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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刘心武 当代作家。以短篇小说《班主任》成名，该作被视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90年代之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就秦可卿等专题进行系列讲座，对民间红学的蓬勃起到推动作用。 刘心武红楼梦研究新著《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日前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将于本周六与周汝昌汇校本《红楼梦》在西单图书大厦联合首发。《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分三部分：一是他阅读古本的心得，用说故事的方式给一般读者看；二是对周（汝昌）汇本的点评；三是后二十八回的回目。书中刘心武试图向普通读者澄清《红楼梦》阅读史上的一个重大误区——《红楼梦》并非曹雪芹和高鹗合著。曹雪芹实际上已经完成作品，将高鹗续书与前80回拼接本身就是《红楼梦》这本奇书的悲剧。刘心武认为，高鹗的读本并非曹雪芹的原意，而曹雪芹在世时已经写完了《红楼梦》，共108回，但后28回佚失，刘心武通过对古本《红楼梦》的阅读研究，把这些内容探佚了。纠正这一延续了200余年的“文学史上最大的误读”。刘心武采取了讲故事，甚至智力测验等活泼的方式，希望读者能在轻松的阅读中进入他的逻辑链并获知他的结论。他表示，现在还没有进入续书状态。之前的揭秘系列是研究，但续书是个人创作。  余英时称赞《揭秘》“思入微茫，引人入胜” 新京报：最近获得克鲁格人文奖的余英时教授说过，在对《红楼梦》的全部解读中，有国仇家恨的两种心结，其实这两种心结都是现代中国人未完成的命运，人们还会以各自的方式来解读《红楼梦》，因为每个人的命运以及折射的家国天下的命运也不同。你同意他的观点吗，听说他对你的研究比较肯定？ 刘心武：余英时先生读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二部以后，给我来了封信，他是这样写的：“先生近来为‘红学’最受欢迎的作家，以周汝昌先生考证为始点，运用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从‘红学’、‘曹学’中开辟新园地，创造了前人所不知的‘秦学’。全书思入微茫，处处引人入胜，钦佩之至。”我与余先生素昧平生。 2006年4月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讲《红楼梦》，回国前，老友振才建议我给余先生寄书，当时手头只剩演讲自用的两册，冒昧托梅先生寄去。 回国后7月中意外收到余先生此信。我知道余先生在“红学”上造诣极高，但与周汝昌先生观点并不相同，没想到他能抽暇读我两册《揭秘》，并来信鼓励。我愿将余先生此信公开，意在与大家分享从人文大师谦虚风范、博大襟怀中获得的精神滋养。 新京报：余英时对你的评价，你怎么看？ 刘心武：你看余英时先生，他是看了书再发言，他给我的定位非常准确：“以周汝昌先生考证为始点”，而余先生约三十年前有《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论述，是不同意周先生的考证的，他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论点，但对我以他并不同意的考证为始点所发展出的“秦学”，仍予以容纳和鼓励；他肯定我的论述“思入微茫，处处引人入胜”，所谓“思入微茫”，其实就是点出我使用了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我的研究当然欢迎批评指正，但希望能在通读了我的论著后，点穴点到穴位上，而不要只判我犯“讨厌”罪，甚至企图通过非争鸣手段而将我禁制。 “主流红学界不理解我的研究方法” 新京报：主流红学界一直抨击你不讲学术规范，那么，你觉得主流红学界的研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学术规范呢？ 刘心武：你问得很好。余英时先生早在三十年前，就专门以红学研究著文论述过学术规范的形成与演变的规律，他把规范叫做“典范”。 所谓主流红学界，他们当中一些人只会线性思维，比如他们认为红学的发展流程就是通过批判一种模式打倒一种模式而演变到他们那里：索隐派被考证派取代，考证派被文学批评派取代，文学批评派又发展为阶级斗争教科书的判断。他们一是不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是螺旋形向上的，不是直线性的，而且螺旋向上也还可以是发散式的。 他们似乎又不大知道世界文化研究的许多新学派新成果，不懂得借鉴。