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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附会学”三阶段之一| 长篇巨制的小说，从内容上说，总有些现实生活的影子，但不能等同于现实生活，这个简单的道理很多人都懂。但是，《红楼梦》自产生之日起，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附会、索隐，便将对这部小说的研读引上了歧路，“红楼附会学”由此产生。 从乾隆年代到今天，“红楼附会学”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五四”之前，红学家们称之为“旧红学”；第二个阶段是“五四”到新中国成立，称之为“新红学”；第三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放之后到现在，似可称为“现代红学”。中间隔了一段时间，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红楼附会学”基本处于停顿，以后专门介绍。今天先说第一个阶段“旧红学”的各种附会。 《红楼梦》刚出现的时候，作者是谁并不清楚，人们似乎对此也不太在意。由于小说的开篇讲到“真事隐”、“假语存”，人们不认为这是小说作者的故弄玄虚，便开始考究小说的真实背景。在这个附会过程中，也连带对小说的真实作者作了很多猜测。 “红楼附会学”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将历史的真实事件，与小说情节对应，将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或事件对号入座。凸现出在清朝文字狱阴影和隐射小说双重影响下，某些读书人的阅读心理。这一阶段“红楼附会学”的主题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把小说故事当成是清朝大学士明珠的家事，由此推断，作者是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纳兰性德字容若，因此也称纳兰容若。在这个附会系统中，纳兰容若本人被认为是贾宝玉，12金钗被认为是纳兰容若的高朋、上客，均为康熙时代的名人。 第二，将小说内容说成是暗指清朝顺治皇帝与董鄂妃的故事。后世将董鄂妃说成是秦淮名*董小宛，也源于此。由于董小宛的出现，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冒辟疆也成为《红楼梦》附会的对象之一。冒辟疆娶了董小宛后，建了一个漂亮的园林，也被认指为大观园，或大观园的一部分。冒辟疆名冒襄，“襄”字与历史上的“师襄”一致，“师襄”是著名的琴师，因此，有人说薛宝琴就是冒襄，其牵强附会可见一斑。 第三，把小说故事解读为雍正继位的历史，由此推演，史太君为康熙，宝玉为皇帝宝座，宝钗为雍正，黛玉为康熙废太子允仍（左为衣旁，电脑字库没有这个字）。在这个附会系统中，正副12钗及又副12钗，共36位女子，被认为是康熙的36个儿子。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它的附会，最突出的就是蔡元培的“反清复明”说。蔡元培是推翻清朝的革命党人，“反清复明”是革命党的宣传口号。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依然坚持自己的这个主张，其《石头记索隐》一书，是他“红楼附会学”的集中体现，成为“旧红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也成为后来胡适批判的主要对象。 蔡元培认为，《红楼梦》从明朝灭亡开始写起，葫芦庙的大火表示明朝甲申之难，因此，“真事隐”也可理解为真“士”隐。江南甄家就是明朝皇位正统，贾府就是大清“伪朝”。蔡元培认为，小说原名《石头记》，来自于金陵（南京）又名石头城；小说还有一个原名叫《情僧录》，意思大概是“清憎录”；小说另一个名称《风月宝鉴》，因古人有“清风明月”一说，因此“风月”指的就是“清朝”和“明朝”。对于这番附会，我只能说，在没有搞清楚所有的小说名称是谁起的之前，上述说法都是无稽之谈。也许，不同的小说名称出于不同的人之手，各有各的理由罢了。 蔡元培从革命热情出发，给自己的附会，寻找了大量“证据”。例如，他认为小说中所有的男性都是满人，女性都是汉人。理由是宝玉说过“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土做的”，而“汉”字是“水”偏旁，满人又叫“鞑子”，“鞑”的繁体字中有“土”。按照这种附会法，“满”字也有“水”，为何不能代表“女人”？蔡元培进一步发挥说，贾琏指的是“户部”，因为“户部”在朝廷六部中排名第二，而贾琏又叫“贾二爷”。此处的牵强附会极为明显，宝玉也叫“二爷”，为何就不是“户部”？蔡元培还说李纨是指“礼部”，因为“李”“礼”同音。李纨的居所原名“杏花村”，影射孔子讲学的“杏坛”。 蔡元培先生还说，《红楼梦》里的“红”，包括宝玉居住的“怡红院”，作者的“悼红轩”，以及贾宝玉爱吃姑娘的胭脂等，都是暗指“朱”，代指对明朝的怀念。宝玉、黛玉读《西厢记》，也代表怀念明朝。“落红”、“葬花”都是对前朝的缅怀。 