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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口气读完了布依族作家潘灵的长篇小说《泥太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９月出版)。一部20多万字的长篇，能让读者不忍放下，一口气读完，在当前的小说中不多见。 《泥太阳》写的是“村里的故事”，是一部乡土小说。相当一段时期里，中国作家曾群体性地遗忘了乡村，农民离中国的文学已经非常遥远了，不是时空意义上的遥远，而是心理上的遥远。写小说的人和读小说的人都不了解农民真实的生存状况和心理愿望。当“三农”问题凸显出来，人们才发现了中国的乡村并非传媒所宣传的处处鸟语花香，那些美丽的画面只是一部分农村的真实，另一部分农村尚处于贫困之中。人们发现了农村的贫困，小说中乡村的苦难叙事多起来了，大多写的是农民物质的贫困，写他们为摆脱物质贫困的挣扎。由于作家们都到城里去了，割断了与乡村的生活关系，也淡漠了精神联系，写到农民，大多写的是进了城的民工，或者历经艰辛正在往城里奔跑的农民。《泥太阳》改变了这一叙事。它全景式地描写了云南西部边疆一个村子在中国社会变革中农民的心理状态，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导员路江民的角度，展示他的所见、所闻、所思，以及他为改变泥太阳村所做的种种努力，小说从农民物质的贫困入手，深入到精神的贫困，一层一层地揭示了当下中国农民最缺乏、最需要的是什么。小说家潘灵提出了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核心问题的看法，小说以生动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告诉我们，解决农民的物质贫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前提，帮助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山野中生长起财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农民的精神贫困问题。由于中国社会二元结构的制度设计，农民的自卑已经太久太久，甚至成为与生俱来的状态，由此导致精神的贫困。帮助农民建立起作为农民的自信，使他们拥有人格的尊严，与城市人建立平等关系，这是他们内心最为渴求的期盼，解决农民精神贫困的问题比起解决物质贫困来更为艰难。 潘灵对正在深入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解达到了独特的深度，作为及时反映改变中国农村面貌的伟大实践的长篇小说，它不仅具有文学艺术价值，更具有帮助从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干部们深化认识的作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可以起到指导性作用的读物。 一个处于云南西部边陲的落后山村，一个令人头痛的“上访村”，存在着诸多问题，基础设施、产业结构、观念意识、人际矛盾等等，年轻的主人公路江民在前任被“鬼魂”吓疯失败而归后，接手了泥太阳村的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工作。云南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信访干部出身的路江民有先进的理念，对农村存在的问题有独特的看法，对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意义有自己的理解。人们普遍认为党和政府在农村的中心工作就是经济工作，就是要快富起来的工作。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就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修好道路，改建好厕所，粉刷好墙壁，“六改”、“六建”之类物质条件的改善。路江民却“固执地认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应该是人的工作。”“让农村富裕起来，并不能彻底地改变农村的面貌，特别是不能改变农民的精神面貌。”这当然也是作家的认识，因此，路江民从解决泥太阳村物质贫困问题入手，调整产业结构，发挥泥太阳土地无污染优势，改种粮为种生态蔬菜。在解决泥太阳村物质贫困的过程中，小说往往显得较为容易，理想化的成分多了些，当然它有滇西自然条件优越的现实依据，但更主要还是小说意识结构的需要，这部小说所提出的是新农村建设中还未引起高度重视的农民的精神贫困与重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直到小说结束，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更加引向了深入，它让读者看到了解决的希望与路径，而又有极为艰难的过程。 农村的物质贫困已被人们接受，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是党的大政方针，也是近年来农村工作的重心所在。而精神贫困问题并未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有体验的更少。说到农村的精神生活，也就是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开展文化活动，而农民灵魂深处的缺失，几乎没有人涉及，也很少有人思考过。小说深入地展示了泥太阳村人普遍的自卑意识，这种自卑不是因为贫穷的自卑，马老板发财了，他是自卑的；不是因为社会权力缺失的自卑，老村长拥有泥太阳村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是自卑的；不是因为能力不够的自卑，泥太阳村人在他们的生活范围里，有过人的智慧；而是作为农民的自卑，面对城里人的自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秋叶的事业与婚姻都获得了成功，但她到最后也没有摆脱作为一个乡下人的自卑意识。