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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创作实践的一般规律来讲，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密不可分——现实生活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太多的可能性。仅从这层意义上看，我感觉到，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脚步越来越快，城镇化进程中的人情世相，正在对哈萨克族文学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前些年，诸如“农民工进城务工”、“土地流转”、“农牧民身份改变为城镇居民”这类话题，好像离我们印象中的“草原”、“牧村”文化背景还比较遥远，然而，不知不觉中，我感觉到它已经近在眼前。 我们已经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哈萨克族农牧民走进了城镇生活。他们买房、做生意、陪孩子读书、陪老人看病……仅在乌鲁木齐，在餐馆、酒店及很多服务行业，就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哈萨克族青年工作的身影。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各种传媒了解到，在边远的农村牧区，有更多的农牧民因为“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及“牧民定居”、“小城镇改造”等途径，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今年7月新疆政协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提到：新疆牧区原有62万户牧民家庭，116万人口，到目前已经有12万户牧民实现定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五”规划也提出实现48%的城镇化目标。8月份，我还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城市发展蓝皮书上了解到：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27%，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这一结果，从宏观的角度预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城镇化进程毫无疑问也在影响文学创作的题材与叙事。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哈萨克族作家开始把创作选题转向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活。像老作家乌拉孜罕·阿合买提，青年作家杰恩斯·热斯汗、胡玛尔别克·朱万罕、黑达西等。乌拉孜罕的中篇小说集《骏马之驹》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语是这样写的：“这些作品均取材现实生活，通过数十年来哈萨克族农村牧区世景人情、乡间世相，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生产生活及精神世界发生的深刻变迁。这些变迁中，有农牧民在经过努力后得到收获的愉快体验，也有他们在适应现实中的种种痛切感受，同时也不乏由于生活的变迁引发的他们内心世界的种种困惑与茫然，以及他们对民族优秀精神文化传统的固守、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同样的，杰恩斯·热斯汗的《托木帕克成长记》三部曲，也记述了一位从山村走出来的孩子，在进入城镇以后的求学和求业之路；黑达西的长篇小说《惑》则记述了住在小镇上的哈萨克人生活中的种种困惑与不适。 历史上的哈萨克族是一个以游牧生产和草原文化为根基的民族，文学创作和审美深深打下了历史文化的烙印。比如，崇尚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自然和赞美的心态看待生命的诞生与死亡；以崇拜的态度赞美先辈的丰功伟绩；倡导人与人、人与动物的和谐；以大量朴素的生活哲学倡导人们的社会责任；在叙事手法上善于运用精练的诗歌语言。这些文化上的特性，确定了我作为一个哈萨克族创作者的文学气质。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我越来越感觉到，我自己的文学创作正面临着更多的可能。这些“可能”，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库尔班阿里的长诗《从小毡房走向世界》和贾合甫·米尔扎罕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为代表的作品中就开始显现。在这一阶段，哈萨克族出现了一批成熟的现当代作家、诗人和作品，在国家级文学评奖中也创下佳绩。但是最近这30年、特别是这10年来，现实生活提供的内容更为多样。社会转型或城镇化进程，已经成为包括哈萨克族文学在内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学创作不可能忽视的题材。 城镇化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生活的转型，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转型。因此，对哈萨克族文学创作来讲，肯定有一些问题值得作家们进行思考和给予关注。哈萨克族的文化原本是草原文化，他们的城镇化之路，是直接从草原文化生态走进城镇化，因此，其传统伦理价值、人际交往方式、邻里关系、家庭结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和审美情趣，都有可能面临改变。换句话说，文化转型带来的种种感受，可能更为强烈或者痛切。因此，在这一转型中，如何通过文学的方式，发扬优秀民间文化传统和价值？如何处理好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如何引导创作者更多地关注城镇化进程对社会生活的改变？如何在“城镇化进程”写作中，保持民族文学审美价值的惟一性？包括在“全球语境”中如何突破“单边叙事”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做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如同经济开发如何保护环境，城市建设如何保持地域特色的问题一样，也涉及一个关于“传承”与“发展”的问题。 关于这些问题，我想有这么几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一是既然城镇化进程是大趋势，希望更多的哈萨克族创作者在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方面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今天面临的现实，是改革发展与传承保护并存，文学创作不仅要关注人的奋斗与进步，还要关注对人类美好精神家园的守望。在关注“城镇化”这样的现实题材面前，哈萨克族创作者不应该缺席。 二是不被“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程式化的思维模式所束缚。哈萨克族的文学传统来自于历史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空间和精神空间提供的丰厚的民间文化积淀。所以，就“城镇化进程”这个话题本身而言，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我们很容易在认知上把“城镇”与“乡村”对立起来。而事实上，城镇化进程，更需要文学关注人对现实的适应力，需要把草原文化积淀下来的精神力量和积极元素注入到文学创作中。比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正确的社会角色、家庭角色定位，人与自然力量的抗争等。草原和草原文化，或许永远是人们的心理故乡和精神家园。如果有一天，人在“城镇化了”的空间里，同样建立并拥有人与自然、人与人曾经的和谐，那也将是文学的理想和信念。在这一点上，草原文化生态已经提供给我们太多的给养，需要保持和发扬。 三是作为具有独特气质的少数民族文学，哈萨克族文学在描写城镇化进程时，应该能够通过不同叙述印证城镇化进程中特定阶段、特定地域、特定人群和个体的精神诉求。毕竟，哈萨克族文学的历史积淀不是来自于市民生活的文化积淀，而是来自草原。或许，书写城市经验，建构“城市文学生态”，不是哈萨克族文学需要承担的主要任务，比如表现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企业改制、金融投资等。但是，城镇化进程本身提供的可能性，却是需要我们进行挖掘和表现的。比如，定居下来的农牧民怎样适应生活的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伦理道德如何适应现代理念与现代法律等。这些种种适应中，有精神层面的，也有生活层面的；有心理层面的，也有环境层面的。而要完成表达，保持母语提供的可能性也是十分重要的。大量的民间谚语、格言、民歌，以及朴素的民间哲学会为彰显哈萨克族文学的民族特性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资源。 当然，写什么，怎么写，原本是作家自己的事情，把文学与城镇化联系在一起，也不是哈萨克族文学创作的惟一选择。但从提升创作者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拓展哈萨克族文学的选题空间上看，这似乎又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事情。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来，中国作协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先后出台了多个“重点作品扶持”、“母语原创扶持”、“民汉双翻互译工程”等项目，还有目标地对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定期的培训，这些给包括哈萨克族创作者在内的作家朋友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交流、借鉴提高的机会。今年7月，多位作家参加了在鲁迅文学院举办的“新疆青年作家培训班”。学员们普遍认为，这样的学习不仅有助于开阔视野，更有助于进行高水平、深层次的自我思考。既发现别人的长处，又发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从而更深刻地思考现实生活给文学提供的多种可能性。 在社会转型期，保护好民族文学的特质，继续加大对母语原创的扶持力度，依然是十分必要的。今年9月，《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成功创办，这十分有助于哈萨克族文学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学间加深交流。哈萨克族读者和创作者将通过这一期刊接触到从其他语言文学翻译过来的哈萨克语文学作品。这将改变过去哈萨克文文学刊物“单边叙事”和“单边阅读”的局面，并在题材拓展、叙事方式等多个方面提高哈萨克文学的水平。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无论城镇化进程的速度多么快，也无论将来的城市生活变得怎样的千篇一律，只要有不同民族的文学存在，我们的文学生态和百草园，永远会百花争艳。 原载：《文艺报》2012年12月0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