在蔡元培先生的这个系统中，还发展出很多附会，例如小说开头的癞僧，意为明太祖朱元璋，因为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跛足道人指亡国之君崇祯。北静王指吴三桂，北静王向贾宝玉索玉观看，意指吴三桂有染指大统，自己做皇帝的野心。 对于小说中的各色人物，蔡元培先生找出了明末清初的众多人物，一一对照，不得不令人佩服蔡元培先生对历史人物掌故的熟悉程度。然而，如蔡元培先生的渊博，当世学人已属罕见，莫非《红楼梦》的作者博学程度还远在蔡元培先生之上？如果小说作者在写作之前便为自己处处设谜，恐怕小说难以连贯写下去。 再说，蔡元培先生将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对照，只能是历史人物的一件事情与小说人物的某件事情貌似吻合，而两者之间的整体命运，大多难以接榫。而且，索隐各事，都是鸡零狗碎之事，与政治大事关联不大；事与事、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更何况，能够找到的附会对象，其真人真事都昭然若揭，作者隐它何为？在蔡元培先生的附会中，还时常出现同一个小说人物影射不同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乱得不可开交，如果读者按此方法读小说，注释将远远超过小说本身，徒增无聊。 检查蔡元培对《红楼梦》的附会，我们发现，蔡元培先生并没有将前80回与后40回分开，也没有明确说作者就是曹雪芹。等到胡适出现，认定后40回不是曹雪芹写的，蔡元培的120回综合索隐，便失去了生存基础。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对后世“红楼附会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惯例：对所有附会说的推翻，都用历史事实为依据。这种方法看起来不错，但是，其言外之意就是肯定了《红楼梦》确实是真实历史，只不过与哪一段真实历史相符而已，这也成为“红楼附会学”日后泛滥成灾的源头。 《红楼梦》就是一本小说。 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何有些人就不愿清晰地记在脑子里？ “红楼附会学”三阶段之二：建立新附会 前几天，我曾问一个20多岁年轻人，“你对《红楼梦》最基本的了解是什么？”他回答说，“曹雪芹著，高鹗续”。我相信很多人未必完整看过小说《红楼梦》，上述两个结论都是知道的，并且印在脑子里，从不怀疑。要问这两个结论如何而来？很多人未必知道。这里普及一下“红楼附会学”最基本的常识，这两个结论全部来自胡适。 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在留美期间就写文章主张“白话文”运动，成为陈独秀《新青年》的重头文章，为《新青年》开拓市场发行立下首功。胡适回国后，到蔡元培任校长的北大教书，陈独秀也北上北京，“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渐渐在北京会齐。为了深入和推广“白话文”运动，胡适看中了《红楼梦》，决定以《红楼梦》为契机，将“白话文”运动推向高潮。 前文曾经说过，小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历来地位不高，《红楼梦》也不例外。但是，《红楼梦》以当时的眼光来看，确实是一部非常出色的白话文小说，其以北京话为特色的生活语言，生动细腻。同时，作者也在书中显示了优秀的古典诗词水平。即便在今天看，小说《红楼梦》的优点，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是“文史哲”不分家。留学归来的胡适决定从《红楼梦》开始，将文学独立成一个专门的领域，应该说，胡适的初衷并未有何不妥。 胡适首先将《红楼梦》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一部白话文小说。这种做法打破了传统，《红楼梦》获得一个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按照西方文学研究惯例，胡适发现，以往中国文人研究《红楼梦》的方法，与西方文学的研究方法很不相同，也就是我在前面文章里提到的“旧红学”的索隐和附会。因此，胡适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以“科学”的历史考证方法，否定所有的旧“红楼附会学”。在这件事情上，胡适功不可没。既然旧的“红楼附会学”把小说完全当成历史，那么，胡适“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用真实的历史考证，推翻所有旧“红楼附会学”，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胡适在推翻种种旧“红楼附会学”时，重点矛头也指向了蔡元培。蔡元培先生确实具有大家风范，客客气气地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其中也承认胡适的考证的确有价值），再未有其它回应。没有因为自己与胡适的“提携”关系而动怒，日后也没有发生给胡适“穿小鞋”的事情。 在胡适之前，关于《红楼梦》的作者是谁，一直不太清楚，很多人喜欢读《红楼梦》，也不太在乎它的作者到底是谁。在旧“红楼附会学”中，曹雪芹的名字虽然出现，但很多人认为那只是一种假托，曹雪芹到底是谁，也没人能搞清楚。