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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寄寓意识 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浓厚的寄寓意识。中国诗歌的源头自是《诗经》与《楚辞》了。《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前人概括为赋、比、兴。朱熹在《诗集传》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通俗地讲，赋就是铺陈直叙；比就是引譬设喻；兴就是触景生情，托物比兴，启发联想和想象。赋，我们这里无必要理会。比、兴大抵即是寄寓的途径。譬如《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止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此系怀人之诗，然所怀为谁，迄今无定论。所谓伊人，或为恋人，或为亲人，或为友人，或为君父，皆无深究之必要，但访求伊人而未得之惆怅却自觉流露诗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已是深秋，西风衰飒，草木摇落，良可悲也。然心中之伊人，在水一方，似清晰，似模糊，仿佛很遥远，仿佛就在身边，于是怀着美好的期望去追寻。然而希望终归是希望，希望永远不是现实，道阻且长的无奈，终于使追寻者在希望中失望，淡淡的哀愁、淡淡的凄美因之袭来。希望，多么令人陶醉啊！求不得，又多么使人惆怅啊！或许，求不得的凄美正是《蒹葭》的寄寓所在。 当然，《诗经》中许多篇章都是有寄寓的，若《硕鼠》、《采薇》、《燕燕》等。或许，这也正是寄寓意识的源头。中国古代诗歌的另一源头是《楚辞》、屈原的《离骚》，“依诗取兴，引类比喻”，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把抽象的意识品性、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具有深刻的寄寓意识。若诗人以女子自比；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的比群小嫉贤；以求媒比通楚王；以婚约比君臣遇合；以驾车马比治理国家，以规矩绳墨比国家法度。总之，《离骚》以“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加深了中华文化中的寄寓意识。 如果要讲寄寓意识的根源，大抵有以下几点：一、中华民族本就是一个多灾多难又自强不息、生生不已的民族，在人民尤其是文人心中，有着深厚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使人们在艰难困苦中慎终追远、明耻教战，而其间需要一种深层次的精神寄托，于是出现了寄寓意识。人们劳动时，唱歌可以忘却疲劳；人们苦痛时，心有旨归，则能进行精神的内在超越，不畏惧苦难，勇敢地面对苦难。二是儒家提倡“极高明而道中庸”，“致中和”，要温柔敦厚，不偏不倚，不大不小，不上不下，不高不低，同时要让这种至善至美的东西由大力提倡变为个性自觉，如此便在历史的长河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以含蓄为美，曲折为美，柔弱为美；许多意思不明讲，要曲曲折折的，最好由相关的意象通过寄寓表达出来。当然，这也就是所谓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类的。寄寓意识成了千余年中国社会的文化共识，打入了文化之人的潜意识，发挥着不可限量的作用。三则，孔老夫子当年编《春秋》，就是微言大义的。每个字都有每个字的含义、道理，包含着老先生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褒贬。譬如《春秋》开篇云：“春王正月”，公羊传即解释其微言大义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人们比较熟悉的“郑伯克段于鄢”，按《左传》的解释即为：“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这种微言大义的方法自是极好，只不过过分偏执，往往给好人带来不幸。譬如，春秋时，晋灵公不君，荒淫奢侈，豪纵不堪，欲杀贤大夫赵盾，结果赵盾逃走。其时，赵穿攻灵公于桃园，而直笔之董孤书曰：“赵盾弑其君。”赵盾归来，大为不满，而董孤却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就因为董孤偏执的直笔，为赵盾之后满门抄斩，埋下了祸根，于是有了赵氏孤儿的凄凉与悲怆，如此，岂不痛哉。不管怎样，微言大义成为寄寓意识的一个根源。在历史的长河中，则主要表现在繁琐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中。其积极意义本就寥寥，更何况汉代盛极一时的谶纬学都受其影响，而它本身也成为罗织罪名，彼此攻击的工具。四则中国千余年封建统治下的文化专制政策，给文化之人制造了相当恶劣的文化生存空间，要么焚书，要么坑儒，要么文字狱，总之使古文人不得不谨于言，慎于言，生怕被文网罗织，于是曲曲折折的寄寓便成了必需。而此点可以“无可奈何”四字括之。总之，无论从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结构、社会需要、文人之特殊地位来讲，寄寓意识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巨大的生存空间。为了增强说服力，不妨举几个例子。 中国文化中本有“诗言志”的传统，但有些“志”并不能在诗中明明白白地表达出来，而需要含蓄蕴藉。我们知道，唐代藩镇割据，中央政权空虚。各大藩镇为了发展势力，利用各种手段，勾结、拉拢文人和中央官吏，而一些不得志的官吏和文人也往往依附他们，韩愈曾作《送董邵南序》一文婉转地加以劝阻。张籍为韩门大弟子，他主张统一，反对藩镇割据一如其师，然即为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所邀，于是便写出了名篇《节妇吟》来婉言谢绝。其诗云：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在中国诗歌史上，寄寓深刻的不乏其例，若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然而最为人知的恐怕还是李商隐的无题诗。我们不妨看一下他的那首名为《锦瑟》，实是《无题》的名篇：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此诗寄寓何在？莫衷一是。或言爱情，或言君臣之义，或言生死之情，或言作诗之法。戴叔伦就讲：“诗家美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前也”。