加之物价的上涨、消费水平的上升，仅以土地作为生产资料难以使农民满足自身和其家人的发展需要;而且随着电视进入乡村院落，使农民看到面朝黄土之外的别样生活，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吸引着农村人，由此，大批的青壮年劳动力将目光转向了城市，开始了向城而生的拼搏，导致了乡村的衰落。向本贵的《山村的节日》中写道:“农村人认准一个理，要读书才能离开贫穷的山村，才能在城里找到一份好工作，才能有好日子过。”由于向往比乡村好的城里生活，大批青壮年的外出务工，使得在乡的人只剩下50岁以上的老人和几岁的小孩。在“山村的节日”这样的一个颇为喜庆的题目之下，其实讲述的却是一个留守老人的去世而引起全村的留守老人和孩子聚在一起守夜的哀伤故事，全村上下找不到可以抬棺的年轻人，只有等老人的儿子回来，老人才能入土为安。罗伟章的《我们的路》对乡村的衰落有着逼真的描写:“田野忧郁地静默着，因为缺人手，很多田地都抛荒了，田地里长着齐人高的茅草和干枯的野蒿，星星点点劳作的人们，无声无息地蹲在贫瘠的土地上。他们都是老人，或者身心交瘁的妇女，也有十来岁的孩子。他们的动作都很迟缓，仿佛土地上活着的伤疤。这就是我的故乡。”面对荒芜的乡村，沈从文的精神救赎之地在罗伟章的笔下渐行渐远，因为“你在城里找不到尊严和自由，家乡就能够给你吗?连耕牛也买不上，连付小孩子读小学的学费也感到吃力，还有什么尊严和自由可言?”乡村空间在现代经济社会逐渐失去了它的精神疗伤之效，在乡无法有尊严的生存，进城务工又难以融入城市空间，使得农民工成了精神飘泊的异乡人，有家难回。底层文学乡村空间中的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是中国农村社会生存和运行的基础，基层政权对乡村空间的影响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层政权的作为与不作为，与农民的生存息息相关，基层政权在引导农民致富时需要谨言慎行。而在城市化进城中，乡村作为现代化的代价，必然面临着衰退，文学只是将这一现象客观的表现出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已然是文学最大的社会功效了。异托邦空间由福柯在《论他者话语》中提出，是指墓地、监狱、剧院、妓院、博物馆、图书馆、集市场等一类场所，这些场所往往与危机、越轨、不兼容性、并置、补偿或连续性等较大些的文化结构联系在一起。异托邦空间的特征在于跨越边界。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认为:“所有故事都需要边界，需要跨越边界，即需要某种文化接触的区域。”［2〗对于原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来说，城乡边界几乎难以逾越;但对于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农民来说，跨越城乡的边界，进入城市发展则成为他们必然的人生选择。大量的底层文学中描写了众多的农民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必然性，描绘了诸如建筑工地，底层人物生活的聚居地等与城市和乡村空间各异的异托邦空间在底层人生存中的作用和对底层人的影响。 罗伟章的小说《最后一课》中的南山小学的代课老师王安，因家境贫寒没有办法继续复读考大学，又因自身小儿麻痹的缺陷，无法进城务工。但是，王安是个细心而善良的人，他通过观察发现小学生的课间活动非常贫乏，拖着瘸腿搬石头砌了乒乓球案，为了不使足球、篮球等掉入沟底，又在学校的外围砌起了竹墙，他的行为感动了南山小学的校长，校长在临退休前推荐王安成为南山小学的代课老师。南山小学是农村汪洋大海中的异托邦空间，它既可以让王安运用知识得到他生存所必须的230元工资，而且又可以通过教书育人的途径来满足他的精神需求。 建筑工地又是另外一个异托邦空间。农民工建造了城市的一幢幢高楼大厦，却很难融入城市，只能在这一异托邦空间中寻求生存之所。他们在建筑未竣工之前是属于这一空间，吃、喝、睡、干活均在其间，一旦竣工，他们就必须离开为之抛洒汗水的地方。马秋芬《北方船》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城市的建筑工地上，这里既有城里的下岗女工，也有来自乡下的农民工，这一空间表面上抹平了“城乡差别”，身份在这一空间中被统一起来。然而，这一异托邦空间却也并非是底层人的永久居住之地，他们不仅被排斥在庆典之外，而且还忧虑明年是否还有工可做。 底层小说描述的底层人在城市的聚居地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它真实地原型:如北京的浙江村、广州的“垃圾村”等，作为城市的异数，这一异托邦空间在城市中坚韧的树立着。向本贵的《千家桥》即描述了千家桥这一底层聚居地，在一条蓝河大桥上挤着成百上千家来城市打拼的农民，居住在用油毛毡、塑料袋等充当建筑材料临时搭建的棚户里，大多依靠捡垃圾维持生活。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都视千家桥是城市的伤疤，使得千家桥每时每刻都面临着被拆的危机，而一桩盗窃案成了彻底拆除千家桥的引子，城管、警察强制拆除棚户，驱散居民，聚居在此的底层人失去了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空间。底层人就在这样的异托邦空间中艰难的生活着、挣扎着，有时还要担心这样的生存空间被取缔。 