而胡适的文学研究考证，就是从作者和小说版本开始。关于小说《红楼梦》版本问题，以后再详说，这里只简单说一下。《红楼梦》长期都是手抄本流传，作者并没有享受今天的所谓版权和版税。直到乾隆中期，程伟元和高鹗两人出版了活字木刻版《红楼梦》，小说的版本才基本固定。但是此后，依然有手抄本流传。 胡适对于《红楼梦》作者及版本的考证，得出几条基本结论，这几条结论后来成为“真理”，以至于影响了后世100年，直到今天。关于胡适的结论，简单来说就几句话：《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120回《红楼梦》的后40回是高鹗续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接受的关于《红楼梦》的基本结论。胡适得出这几个基本结论时，虽然灭掉了旧“红楼附会学”的生存空间，但同时也埋下了日后新“红楼附会学”更大泛滥的祸根。 胡适的考证，主张引入一种西方的研究方式，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例如，《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就是第一个“大胆假设”。胡适本人对此的“小心求证”有很多错误，是胡适的学生顾颉刚帮助他获得了更多的证据，并作了修正。但是，此后，人们几乎全都忘记，曹雪芹拥有《红楼梦》的著作权只是一种假设。直到今天，也还没有百分百证实。如今，这个“大胆假设”已经成为了不容怀疑的真理。 胡适的第二个结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或自叙，也是一种“大胆假设”。为了反驳各种旧“红楼附会说”，胡适认为，小说只是曹雪芹生平家事的“自然主义”记录，而不是各种附会的内容。又是顾颉刚为胡适的这个“假设”提供了证据。顾颉刚考证出曹寅与康熙几次南巡的关系，“自叙说”从此成为新“红楼附会学”的源头。以至于到了胡适的“关门弟子”周汝昌那里，《红楼梦》中的每一人、每一事都必真实，小说《红楼梦》再次成为真实历史，曹家就是贾家，贾家等于曹家。周汝昌甚至不辞辛劳地制订了曹家和贾家的家谱，一一对应。 用现在的眼光看，胡适把《红楼梦》视为“自然主义”的记录，目的是批驳各种旧“红楼附会学”。但是，胡适矫枉过正了，用力过大了。这个“自然主义”的概念，成为了一种新的附会：拿曹家与小说附会。以前种种旧的附会都被推翻之后，“红楼附会学”第二个阶段，把小说完全变成对于曹家家族史的附会，以至于诞生了一个“红楼附会学”的重要分支：“曹学”。过去称之为索隐、附会的东西，现在摇身一变，穿上了现代服装，化名叫作“考证”。 而且，这一附会还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对后40回著作权的认定。由于把小说看成“自然主义”的记录，那么，后40回就出现一个问题：贾宝玉考上了科举，但是曹雪芹没有考上科举，怎么办？用我们今天看待小说的态度，一个没有读过大学的人，未必不能写一本关于大学的小说。但是，胡适顽固地坚持“自然主义”“自叙说”，便轻率地得出结论认为，既然曹雪芹没考上科举，那么，后40回就一定不是曹雪芹写的。然后，他们又考证出，高鹗考上过科举，因此，后40回必定是高鹗所续（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似是而非的理由）。最有意思的是，高鹗不光考中举人，还考中了进士，但是，小说中的贾宝玉只考上了举人便出家了。胡适因此说，高鹗续写《红楼梦》一定是在考上举人之后，未考上进士之前的时间段内。如果时间再晚一点，高鹗一定会把贾宝玉写成也考上了进士。 胡适的新“红楼附会学”自此基本建立成一个体系，对于前80回，附会的对象是曹家，后40回，附会的对象是高鹗。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高鹗并没有出家，按照胡适的理论，岂不是一个大大的矛盾？而且，后人还考证出，与高鹗共同刊印《红楼梦》活字本的程伟元，也考上了举人，为何后40回不能是程伟元所续？再则，前文讲到关于用纳兰性德附会贾宝玉的“旧红学”。胡适推翻这种附会的理由是，纳兰性德中了进士，而贾宝玉只是中了举人，但这些内容都在后40回里。既然后40回已经被认定是其他人写的，那么，纳兰性德写前80回岂不又获得了肯定？为何又一定是曹雪芹呢？ 由于认定后40回不是曹雪芹所写，因此，后世“红楼附会学”一个最大的分支便诞生了，即所谓“探佚学”，探索曹雪芹原著是怎么写的，或者曹雪芹原来是怎么构思的。有些红学家甚至声称，不懂得“探佚”，就不懂得《红楼梦》，于是，各种各样对于后40回的“探佚”续作层出不穷。有人嘲笑说，坚持“探佚学”，其实就是红学家们为了推销自己的“伪续”，此话不假。 关于胡适新“红楼附会学”对后世的影响，以后慢慢道来。总之，胡适从一个好的愿望出发，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前进，造成了一个很不好的结局，导致今天“红楼附会学”几近成为生产垃圾的源头。胡适的“大胆假设”，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已经成为很多人眼中不容怀疑的真理，成为小说《红楼梦》身上挥之不去的丑陋阴影，种种新的附会便由此喷薄而出。下次接着说。 