具体到此诗，首联讲吟诗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情感体验；颔联讲，物我消融，合二为一，非物非我的境界，大类“无我之境”；颈联讲则讲“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前”的境界，即所谓距离产生美；尾联则讲诗要有味外之旨，文尽而意未尽，有无限凄美，亦有无限惆怅。不管此诗寄寓何在，达到相当高之境界是一定的，要之，玉谿一生经历，有难言之痛，至苦之情，郁结中怀，发为诗句，幽伤要眇，往复低徊，感染于人者至深（周汝昌语）。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讲：“词之为体，要眇且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所谓“诗之境阔”，正适之于“言志”；“词之言长”，正适之于“抒情”。诗之寄寓，多为不得已，有难言之苦衷，大抵在显意识一层。词之寄寓，多为不自觉，有意无意间已将自身之审美情趣、价值判断、浪漫情怀、志向品格注入其中，大抵在潜意识一层。诗多为横七竖八，对仗整齐，格律严谨，适于开阔境界，寄寓志向品格；词多长短不一，调长意曲，适于抒发情怀，寄托幽思。以性别而论，诗为男人之诗，词为妇人之词。词固有婉约、豪放之别，但婉约实乃词之本色，况纵观词史，本就是婉约派的天下，豪放派固有，但少得可怜，更何况豪放派最得意之作反是婉约词。然而，无论诗还是词，大多男人之作，而女性则大多为描述对象，相应地在词中有意无意间注入了文人意识、浪漫情怀、生活志趣等。如果说寄寓意识在诗中若隐若现，那么在词中则是摇头摆尾，风行水上了。我们先看一首《踏莎行》： 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翩又见新来燕。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溟来何晚。 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时拂歌尘散。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 本词作者陈尧佐，宋人，字希元，历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仅存这首小词，据释文莹《湘山野录》卷记载，时宰相申国公吕夷简欲致仕，仁宗问何人可代，夷简遂荐尧佐。尧佐拜相后，“极怀荐引之德，无以形其意，因撰燕词一阙，携觞相馆，使人歌之。”可见此词之寄寓在于感谢吕夷简“荐引之德”。词人以燕子自喻，在明媚的春光中飞来，多么悠然自得。凤凰都与自己为邻，看重自己，然而“潇湘烟溟来何晚”，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燕子纷飞，乱入红楼，绿杨岸畔，碧水池旁，盘旋低飞，衔泥觅食，多么快乐啊。华堂歌管，是富贵人家常事，燕子栖于画梁，则梁尘亦可称之为“歌尘”。然而，这种快乐是谁创造的呢？燕子又“为谁归去为谁来”呢？一句纯口语的提问，引起读者充分注意，然后轻轻逗出“主人恩重珠帘卷”，悠然沁入人心，完成作品主题，具有深刻的寄寓。 以物喻人，自是常情。然以美人喻文人则在更深的层面。有时也将所谓“香草美人”归入以物喻人，美女即所谓“尤物”。在我们时代，男女平等已成为共同的呼声，但在那遥远过去的意见却不应被忽视。闲话休题。我们不妨看一下辛弃疾的名篇《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往。见说道、天涯芳春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肠断处。 辛弃疾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渡淮水归南宋，十七年来，抗击金军，恢复中原的主张，始终未被南宋朝廷采纳，正所谓“空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他从荆湖北路转运副使上调到荆湖南路继续当转运副使，对辛弃疾来讲，依然无法尽情施展才能和抱负，于是作了这首词。 首句即所谓“风雨送春归”是也。自古皆是春去无归路。或云：今春已去，明春不还是会再来么？是的，明春会来，但明春还是今春么？况，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能不惆怅么？所以惜花之情，惜春之意，常在中国古文人的意识中激荡。惜春怕花落，自是常情，所谓“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是也，然而花开花落自有时，本无法自主，因为这是自然规律，而这规律往往成了无奈的根源，伤感的缘由。花开了就会落，既然如此，莫如令花不要开得太早，因为花开得早凋谢得亦早；开得晚，凋谢的亦晚，这样岂不是把春留住了么？“惜春长怕花开早”，这是何等微妙的惜春意趣啊。然而，春天既然来了，就会去，为什么呢？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吧。可要是不走，又何苦来呢！春天啊，你的脚步难道就不能停一停么？听说，芳草已经长满了天涯海角，遮断了你的归路，但你为什么没有一句言语，依旧悄悄的溜走了。人们留春无计，只剩下那檐下的蜘蛛，勤勤恳恳地，一天到晚地抽丝结网，去粘惹住那象征春残景象的柳絮飞花。然而，这不正是“蛛丝儿结满雕梁”的悲凉与衰飒么？ 或许，自己正象被打入冷宫的陈皇后。自古娥眉见妒，欲得帝王之心实难。千金纵买相如诉，脉脉此情谁诉啊？岳飞在《五岳祠盟记》中讲：“自中原板荡，夷狄交侵，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历二百余战。虽未能远入夷荒，洗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今又提一旅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役，一鼓败虏，恨未能使匹马未回耳！故且养兵休卒，蓄锐待敌。嗣当激励士卒，功期再战。北逾沙漠，蹀血虏廷，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朝廷无虞，主上奠枕，余之愿也。河朔岳飞题。”吾深信岳飞之愿，即辛弃疾之愿也。然而南宋之偏安政策，给他带来了的只是“弹压胸中十万兵”的苦闷与重压。“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永远那么的渺茫，此种苦痛，千古凭谁说？妒贤之人啊，不要太得意忘形了，你们没有看到玉环、飞燕皆归尘土么？“斯人俱灰灭矣，当时疲精力驰骛嗜欲蛊惑之事，宁知终归荒田野草乎！”（《赵飞燕外传》附《伶玄自叙》）固如此，然心中之抑郁又如何排遣呢？唉，“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肠断处”。 本词寄寓实深，不仅有个人遭遇之感慨，更有国是日非之浩叹。写出了词人对南宋朝廷黯淡前途的深重忧患。 关于古诗词中的寄寓意识，先说以上这些。