这是因为现存的户籍制，中国社会二元结构形成，交皇粮与吃皇粮之间的巨大差异引起的。加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必然地要以城市为重心，在一定时期里，农村自然被弱化被遮蔽被忽略，城市的高速发展与乡村的贫穷形成更加鲜明的对比，他们被挤进城来，却没有被城市接纳，大多成为城市底层的打工者，自卑意识更加强化了。小说中所写的农民的精神缺失，不是个别人的缺失，不是落后者的缺失，而是群体性的精神缺失；小说中所写的农民的精神渴求，也不是个别人的渴求，先进者的渴求，而是群体性的渴求。个别落后者的缺失，少数先进人物的渴求，这是我们在过去的小说中常见的模式。潘灵打破了这一叙事模式，他关注的是作为农民的群体，群体性的缺失与渴求所涌动的力量才是撼人心魄的。 老村长的儿子因车祸而死，事故处理中城里人和乡下人却同命不同价，老村长要去抬尸上访，路江民做工作后，他听到了市委皇甫书记肯定地说：“大家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他老泪纵横：“路同志，我不是要钱呀，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呀！”因为有了这句话，这位处于丧子大悲痛的老人，竟要路江民与他喝两杯。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细节动人心魄？它蕴涵了太丰富的意义。农民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一个吃饱穿暖的问题，他们更迫切地追求精神上的平等。 长期地处于自卑状态，使得泥太阳村孩子们的最大理想就是长大后能够到昆明去打工。而曾经有理想的人却成为了悲剧人物，想造飞机的庞云龙是一个有理想而又缺乏实现理想条件的农民。这个有理想的人是孤独的，没有人来帮助他实现理想或者改变理想的方向，他所遭遇的只有嘲笑。极度的自卑，激发了他狂放的理想，走向蛮干，付出惨痛的教训之后，他才把理想落回大地，在轮椅上苦读，成为乡村农业技术人才。 在小说中，解决农民缺钱的问题并不是太难的问题，而解决有钱之后的精神缺失才是最难的。农村的问题，不是一个“富”字就能解决的。他们有钱之后，赌博成风，逞强好胜，李小四竟为与人争着付烧烤钱把命丢了。宁修庙，不修路，立碑造坟，不修学校。当发财的欲望被另一种生活刺激起来，而精神的缺失未能得到有效补充时，欲望会成为残酷而可怕的力量。例如：“王二杀人，仅仅因为听到可能得到50万。”作家对这一事件更为深刻的描写在于，当别人听到这种可能性时，没有人指责王二，反而认可王二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也是潜在的杀人者。在这个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地会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贫富的差异越来越大。面对矿老板马天昊的有钱，乡民们想的是“这世道会不会变？”小说写道：“在他们想像的世界里，他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曾分过马天昊的浮财，在他们看来，马天昊挣了那么多的钱，注定有一天是要被打倒的。很多年前，泥太阳村的人分地主浮财的那份痛快淋漓的喜悦已经深入了记忆，没几代人的工夫是抹不去的。” 潘灵来自乡村，他对乡村生活与人物的熟悉，使他与别人有了别样的认识，他并不一味地同情底层人物，他看到了底层人物的丰富性，他不仅看到了他们生活上的困境，更看到了他们精神上的缺失和痼疾。如果仅只是同情，他顶多也只是与古代文人的“悯农”相关，在批判底层生活者的精神痼疾方面，他与鲁迅所开创的以农民为代表的国民性批判相承续。描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精神贫困与痼疾，这是潘灵对农民有深切体验的结果，是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是它高于同时期乡土文学的地方。从这个角度说，这部小说拉近了城市读者与乡村的距离，也是一部农民认识自己的好作品，是一部深入了解中国农民当下心理状态的优秀之作。 写苦难，写乡村的苦难，是近几年来的一个热点，但有的作品流于对苦难的展示，缺少理想之光的照耀，《泥太阳》则让太阳的光辉映照着山乡，既有对当下农村问题的深度思考，又以发展的眼光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重建农民的精神空间，不是一个光明的尾巴，而是一个艰难的行程。在小说的叙事中，问题的揭示与问题的解决或者对问题的深入认识，总是相伴而行，它与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相关，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映照下，泥太阳村人的精神变迁使这部小说充满了阳光。 潘灵出生于贫困的山乡，滇东北一个布依族农家，他的生命之根在乡村，进了城，他周围也少不了乡下的亲朋好友，他对农民的精神状态有深刻的体验。这部作品是他到滇西的保山挂职体验生活后的作品，这段生活直接促成了这部小说。潘灵从鲁迅文学院首届作家班毕业归来，常常谈起孙立平等专家、教授上的课，以及孙立平所创作的《断裂》《失衡》等作品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理论分析，他更关注这几年来党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社会学家的理论著作帮助他从感性的体验上升到了理性的层面，又反过来激活了他的乡村生活经验。熟悉潘灵的人都可以从小说中看出人物原型的来源。 原载：《文艺报》2008-10-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