路遥曾经指出:“由于城乡交叉逐渐频繁，相互渗透日趋广泛，加之农村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这中间所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3］异托邦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原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壁垒，展示了改革政策之后城乡各异的生活画面，显示了中国底层民众面对生存困境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蕴含着流动、越轨、断裂、异质、暧昧等新型的文化活力。 底层文学对城市空间的描绘，交织着作家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二十世纪以来，城市开始崛起，成为社李娜:底层文学中的空间叙事——底层文学空间结构的内部构成会活动的中心，城市代表了现代文明进步的方向，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城市对乡村人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当农民在土地上看不到希望时，就将目光转向了城市，开始离开落后的乡村和破败的田园，进入城市，开始另一种艰难的生活。“农民不甘差别/扑向城里的圣火”(高平《城市》)。“……/放下镰刀/放下锄头/别了小儿/别了老娘/卖了猪羊/荒了田地/离了婚/我们进城去//我们进城去/我们要进城/我们进城干什么/进了城再说/……”(谢湘南《在对列车漫长等待中听到的一首歌》)。另一方面，在底层文学中，城市空间又是滋生恶的温床，导致了人的异化，而乡村空间则处于道德的制高点。“在乡下/耳朵贴近乳房/听到的是乳汁/神秘的流淌//在城里/耳朵贴近乳房/听到的是欲望/赤裸地燃烧”(卢卫平《城乡差别》)。很多农家女在进入城市后沦落风尘，成为城市欲望的牺牲品。“那么多背井离乡的兄弟姐妹啊/他们只认识钱/常常忘记自己/通宵达旦的白炽灯下/谁的脸那么苍白/昏倒在最后一道工序的妹妹/已不醒人事/老板骂骂咧咧/他责怪那个妹妹的体质太差/只能炒掉鱿鱼去做妓女/那些敢怒不敢言的眼睛/流露出的忧伤/只能在黑夜里掩埋”(张守刚《在工厂(二)》)。这些恶之花在一步步地腐蚀着底层人的灵魂，缓慢而无情地吞噬其血性与抗争不公的勇气。 乡村空间和城市空间是转型社会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乡村空间与城市空间由以前的纵向并行发展而变为城市在单方面突飞猛进，城市空间在各种优惠政策的推行过程中，呈现出不断变化发展的态势，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的中心，而乡村在向城市输入年富力强的劳动力的同时却不可避免的开始衰落。异托邦空间突破了原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边界，成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异质因素:它一方面脱离了乡村空间，但又和乡村空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它“寄生”在城市空间，和城市空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所有的故事都需要边界，需要跨越边界，需要某种跨文化接触的区域……边界坚持的是纯粹、区分、差别，却助长了污染、混杂、混合。所有的边界都永远会被跨越;但跨越的经验却首先有赖于边界的存在，边界围绕着纯与杂、同与异、内与外这些二元对立而发挥着象征和物质的作用。这些对立的两级导致空间中的东西摇摆不定，导致前后来回的游移运动。”底层文学正是写出了在跨越乡村和城市边界时发生的故事，农民工跨越城乡边界脱离乡村，开始了与乡村别样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生活在城市却难以融入城市，而且城市人也不接受他们，使得他们成了城市中的“他者”，只能生存在异托邦空间，表现了农民工在现代社会的焦灼、孤独、茫然、分裂的精神状态，为了生存他们进城，为了寻求精神安慰，他们回乡，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回的移动，展示了生存在城市空间和异托邦空间的农民工性格中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从而使得底层文学的空间叙事蕴含了现代性的因素。乡村空间、异托邦空间和城市空间这三个空间在底层文学中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使得底层文学所描绘的生活不仅具有艺术的真实，且具有了文学的张力。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85:30． ［2］［美］詹姆斯·费伦等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A］．申丹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5． ［3］路遥．面对着新的生活［J］．中篇小说选刊，1982，(3)． 原载：《红河学院学报》2010年3期 原载：《红河学院学报》2010年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