其实，以物喻人相当普遍。譬如：孔子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杜荀鹤《小松》：“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时人不识凌云木，自待凌云始道高。”郑思肖《寒菊》：“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无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郑燮（板桥）《题竹石画》：“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仞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秋瑾《秋海棠》：“栽植恩深雨露同，一丛浅淡一丛浓。平生不借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托物言志，寄寓深刻的古诗文永远也找不尽，然而寄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意识，不只在诗文一块，而在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譬如：人们对《红楼梦》寄寓的探求。首先是有无寄寓，我们说，曹雪芹创作《红楼梦》非常辛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可谓呕心沥血，在其中不会没有深刻的寄寓，否则也不会感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人们在追寻曹雪芹之寄寓时，总是在所谓“假语村言”，“真事隐去”等问题上争来争去，揣摩何所谓真，何所谓假？殊不知，曹雪芹早有明言：“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无须理会，只要相信《红楼梦》的客观存在性就足够了。再则，人们往往以已意揣摩曹雪芹之意，而在实质上又往往忽视了自身。何也？也就是人们去揣摩曹雪芹怎样让自己感动，而不去揣摩自己为什么感动。若言红楼之悲欢离合感动了人们，那自然极是，可仅此么？自己被感动，皆是因为红楼激发了文化之人的潜意识，使之无可扼抑，进而陶醉、感伤、沉迷、不能自拔。这一点，最易为人忽识，也正是曹雪芹的深刻寄寓所在，故而寄寓意识是弥漫在《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史湘云为理想之文人，薛宝钗为传统之文人，贾探春为政治之文人，贾迎春为积弱之文人，薛宝琴为没落之文人，妙玉为孤独之文人，贾惜春为苦难、寄寓之文人，香菱为飘零之文人，李纨为道德之文人，以上皆曹雪芹潜意识层的寄寓，想来，这样玩比猜笨谜好一些。 以上所讲，只是寄寓意识的一层，其根基是青一色的中华文化，它与忧患意识紧密相联。在忧患中，在艰难中，写写诗，填填词，唱唱曲，把心中的郁闷排遣出来，能够不被艰难压倒，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积极地面对人生，挑战忧患。或许，也正是寄寓意识，使中国文化之人在千余年的苦难与不幸中，保持了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在风刀霜剑下苟延残喘，在强权重压下，曲折发展。中国文人意识，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中华文化未被隔断，中国文人意识一代代延续，寄寓意识功莫大焉。 精神寄寓与精神寄托大抵是不一样的，然而都应属于寄寓意识的范畴。精神寄寓，是把自己精神的某一部分寄寓在某人某物那里，通过某人某物可以认识、发展、改造自身，其根基大抵是我们民族的忧患意识。精神寄托，是把自己的生命支柱寄托在某人某物上，某人某物是自己精神的绝对权威，失去了某人某物，则意味着精神生命的完结，尽而导致肉体生命的完结。它的根基是忧患意识的反动，即苦难意识。在上一节里，我曾以大量篇幅引证佛关于苦难人生的论述。既然一切都是苦的，没有一点光明，没有一点温暖，漫漫长夜中，人类只不过是迷途的羔羊，那该怎么办呢？于是寻找精神寄托，客观世界（“色”）是幻相，是“假号”，“假号不真”，一切皆“空”；人生亦然，“生命无常”，“人生如梦”，只有以“涅槃”为乐，出家修行，才能达于“天堂”，过上“常、乐、我、净”的日子。我要论述的惜春之寄寓意识，既有精神寄寓的成份，这是曹雪芹注入的结果；亦有精神寄托的成份，这是惜春精神世界的核心。 对于在《红楼梦》中早已沉埋，在读者心中早已死去的人物形象，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为了分析其精神世界，不免调动精神索隐的力量，进行一种比附。我们先看看惜春在《红楼梦》中的踪影吧。 在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宴宁府宝玉会秦钟》这一回中，周瑞家的因引荐刘姥姥，去回王夫人话，碰巧薛姨妈派了一件差事，给姑娘们一人送两枝宫花。周瑞家的给正在下棋的迎、探二人送上之后，便寻惜春。书中写道： 周瑞家的答应了，因说：“四姑娘不在房里，只怕在老太太那边呢。”丫鬟们道：“那屋里不是四姑娘？”周瑞家的听了，便往这边屋里来，只见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儿和一处玩耍呢，见周瑞家的进来，惜春便问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将花匣打开，说明原故。惜春笑道：“我这里正和智能儿说，我明儿也剃了头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儿来；若剃了头，可把这花戴在那里呢？”说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鬟入画来收了。 在这一段中，惜春也不知是几岁的孩子，在有意无意间竟说出了关系自己命运的谶语。如果从文人意识来分析，寄寓意识已漫布其中了。正如戚蓼生所云，曹雪芹写《红楼梦》，“注此而写彼，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盖声止一声，手止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以曹雪芹寄寓而论当是如此，然而以惜春之精神世界而论，则具有更深的含义。在周瑞家的给众姑娘送宫花的过程中，迎春、探春二人正在下围棋，黛玉、宝玉在解九连环，而唯有惜春与尼姑庵的智能儿玩，可谓落落寡合。何也？尼姑本是落落寡合之人，能与落落寡合之人相交者，亦多为落落寡合之人。所谓“同声相合，同气相求”是也。惜春在有意无意间讲，自己也要剃发作姑子去，与后果来之命运两相对照，果然不胜凄凉。人们可以说，这种谶语的方式非常不好，迷信，然而却不曾想过：小时候的志趣、想法对人之一生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因为那些早已不再是志趣、想法本身，早已植入了幼稚的童心，成为心底的烙印。