比如我的研究所运用的两种方法，一种是原型研究，这在西方是相当古典的，我借鉴了，他们不理解；另一种是文本细读，这在上世纪的西方是很流行的一种研究方法，我也借鉴了（我都不是照搬），他们似乎懵然无知，给我贴标签，就说我是“新索隐”，红学史上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是反对自传说的，他们的学术主旨是要证明《红楼梦》的主题是悼明之亡、揭清之失，我的讲座和书里有一丝一毫这样的解读吗？而且，我觉得他们也根本没有通读过我的书，听两耳朵，远远一望，就生气，就批判，就裁决，就想禁制。 “周（汝昌）汇本是一个里程碑” 新京报：你对《红楼梦》的研究不仅仅是文本的解读，还有相当复杂的版本学梳理，你的努力的确令人佩服。你在前言中强调说，你的成果“只算一个爱好者向大家公布自己的阅读和探究心得。我的目的，只是想为广大的《红楼梦》阅读者，多增添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本子而已”，但同时你又说，希望你所推荐的周老先生的本子“能逐渐成为另一种通行本”。请问，你个人认为这个本子在学术层面上究竟有多高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刘心武：周汇本把11种古本逐句加以比较，然后选出认为是最符合曹雪芹原笔原意的文句，再连缀起来，构成了这样一个真本、善本，是红学史和《红楼梦》出版史上的一个空前的创举和壮举。周家两代三人历尽波折备极艰辛私家修书，最后由周汝昌先生总其成奉献社会。这里面把周汝昌先生一生的研红心血融注进去了。 读这个本子，可以领略曹雪芹那原汁原味的《红楼梦》，它具有逐步通行于社会的优良品质。当然，就其中某些具体问题，仍可争鸣。这不是恢复曹雪芹《红楼梦》原笔原意宏伟工程的结束，而是一个里程碑，开辟了一条可继续前行的道路。 “红楼选秀”利大于弊 新京报：“红楼选秀”中对于选手不知宝玉是男女，黛玉为何人的洋相百出的“红盲秀”，在场红学家竟能为此发笑，你曾犀利地说：轮不到你（红学家）觉得好笑！ 你有何颜面发笑？试问：一个环保局长能够嘲笑空气污染状况吗？同样的道理，红学会应该对这种苍白的现状感到羞愧才对！你认为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刘心武：要让普通中国人知道《红楼梦》的价值，首先要让他们觉得有趣。普及工作的第一步应该是先引发出人们的兴趣。深层原因值得相关人士反省和大家探讨。 我只想说：引发普通民众对《红楼梦》产生浓厚兴趣，无论如何不能扣上“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扰乱了文学艺术研究的方向”等大帽子。人们对《红楼梦》有了兴趣以后，去读，去品，通过独立思考，自然会形成自己的见解，谁能强制性地引导谁呢？ 新京报：重拍《红楼梦》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网络更使得大众数百年来对《红楼梦》的热情终于有了宣泄、表达、交流的可能，网友拼贴红楼人物定妆照，日本人把《红楼梦》人物搞进了色情游戏也闹得沸沸扬扬，“红学”被颠覆了，《红楼梦》又回到了民间。对于这样的现象，你认为利弊是什么？ 刘心武：利大大的——使中国人恢复了对自己母语文化的自尊、自信。弊端很小。其实其他民族对自己的母语文化，能直接进入经典文本的也并不多，通俗化、娱乐化的现象非常普遍，但一般来说，无伤大雅。 中西文化交流中我们处于入超状态 新京报：去年4月你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讲《红楼梦》，对于红学在东西方的影响力这方面，你有什么心得呢？ 刘心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我们目前还是处于入超状态。比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人，对美国经典作家作品知之甚多，提起福克纳一唱三叹，但西方一般知识分子，把专门学汉语的除外，他们对中国经典作家作品就知之甚少，而且不以为憾。我觉得向外民族宣传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中国文化经典，哪怕先让他们知道一点最基本的东西，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新京报：在新近问世的《四棵树》中，你把整本书比喻成树，里面分为：小说树、随笔树、建筑评论树、红学树。红学在你的创作中处于什么位置呢？ 刘心武：我热爱写作，热爱《红楼梦》，只要身体情况和精神头还行，就会继续写小说、随笔、建筑评论，进行《红楼梦》研究。我把自己这四个方面的写作比喻为种四棵树，不断地把四棵树上结出的果实奉献给读者品尝。把近期这四棵树上的果子摘些给读者尝新，当然，也会收入某些发表较早但被人所忽略，而我自己觉得也无妨再请读者体味的“果脯”。 ■链接  原载：《新京报》2007-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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