否定“旧红学”的错误方法 “旧红学”是指“五四”以前的红学，蔡元培先生可算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新红学”是指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人物建立的“红楼附会学”。在介绍胡适的“新红楼附会学”之前，先介绍一下对于“旧红学”的各种否定理由。有些否定理由是胡适提出的，有些并不是，孰不一一标明。 前文讲到，旧红学附会之一是将《红楼梦》视为明珠的家事，这种附会认为，纳兰性德就是贾宝玉。在小说《红楼梦》中，贾宝玉后来读八股、考科举；在现实中，纳兰性德也是年纪轻轻就考上了科举，15岁中举人，16岁中进士。在纳兰性德的诗作中，很多都提到“红楼”，例如“因听紫塞三更雨，却忆红楼夜半灯”，“此夜红楼，天上人间一样愁”，“今宵便有随风梦，知在红楼第几层”等。包括小说《红楼梦》中著名的“葬花”片断，最早也出自于纳兰性德的诗作。加上明珠荣华富贵的家事，与小说中的荣国府、宁国府、大观园也很像，因此，附会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那么，“新红学”如何推翻这种附会呢？“新红学”指出，纳兰性德31岁死了。当时，他的父亲明珠正是极盛的时代，任大学士加太子太傅，不久又晋升太子太师。因此，纳兰性德不可能有小说中后来败家的经历。再则，“新红学”指出，纳兰性德中举人时的岁数与贾宝玉不符，所以，纳兰性德不是贾宝玉。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荒唐的事实，推翻旧附会说的前提是，旧附会说中的历史与小说情节不符。这个事实显示了日后“新附会说”极为强烈的潜意识：《红楼梦》就是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新附会说”与“旧附会说”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换一个附会对象而已。 顺便讲一下纳兰性德的一段逸事。在清朝的一个“笔记”中，曾经提到，纳兰性德喜欢一个女人，并有婚约。结果这个女人因皇宫选秀，被纳入宫中，两人天各一方。后来，纳兰性德买通喇嘛，身披袈裟潜入宫中，与心上人见了一面，但没能说上话。这个传说，最初也被附会成《红楼梦》中的很多细节，例如黛玉之死、马道姑、宝玉游幻境、宝玉出家等等。之所以要在这里提一下，是想预先告诉大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根据这段传说，附会出一个“惊天秘密”：曹雪芹是杀人犯，曹雪芹谋害了雍正！以后再详说。 “新红学”否定顺治与董鄂妃的说法，用的也是历史考证的方法。“新红学”首先接受董鄂妃就是董小宛的说法，然后考证说，顺治出生的时候，董小宛已经15岁。董小宛28岁死亡，此时顺治只有14岁，因此，顺治皇帝与董小宛不可能成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故事。 至于拿雍正继位来附会《红楼梦》，“新红学”没有严厉地猛批，因为，这种附会本来就很不明朗。但是，100多年后，刘心武在这个附会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他的“秦学”，还利用“百家讲坛”，将他的“大发现”大肆宣扬，闹得像真的一样。以后再说。 后世还有人说，《红楼梦》说的是和绅（王字边，字库没有这个字，以“绅”代替，以下同）的事情，因为和绅有大小老婆24人，正好符合正副12钗的数字；和绅有个儿子叫玉宝，玉宝也有断袖之癖（同性恋），与贾宝玉相同，等等。“新红学”推翻和绅说的方法很简单，根据历史考证，小说的年代与和绅的年代不吻合。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新红学”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和“旧红学”同样严重的毛病：拿历史与小说参照，如果历史事实与小说内容不符，旧附会说就被推翻。但是，小说就是小说，必然要虚构，如果小说等于历史，小说家岂不全都是司马迁？因此，小说必然与历史不符，用这种方式否定附会说，毫无意义。 如果我们站在《红楼梦》只是一本小说的立场上，就很容易理解，小说也许有现实事件的影子，但不等于现实生活。如此简单的问题，旧附会说没搞明白，胡适的“新红学”也没有搞明白。以至于胡适借着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潮流，把他的这个错误变成了真理。再借着时代的政治变化，把“新红学”的附会学说，延续到今天，又被周汝昌、刘心武等人竭力地发扬光大，造成如今“红楼附会学”妖雾弥漫。 回顾“新红学”对“旧红学”的批判，我认为，“旧红学”的附会传统是错的，“新红学”试图批判“旧红学”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是，“新红学”在建立自己体系的时候，依然还是与“旧红学”一样的索隐、附会传统，结果只能是换汤不换药，旧瓶装新酒。这个错误就是造成当今“红楼附会学”泛滥成灾的源头。直到当年“新红学”的主要参与者俞平伯在临终前幡然悔悟，痛感自己贻害后人，仍然不能给现代“红楼附会学”降降温。至于胡适的“新红学”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科学”附会体系，明天接着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