如果说那是美好的，将成为一生中永志难忘的追忆。如果说那是凄美的，将成为一生中心灵的阴影。惜春之可痛可叹，并不在于有意无意间所说的关系自己命运的话，而在于那些话语植入了幼稚的童心，成为心底的烙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生的悲剧命运。 自从这一后，惜春在生命的历程中，也在不断地加深着那童年时在心灵中打下的烙印。终于在二十二回，“制灯谜贾政悲谶语”中，坦露了自己的内心，为我们深入其精神世界造成了可能。是的，“前身色相总无成，不听菱歌听佛经”。或许，惜春有前身，或许没有，或许有无并不重要，因为在她幼小心灵的潜意识层中，前身是不好的，今生是要来受苦的，一切都是注定的，所以要使“色相有成”，达到精神解脱，只能抛弃荣华富贵，浅斟低唱，而皈依我佛，寂寥一生。她为什么这样想呢？难道受到了精神打击么？难道生活的苦难与不幸已经压在了她的肩头么？她的命运不好，是一定的，“自古红颜多薄命”，然而她除了庶出的地位不好之外，其它方面仿佛都是好的。她为什么不满足，而要自苦若是呢？她的悲哀，我们无从寻觅；她的苦痛，也毫无踪影，仿佛一切都是无缘无故的。或许，也正是她庶出的地位，落落寡合的个性，心灵对悲凉的感触，让她选择了这条道路，冷凝了心灵的最底层。这种冷，是一种冷淡、漠然，万事不足以牵挂，泰山崩于前，脸色都不变。但，这绝不是一种高度的镇定，而是一种无名的悲哀。或许，此身真的要沉于黑海，没有光，没有热，只有黑暗，只有阴冷。然而惜春的精神并没有跨掉，反而显得生机勃勃，指向无限，因为她找到了精神的皈依，心灵的皈依，这就是精神寄托。“莫道此生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正是这种精神寄托的宣言，使惜春成为大观园文人集团不可或缺的构成。在那星空里，她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她被淹没在了无底的黑暗中，但性灵中因了对佛之皈依，所现出的大光明，却成了精神的支柱，生命的支柱。对于这种伟大的寄寓意识，真正理解者寥寥。文天祥讲：“谁知真患难，忽见大光明”。巨大的忧患，终于磨练了文天祥的意志，儒家所谓的阳刚正气溶入了佛性。她终于在伟大的寄寓精神中超越了生死，超越了时空，达到了永恒。贾惜春并没有经历生活苦难与忧患的磨炼，但思想的、精神的、心灵的磨炼却不在文天祥之下，她们要寻找的，无论在内涵上是否相同，但本质上，却都是一种精神寄托。是的，千年而下，他们应当成为知己。但曹雪芹却未必是惜春的知己。惜春看到佛性中的大光明在，曹雪芹却发出了“可怜侯门绣户女，独卧青灯古佛旁”的悲叹。但，我们并不能由之断定二人精神世界的深度。但曹雪芹的寄寓意识不同于惜春是一定的。曹雪芹的寄寓意识系精神寄寓，她以深刻的忧患意识为根柢，承继着青一色的中华文化精神。而惜春的寄寓意识系精神寄托，她以苦难意识为根基，通过精神寄托，艰苦修行，达到“涅槃”之境，实现精神的解脱。 在惜春的精神世界中，精神寄托有着无可限量的作用，她支持着孱弱的娇躯，使她的文化品格具有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特点。或许，也正是精神寄托，使她有了常人难以忍受的高洁意识和自保意识。我们还是先看一下惜春生命里最精彩的那一段吧。 七十九回抄检大观园时，惜春的丫鬟入画私藏了哥哥交存的银锞子，被人疑为贼脏；凤姐、尤氏都以为这并不算什么过失，可她却以自己独特的高洁与清冷，坚决要求把可怜的丫头撵走。惜春在与尤氏的交涉中，把自己的文化品性张扬到了极点，我们不妨赏鉴一番。 尤氏：实是你哥哥赏他哥哥的，只不该私自传送，如今官盐竟成了私盐了。（因骂入画“糊涂脂油蒙了心的。”） 惜春：你们管教不严，反骂丫头。这些姊妹，独我的丫头这样没脸，我如何去见人？昨儿我立逼着凤姐姐带了她去，他只不肯。我想，他原是那边的人，凤姐姐不带他去，也原有理。我今日正要送过去，嫂子来的恰好，快带了他去。或打，或杀，或卖，我一概不管！ 入画：（跑下哭求）再不敢了。只求姑娘看从小的情常，好歹生死在一处罢！ 众人：不过一时糊涂了，下次再不敢的。他从小儿伏待你一场，到底留着他为是。 惜春：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况且近日我每每风闻有人背地里议论什么多少不堪的闲话，我若再去，连我也编派上了。 尤氏：谁议论什么？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姑娘是谁？我们是谁？姑娘既听见人议论我们，就该问着他才是。 惜春：（冷笑）你这话问着我倒好。我一个姑娘家，只有躲是非的，我反去寻是非，成个什么人了！还有一句话：我不怕你恼，好歹自有公论，又何必去问人。古人说得好，“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何况你我二人之间。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够了，不管你们。从此以后，你们有事别累我！ 尤氏：（又好气又好笑，因向地下众人）：怪道人人都说四丫头年轻糊涂，我只不信。你们听才一篇话，无原无故，又不知好歹，又没个轻重。虽然是小孩子的话，却又能寒人的心。 众嬷嬷：姑娘年轻，奶奶自然要吃些亏的。 惜春：（冷笑）我虽年轻，这话却不年轻。你们不看书不识几个字，所以都是些是呆子，看着明白人，倒说我年轻糊涂。 尤氏：你是状元榜眼探花，古今第一个才子。我们是糊涂人，不如你明白，何如？ 惜春：状元榜眼难道就没有糊涂的不成？可知他们也有不能了悟的。 尤氏：你倒好。才是才子，这会子又作大和尚了，又讲起了悟来了。 惜春：我不了悟，我也舍不得入画了。 尤氏：可知你是个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人。 惜春：古人曾也说的，“不作狠心贼，难得自了汉。”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为什么教你们带累坏了我。 尤氏：怎么就带累了你了？你的丫头的不是，无故说我，我倒忍了这半日，你倒越发得了意，只管说这些话。你是千金万金的小姐，我们以后就不亲近，仔细带累了小姐的美名。即刻就叫人将入画带了过去！ 惜春：若果然不来，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还清净！ 不知道有耐心的读者，看完这一段会是什么感觉。曹雪芹这样分析说：“谁知惜春虽然年幼，却天生成一种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独僻性，任人怎说，他只以为丢了他的体面，咬定牙断乎不肯。”这分析可谓一语中的，而惜春这种个性想来也是为曹雪芹叹服的，因为古文人之特质息息相同。人们都讲惜春的智慧平庸，想来是不确的，若论智慧，她实不在林、薛、史、探、琴诸芳之下，这段精彩的对话即是明证。惜春的每一句话，都有六月寒的力量，让人浑身不舒服，但背后却隐藏着相当多的智慧。不管惜春在读者心中留下了什么形象，在斗口中，却是胜利者。这段斗口在《红楼梦》中也算得精彩至极了，可与其披敌者大约只有探春与王熙凤的那段了，林黛玉在红楼中，一直被认为是斗口名家，与惜春相比，却不免黯然失色。我在读完惜春这一段斗口以后，并没有感到透骨的凉意，反觉痛快淋漓，如此做法，实为闺阁张扬一股傲气。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将惜春作为最喜爱的红楼人物。是的，人来到世间，本是无牵挂的，正所谓“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只要在污浊的环境中，在悲凉与衰飒中，洁身自好就相当不易了。惜春因为有深层次的精神寄托，在她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淡漠无情的，因而也是无可留恋的。她有浓厚的自保意识，谁也不能带累了她。入画私藏了东西，她便以为影响了她的声名，她的高洁，于是决定撵走，这固然是其悟的表现，但却说不上彻悟，因为声名、高洁亦为身外之物，勘破此层，方为彻悟，正如林黛玉讲的：“无足立境，是方干净”。况且，其无情之处，实令人寒心。惜春的高洁意识、自保意识，我们可以理解，自然不会过分苛求，但从寄寓意识的角度讲，惜春是代表某一类型文人的，在她精神世界里，有着文人的劣根，这是必须注意的。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许多读书识字之人，相当清高，批评什么事，都很深刻，很中肯，很有道理，但让他们一做，就糟之极矣。批评终归是批评，文人之批评固然刻骨，但本身最了不起的也只能是清高，更何况，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严格说来，一般的清高，不过是自私心的发展，很难做到“见危授命”、“见义勇为”。我们从惜春撵走入画这件事，即可分明地感受到这点。惜春皈依佛法不假，但所求者不过是自身了悟，精神解脱，故而她所信奉的是小乘佛法，而不是普渡众生、救苦救厄的大乘佛法。如果我们将她与刘姥姥相比，就会发现强烈的反差了。刘姥姥之为人，素来为我不齿，但两次入大观园，从贾府得到了资助，而到贾府败落后，把熙凤之女巧姐从火炕中救出，确实反映着感恩图报、朴素善良的美德。我们虽不能说这就是类似荆轲、聂政、高惭离的侠义精神，但较之有知识、有文化、读书识字、自认了悟的贾惜春，却不知高出了多少。屠狗辈虽无知识，但讲义气，言出必践；而知识高的人，总爱唱高调，真有困难找他，却很难如愿。或许，知识高的人，可以充分调动所知所学，为自己逃避困难，忘义负心，编织天花乱醉的理由，求得自我安慰吧，当然这还是有良心的。可是仗义的屠狗辈，心地单纯，浑如璞玉，难有闲工夫去想古圣先贤讲什么，他们不去想，却实实在地做。这确实令文化之人惊心、佩服。曹雪芹对此深有体会，故在巧姐的判词中写道：“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 “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实在值得文化之人反思。为了加深印象，不妨引一下南怀瑾老先生讲的一个故事：老先生有一个湖南朋友，好几年以前，因事牵连坐了牢。三个月后出来了，碰面时，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三个月坐牢经验，有诗一首，是特别的吊脚诗，七个字一句，下面加三个字的注解。他的诗是： 世态人情薄似纱——真不差； 自己跌倒自己爬——莫靠拉； 交了许多好朋友——烟酒茶； 一旦有事去找他——不在家。 以上不免扯远了些。贾惜春作为一特殊类型文人，精神世界中的自保意识与高洁意识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自保意识让她与世人无牵无挂，谁也不要带累谁，所谓“不作狠心贼，难得自了汉”是也。而高洁则是通过自保达到的，只有不受世俗的污染，才能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保持高洁的个性。而在自保意识与高洁意识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精神寄托，即“莫道此生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这种精神寄托，不仅使她在污浊的环境中保持了高洁的个性，而且启迪其智慧，具有很强的思辨意义与审美价值。当然，其阴冷的个性，并不能为我们接纳，但她那悲苦的命运，就不能唤起我们的同情么？ 在续著中，惜春继续沿着童年的道路前进。如果说妙玉的道路是由高洁走入凡俗的话，那么惜春则是由凡俗走入高洁了。妙玉和惜春下了一次棋后，夜感琴音，悲寂寞，睡觉时忽然冲了邪，嘴里乱嚷说强盗来抢她出来了。惜春听闻后，默然无语，因想：“妙玉虽然洁净，毕竟尘缘未断。可惜我生在这种人家，不便出家。我若出了家时，那有邪魔缠扰？一念不生，万缘俱寂。”想到这里，蓦与神会，若有所得，便口占一偈云： 大造本无方，云何是应住。 既从空中来，应向空中去。 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本是困扰人类而始终不得其解的哲学命题。按照佛家的说法，人从来处来，到去处去，这是一种回避，也是一种智慧，但作为一种独立的人生观存在，却不免太空寂，让人太压抑了些。是的，惜春本从无明中来，故而要向无明中去，这在自身看来，既不悲哀，亦不欢喜，仿佛只有是自然法则在无动于衷地作用着。我们无法想象，这时惜春的精神世界是否还有深刻的寄托。在我的感觉里，那性中的大光明，已被天荒地老中的空寂化掉了，只有一具僵尸，只有一副动人的容颜，除此以外什么也没了。我们是不是应把这种结局归罪于续著呢？惜春精神寄托之消弥，难道不正是寄寓意识发展的必然么？不管怎样，惜春终于出家了，或许她敲响了末世的丧钟，或许，她永远也无法在文化上走向新生，或许，她的人生也只能在空寂中消弥。曹雪芹怀着深重的叹息与感伤，吟出了她的判词： 勘破三春景不长，淄衣顿改昔年装。 可怜侯门绣户女，独卧青灯古佛旁。 如果说惜春从寄寓中来，行进在寄寓里，并最终完结在寄寓里，那么她的文化涵量就在这伟大的寄寓意识中了。她的寄寓意识是自己精神寄托与曹雪芹精神寄寓的完美统一体。人间的苦难与忧患，支撑着她的寄寓，让她在生命中的历程里，在大观园文人集团的灿烂星空里，放出异彩。然而，惜春作为“原应叹息”之末，其文化涵量与文化意识还有许多，下面就走入她的精神世界，审视一下悲悼意识与人生空幻意识吧。 （四）悲悼意识与人生空幻意识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抒情力量太薄弱了，所以我不揣冒昧，准备引几段话来引入悲悼意识。至于那几段话的作者也就不再标出了，相信那人说的，每个人都会有同感。既然是相同的东西，人们心底的呼唤，又何苦为作者名姓所累呢？ 在渺渺的历史长河边，一般人最容易感到个人的渺小、微弱和无奈，由此产生感伤和叹息。人们看到，不论是威赫喧嚣的天子命臣，还是充满奸诈、风险的忠奸之争，或者是流留花前月下、良辰美景的才子佳人，随着岁月的冲刷和陶洗，有的全然无存，有的至多留下淡淡的痕迹。历史在人们心中既是一首激越磅礴的交响曲，又是一驾使伟岸变成平凡的研磨机，彼时的高台夷为此时的沙粒，积沉于长河，没埋于河底。这一切，怎么不叫人产生无可捉摸的虚幻感？是啊，虽然历史是人构成的，但历史总又要超越人，不论是伟人还是普通人，都难以掌握历史、操纵历史。 帝王在改朝换代的大潮前只有自缢于树杈；在国难当头时，只有以一爱妃求安和亲；在纷争四起、哗变即发时，又只有处死宠幸的女人以谢罪天下，……非常关头，帝王既不能掌握自身的命运，也更难以掌握天下的命运。一朝天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还谈得上什么呢？ 在连绵悠长的历史面前，人生的短苦易逝，更加重了杳茫和迷惘。以此心迹观看世界，更是沉浮莫测，变迁难料。昔日的宝城享殿，成了刍牧之场；皇城墙倒宫塌，满地莴菜；就连那名扬天下的秦淮，也落得个“旧日窗寮，破纸迎风，坏槛当潮”。人去物衰，那昔日的繁华鼎盛，一代风流，俱消散若烟若云。唯有天自苍，云自卷，水自流。谁都不能真正足愿，这大约就是天地造化了。 历史与人生在时空跨度上的巨大反差的确叫人懊伤。而历史与人生追求的难以重合，则叫人感到奋斗和努力的徒劳。两相结合，由历史触发的感慨中，总渗有一股去不掉的深深的忧虑和悲伤。…… 由之，贯穿中华文化千余年的悲悼意识便产生了。所谓悲悼者，多为美好之逝去，繁华之不再，风流之云散。在中国古文化之人中，国家之兴亡，民族之兴衰是一个始终解不开、去不掉的情节。所以悲悼意识的第一层即为黍离之悲。周幽王时，申侯勾结犬戎杀幽王于骊山，周土被占；而后犬戎又陷洛阳，逐走襄王。于是产生了周大夫到镐京时的黍离之悲：“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迟迟，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重叠章句，回环往复的咏叹，表达了诗人古朴苍凉而又激越悲愤的情感。这就是悲悼意识的源头，自此，黍离之悲为后世人们不断回味充实，渐成历代战乱后人们目睹宗社丘墟、悼往伤今的象征。汉末则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忧国忧民，安史之乱后则有“楸梧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许浑《金陵怀古》）的思索，李后主则有“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李煜《破阵子》）的浩叹。有宋一代，国家积贫积弱，终至山河破碎，相应地悲悼意识回荡在文化之人的潜意识层中，清人即指出，南渡后诸诗人“抚感时事，慷慨激越，寄托遥深，往往突过古人”（《四库提要》卷一五六）。元明清，黍离之悲亦余波不息。金元词有“英雄骨，繁华梦，几荒丘”（高宪：《三奠子》，《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版，54页）“故园青草依然绿，故宫废址空乔木，狐兔岩穴城，悠然万感生”（刘壎《菩萨蛮》）；明清词如“燕子堂空，凤凰台远，剩有春风秋露”（朱一是《二郎神》）；“闲凭吊，兴亡满眼，衰草汉诸陵”（曹贞吉《满庭芳》）。作为悲悼意识的第一层，黍离之悲的成因是相当复杂的。忧国忧民，关心国家社稷，历来是中国文化之人的传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也。同时，黍离之悲不单单只为一朝一代和具体的某国某君，而是一种匡扶社稷的主体道德力量支配下，对盛衰变化、今昔对比的不适应感。有着亡国之痛的庾信就讲：“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哀江南赋》）悲悼意识的核心往往正是今昔对比。另外，中国文化是重视积累、生生不息的文化，悲悼意识在不断的悲悼中走向了深沉、厚重，甚至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阴影。再则，人生本无常，永恒是那么的渺茫，许多相通的东西也影响了黍离之悲，若“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李义山）。 如果说黍离之悲侧重于家国的话，那么悲悼意识的第二层，则侧重人生了，所谓人生空幻是也。人生空幻意识，或者说人生悲悼意识，根基于对生死的反思，以及今昔对比的情感体验。人总是要死的，“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陶渊明《自挽歌》），这是无可变更的自然法则。如果人们没有思想，没有情感，若一堆烂木头，什么人生空幻、人生如梦之类的，都是胡说八道。但人会思想，有情感，故而对死亡是畏惧的，对今昔对比是不适的，总渴望着长生不老，寿与天齐。其实，生与死在精神领域是可以完成内在超越的。但今昔对比，往往让人心不平。少年总想，人为什么不能长大呢，长大了再也没人管了，青年则想，人为什么要长大呢？长大了，为什么要变坏呢？当然，中年、老年还有不断的反思。而最终的一个土馒头，让所有的人哑口无言了。我们还是引用一些古诗来说明一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伤交流”（阮籍《咏怀诗》），“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杜牧），此为牛山之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庾信《枯树赋》），此为伤世之嗟；“北邙山上列坟墓，万古千秋对洛城。城中旦夕歌中起，山上惟闻钟柏声”（沈佺期）“今古北邙山下路，黄尘老尽英雄，人生常恨水长东”（吴商浩），此为北邙之痛。 黍离之悲与人生空幻意识为悲悼意识的两层，它一直弥漫在千余年文化人的潜意识中，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积淀、激荡、回应。黍离之悲与人生空幻在悲悼意识中不断地循环，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宗庙废弃，宫殿荒芜所带来的惨痛往往归结为人在历史沧桑巨变前的无奈。是的，人太渺小、太脆弱了，一切努力与奋斗在宇宙间总显得那么徒劳，于是人生空幻。在人生空幻中，无情者，物也；有情者，人也。以物之无情衬托人之有情，实堪伤也。“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庭树不知人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江山不管兴亡事，一任斜阳伴客愁。”由来天地万物总是漠然地审视着人世变幻，他永远寂寞无言，无动于衷。故而，人们既对它既感到愤怒，因为它太无情了；又感到景仰，因为它启迪了人类的一切智慧，道是无情却有情。“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地万物之有情无情与否，与其本身毫不相干，关键是人。天地万物无情，并不为人所恨，人们所恨者，唯有“无可奈何”四字也。为什么在历史的长河中，历朝历代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难道在盛衰变化中，隐藏着自然法则么？为什么这自然法则会给人们带来心底的苍凉与悲怆？人们无法理解，却要求理解；人们无法解释，却力图解释。如此循环往复，不变的仿佛只有天地万物，日月山川，水流落花，白云飞鸟和人类心底深深的忧虑和感伤。或许，人们需要一种内省，悲悼意识需要一种超越。然而完成了超越，一种清醒的意识使人们感到，若真有自然法则，那么任何人、任何朝代都逃脱不了被抛弃毁灭的结局。唉，“汉苑飘苔，秦陵坠叶，千古凄凉不尽。何人为省。” 如果要考察悲悼意识，最好读一下《桃花扇》。在四大名剧中，她应该是最感人的了。《桃花扇》通过候方域、李香君二人的爱情故事寓兴亡之叹，这是人们熟知的。候李二人的相逢相知虽不免才子佳人的俗套，但背后却是巨大的政治阴谋。奸党阮大铖想利用侯方域与复社的关系，为自己开脱，故而极力撮合侯李爱情。然李香君虽属青楼，不仅天姿国色，才貌双全，而且有政治识见、崇尚气节，于是有了却奁之举，促使侯方域与阮大铖“划清界限”。“偏这点花月情根”，植入了社会政治斗争的风浪漩涡之中，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兴亡之变，相应地孔尚任所寄寓的兴亡之叹、亡国之恨得以抒发。如果要说感动，我们不妨引第五出《访翠》中的两首曲子： ［缑山月］金粉未消亡，闻得六朝香，满天涯烟草断人肠。怕催花信紧，风风雨雨，误了春光。 ［锦缠道］望平康，凤城东、千门绿杨。一路紫丝缰，引游郎，谁家乳燕双双？隔春波，碧烟染窗；倚晴天，红杏窥墙。一带板桥长，闲指点茶寮酒舫。听声声卖花忙，穿过了条条深巷，插一枝带露柳娇黄。 此真不愧才子笔法，深得秦淮游赏之妙，景物层次分明。同时，在“满天涯烟草断人肠”中，寓兴亡之叹，即悲悼意识，所谓“金粉未消亡，闻得六朝香”是也。如果反复吟咏［缑山月］，当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之感。此两首若置于临川四梦中，亦无丝毫逊色。 美好总是短暂的，春光总是易逝的，这点花月情根在历史前进的车轮面前也是软弱无力的。南朝的败亡，靠这点花月情根来诉说；但最后这点花月情根亦被剪断，由之，《桃花扇》之悲剧精神有了与《红楼梦》相抗的力量。“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这是明末遗民的声音，也是孔尚任的声音，这表明在他的心中，清王朝的统治就不是自己的国，清统治者也不是自己的君。所以纵有清王朝在，自己也是国破家亡的。这是汉民族文化之人刻骨铭心的认识，也促使他们在历史和社会悲剧中愈陷愈深。 说到，《桃花扇》中悲悼意识与人生空幻意识最深者，人们一般推哀江南那套曲子，不过，我想引用另外两首诗。 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 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情浓何处消。 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 曾恨新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 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 留得伤心传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 明末遗民，日日以泪洗面，想来是一定的。然而最深的悲悼终将成为历史的空幻、人生的空幻，岂不痛哉？而自其不变者观之，仿佛只有青山隐隐，绿水悠悠…… 我们说贯穿千余年的悲悼意识，同样撞击着曹雪芹的内心，而感伤主义与人生空幻却成为有清一代文艺思潮的核心，相应地这些东西都会在有意无意间注入《红楼梦》。《红楼梦》悲悼意识之强烈，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是首屈一指的。她所悲悼的是什么呢？贾府之命运么？繁华之不再么？风流之云散？千古之童心么？文化之没落么？文人之悲苦么？身世之飘零么？历史之兴亡么？社会之衰靡么？儿女情之不得归宿么？仿佛都有，仿佛都不全面。或许，《红楼梦》所悲悼者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既有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文人的衰靡，又有中华民族心理结构中某些无名的悲哀，更有人类相通的情感、感性和人性。如果她的悲悼只属于那个时代，那么她也只能在悲悼中把自己埋葬。她的悲悼不仅属于那个时代，而且属于整个封建社会，并且超越了时空，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永恒的魅力，而为我们在本体上排拒她，在精神上接纳她的时代所接纳。 《红楼梦》的悲悼仿佛侧重于家族与人生，而家族与国家却是同构的。儒家就讲：“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先齐家，才能治国。相应地，曹雪芹所悲悼的就不只是一个家，而是一个国，可这个国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对汉族知识分子之所谓“吊明之亡”，并不感兴趣；而对于满族，仿佛也并不存在什么特殊的亲近，相应地也就难有“揭清之失”的寄寓。所以他所凭吊之国，既不是明，也不是清，况且清朝还处在表面熙熙攘攘的康乾盛世。私以为曹雪芹所凭吊的当是文化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有着最后的辉煌，也拼尽了全部的能量，往后也只能走下坡路了。所以，我反复地讲，《红楼梦》诞生之日，便是传统文化衰落之时。私以为，文化者，实质是人类智慧的集合体，她固根基于社会政治、经济，又凌架在社会政治、经济之上。或许，并不是文化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而是社会政治、经济为文化服务。也只能大抵如此罢。如果说曹雪芹真的是在凭吊文化中国，那么他是不可能自觉的。在他的显意识里并没有文化中国这个概念，但在潜意识里却是有的。他在浓厚的繁华中，感受到了末世的悲凉，以自身之经历为蓝本，创作了《红楼梦》，也就在潜意识中寄寓了对文化中国的凭吊。 《红楼梦》之悲悼意识，所体现者实多，若《好了歌》及注解，想来只一句“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即足以。当然后来的《芙蓉女儿诔》凭吊之深，亦为明鉴，所谓：“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竞芳之月，无可奈何之日”是也。悲悼意识最深者，恐怕要推那十二首《红楼梦》曲子了。仔细口味一下，曲子在人生中寄虚悲悼意识最完美、最深沉，最终归结为人生空幻的，也只有那首《虚花悟》了。 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把秋捱过？则看那，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这的是，昨贪今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似这般，生关死劫谁能躲？闻说道，西方宝树唤婆娑，上结着长生果。 惜春为四春之末，虽年纪幼小，却懂了悟，着实难得。如果说曹雪芹在她身上寄寓着悲悼意识的话，那么并不深，因为她的阴冷很难唤起人们的热情，她的悲苦也很难让人洒一杯同情之泪。她之悲悼意识是精神世界里固有的，大观园文人集团的成员，基本需要曹雪芹凭吊，可她不需要。她反而凭吊着那个家族，大观园里的姐妹们。三春各自悲苦的命运，对她幼小心灵之震撼是小不了的，于是，她便对一切悲观、失望起来。又由了在她幼小心灵里，本有以佛为皈依的精神寄托，所以便要把“三春勘破”，桃红柳绿，只不过是一时之景罢了，只是暂住，不会永存。人应寻找清淡天和，寻找精神寄托，寻找精神家园。“日边红杏倚云栽，天上碧桃和露种”，这直插入云的凌霄花又有什么了不起？富贵荣华，不过过眼云烟；春光固然明丽，春花固然妩媚，但到头来，谁又能把秋捱过？伤春则为缠绵，悲秋则为衰飒。“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正所谓“连天衰草，岂独蒹葭，匝地悲声，无非蟋蟀。”今昔对比，对有情感的人来讲，是无法忍受的。昨贪今富，为之奔波，为之劳碌的，只有身为万物之灵又可怜巴巴的人啊？春荣秋谢，为之骄傲，为之自豪，为之感伤，为之哀吟的，只为花啊，所谓“风雨摧残”者实堪痛也。既然一切都是无常，而无常即苦，那只有勘破生死，寻找精神寄托了。“闻说道，西方宝树唤婆娑，上结着长生果。” 仿佛惜春是了悟的，仿佛惜春勘破了一切，仿佛惜春找到了精神寄托，生命支柱，然而曹雪芹却说“可怜侯门绣户女，独卧青灯古佛旁”。所皈依佛法，并不应是惜春的归宿，因为她是少女，她是大观园文人集团的成员，她需要文化的芬芳，她需要情感的滋养。如果她真的要皈依我佛，那么她在苦难中的精神支柱将会沙弥，所谓“一念不生，万缘俱寂”是也，但现实中的苦难与不幸却并不因为内心世界、精神领域的变化而有丝毫的改观。如此，其心岂不是要死了么？其人生岂不空幻了么？ 曹雪芹对惜春是应该悲悼的，虽然惜春并不接纳，因为她自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了悟者。如此，悲悼不仅应该，而且更应惨痛了。是谁杀死了惜春的心？难道她也是林黛玉那种精神自杀么？或许是罢。杀一个人，最好不要杀死她的肉体，而要摧毁她的精神、心灵。庄子云：哀莫大于心死。杀死人的精神，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人性最大地摧残，而被摧残者却以为找到了精神支柱，可以永远地超越苦难与不幸。如此，良可悲也。 在惜春的精神世界里，有着浓厚的悲悼意识和彻底的人生空幻意识。从人生空幻讲，曹雪芹之寄寓是最深的，因为大观园的图画并未被惜春画出。想来，这也是大观园终归虚化，理想终为现实击败的明证吧。但惜春除此之外，还有深度么？在末代儿女情中又该怎样定位她呢？ （五）自爱之悲苦与乞食之运命 在《红楼梦》的精神世界里，惟有惜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她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知已，又是一个庶出的小姐，得不到上层的怜惜，家园的温暖，父母的亲情，惟有零丁孤苦，形影相吊。贴身伴的丫鬟入画自是极有情义的，但她对入画并不怎么看重，更谈不上所谓情感交流了。在贾府，这么一个大家族中，她才真正感受到了举目无亲的悲哀。别人勾心斗角，她默默地看着，听着，没有任何态度，并不是她真正无动于衷，而是她没有资格，没有力量，没有权力。别人快乐高兴时，我们也很难发现，她有多大改观，仿佛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她永远却是孤立的，不仅在大观园里，在贾府里，更在深层次的精神境界里。她得不到怜惜，得不到温暖，但并不乞求怜惜，并不乞求温暖。在她幼稚的内心里，仿佛别人的终究是别人的，别人不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于是她便让自己的永远是自己的，永远不给予别人什么。这并不是什么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而是严密地防守心灵的净土，保持个性的独立与高洁。任何人都不爱她，所以她也不爱任何人。她不爱任何人，所以也就无法得到别人的爱。惜春的内心情感已严重地冷漠了。她对入画私藏东西的处理，已将那种冷漠发挥得淋漓尽致，让所有充满热情的人们哑口无言。是的，还能说什么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吧。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是高洁的，尤氏的败阵，正是由了心病，而惜春却表现着敏锐的洞察力。她有智慧，但她的智慧只在自保中。她是只知自爱的人。“不作狠心贼，难得自了汉”，如此绝决的话语，却出自小孩子之口，也确实令人寒心了。有同情心的人们，你们是继续把心寒下去，还是理解、接纳惜春呢？ 我相信，人彼此间是应该接纳的。惜春的自爱并不是因为天性的自私，而是因为别人没有给予她什么。所以她便不会爱别人，给予别人什么，当然这又成了可怕的循环，最终搞得自己与别人完全无干了。这自是其不好。但她的自爱，她的顾影自怜，难道就不能唤起我们的同情么？祥林嫂那句：“真的，我真傻”，除了给读者带来了笑声外，更带来了无尽的寒意，甚至泪水。惜春的顾影自怜，为什么就不能呢？或许，她太冷了，冷漠的让人无法接受，冷漠得东风无力，冷漠得百花凋残。惜春啊，难道你就这样惜春么？是的，你有苦难意识，你的精神寄托，你深深地悲悼着红楼世界，但为什么就不能从自爱的狭小世界里走出来呢？你不会摇头，你只会咬紧牙根，因为你是百折不回的，你是孤僻廉介的。你没有牵累过任何人，任何人也不会牵累你。这是真的么？你的自爱，决定了入画的悲苦，难道数年的伏侍之情，换来的只是冷漠地绝决么？一切终于消逝了，你的精神寄托终于变得强大起来。“莫道此生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是的，性中的大光明引导着你，但为什么又陷入了“一念不生，万缘俱寂”的泥坑呢？难道你没有觉察到么，你的精神支柱已被沙弥了。末代儿女情永远与你隔膜了。春天的回眸一笑化作了冷冰冰的面孔；百花报春早，却成了落花寂寂，名园幽幽。你终于出家了，但出家能改变你的悲苦么；能让你从精神的牢笼中挣扎出来么？ 我们失望了，你也失望了。因为出家的归宿，却无法抗拒淄衣乞食的运命。无奈的运命，并不因精神的高洁，精神的寄托，而有丝毫地改变。苦难与不幸总会压到无辜少女头上。自爱在末代儿女情中是尴尬的，在悲凉与衰飒中是脆弱的。或许，惜春能忍受这一切。作为苦难文人与寄寓文人的混合体，苦难意识、寄寓意识、高洁意识、自保意识和悲悼意识激荡在她的灵魂深处，让她进入大观园文人集团的灿烂星空。是的，星空灿烂，但那颗星却如黑海孤灯，永远那么黯淡、清冷、孤寂…… 诗云：三春事业复何依？ 藕榭香飘惟自惜。 了悟禅机孰勖助， 淄衣终乞他年食。 2000年12月9日于冷月斋 原载：投稿 原载：投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