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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首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代表了汉乐府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它的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和优美的艺术形象是和谐统一的。这首诗的思想意义在于它通过刘兰芝、焦仲卿的悲剧，有力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热情歌颂了刘兰芝夫妇忠于爱情，宁死不屈的反封建礼教的叛逆精神。并且在最后表达了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长诗的这一主题是通过刘兰芝与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以及她的婚姻悲剧产生原因和焦仲卿等典型人物形象表现出来的。 刘兰芝夫妇与焦母、刘兄等封建家长的矛盾，正是当时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婚姻正当要求与封建家长之间矛盾的具体体现。刘兰芝和焦仲卿本是一对感情很好的夫妻，但他们婚后的命运却要由封建家长来支配。刘兰芝从小聪明、勤快，知书识礼，人又贤惠。十七岁嫁到焦家后，更是拼命干活，“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想以此换取婆婆的满意，维持与焦仲卿的婚姻。她待人平和善良，十分真诚。面对婆婆的无理专横刁难迫害，刘兰芝心里虽然悲痛，但能十分冷静地处理与婆婆的关系。临走时还亲自去向她告别，并且有礼貌地说道：“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一举一动，十分得体，没有任何过火言行；但当她与小姑话别时，却忍不住“泪落连珠子”，想到“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几年来亲密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恋恋难舍，感慨万端。她亲切体贴地嘱咐小姑说：“勤心养公母，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简单的话语流露出真诚的性格特征。 另外，刘兰芝的善良温顺还体现在她对焦仲卿的体贴入微、对爱情的忠贞不逾上。刘兰芝在焦家的三年，受尽了婆婆的折磨，但直到非离开不可的时候，才向丈夫诉说实情。她不但对丈夫没有丝毫的抱怨，而且在表示对婆婆不满的时候，也说的很有分寸，这说明她非常体谅丈夫的处境。虽然刘兰芝对前途抱有清醒的认识、见解，但对焦仲卿的幻想不愿打破，并且还温柔地安慰他。当焦仲卿误解刘兰芝的许婚真意而加以责难时，刘兰芝在为自己辩解时还流露出对仲卿的同情，这些地方都能见出她对焦仲卿的体贴和了解。 在封建社会，媳妇被遣归娘家，是最不体面、最伤心的事情，但当刘兰芝上堂与婆婆告别的时候，却打扮得整整齐齐，显得那么从容镇定，没有一点可怜相；她的眼泪可以对着小姑流淌，却决不在婆婆面前掉落一滴，足见其性格之坚强。刘兰芝被遣送回家以后，她的兄长摆出家长的架子逼迫她改嫁，这使她感到娘家也呆不下去。她既不哀求，也不争辩，表面很平静，抱着顺从的样子，内心却决定着最后的抗议，以一死作为反抗的行动。这个决心除告诉了焦仲卿以外，瞒过了—切人，因而没有遭到任何阻挠，从容不迫地实现了预定的计划。 刘兰芝的死诚然是不幸的，但也是她坚强性格、斗争精神的最集中表现，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所能采取的最坚决的斗争方式，也是对封建社会的最强烈的反抗，无比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 有人认为焦仲卿不该让刘兰芝暂时回娘家，让媳妇回家的举措就是向封建势力屈服、投降。其实焦仲卿绝不是缺乏斗争精神，只不过表现得很内敛。笔者认为，评价一个人物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去苛责古人，而应实事求是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全面的、历史的分析，以期做出恰当的评价。我们看焦仲卿他当时只有几条路可走：1)一走了之，留下婆媳二人继续冲突；2)留下兰芝，赶走母亲；3)暂时送走兰芝，缓和矛盾。很明显，这第三种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可以选择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刘兰芝被迫还家，对于焦仲卿来说，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他只是希望婆媳分开一段时间可以缓和矛盾，母亲不再过分蛮横，刘兰芝还是愿意回来的，希望时间可以弥合婆媳之间的裂痕。至于刘兰芝回家后被迫改嫁，那是封建势力进一步压迫的结果，实在不能由焦仲卿来负责任。可见，焦仲卿让刘兰芝回家是不得已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一种斗争的策略，而不是向封建势力屈服、投降。 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孝字是压在人们头上的一座大山，汉朝尤其厉害。汉朝选荐官吏实行察举制，而孝是察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不能不影响到全社会对于孝的过分认真。焦仲卿的所做所为，虽不像刘兰芝表现得那么外露，但却在遵奉孝道的前提下，力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从策略上讲，如果说刘兰芝锋芒毕露，那他就是绵里藏针。如焦仲卿说：“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这完全是站在妻子的立场上当面指责母亲，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当焦母让他休妻再娶时，他坚决地说：“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这可以说是用无后来向焦母提出抗议，“不复娶”既表明了他忠于与刘兰芝爱情的坚定决心，又是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只不过这种决心和威慑尽在与母亲论理的过程中，不易被察觉而已，但决不能就此认为他缺乏斗争精神；当他“自挂东南枝”，以生命殉爱情，虽犹豫徘徊，但表现的巨大勇气，实在是刘兰芝无法比拟的，如果能说刘兰芝殉情的代价是个人之死，那么焦仲卿殉情的代价就不仅仅是个人的死了，还要背上整个家庭的坍塌，从这点上说，焦仲卿之死虽不是轰轰烈烈，但却更需要勇气。 我们从刘兰芝、焦仲卿两个形象的比较来看，刘兰芝，温柔、善良、孝顺、体贴、知书识礼、果敢坚强、忠贞爱情。这不错，这是大家都公认了的。而对焦仲卿的认识分析则有些不够公允了。说他忠于爱情，但优柔寡断，缺乏抗争。在媳妇去留上充满了矛盾，最后才起来反抗的。还认为焦仲卿性格的塑造，只是对刘兰芝形象塑造的一种陪衬，焦仲卿的形象是黯淡的，性格是孱弱的。“劝兰芝低声下气，暂回娘家，约定将来再去接她，但他其实只有一点幻想的期待，并无什么实际办法。”他的“死”绝不能和刘兰芝“等量齐观”。 我倒觉得刘兰芝在整个挣扎过程中，只是被动的寻求解决方法，自始至终都把希望寄托在焦仲卿说服焦母上，惟有一根而且是仅有的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焦母开恩。但随着焦仲卿的诉求、到乞求，甚而到以死要挟均不奏效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为高尚的爱情理想选择死路，也是维护圣洁爱情的唯一出路了。焦仲卿的殉情，恰恰说明封建社会把委曲求全、存有幻想的人往绝路上推的过程，使人猛然惊醒，是社会的污浊通过家长专制的手加以迫害善良的人们，让人们从血的事实中吸取教训，这也恰恰与本诗的作者最后寄托的“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形成照应，呼告人们不要把追求崇高爱情的青年男女往死路上推，这才是本诗主旨，有人认为这两句是本文的败笔，理由是与全诗反封建反家长制不符合，这实际上是无意中用20世纪甚至是21世纪的反封建思想意识来拔高1700年前的作者，我们不能要求《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去反封建。再者东汉末年，我国的封建制度正处于上升时期，要求1700多年前的作者与处于20世纪甚至21世纪的我们一起去反封建，真是太难为他了。从这一点出发，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正是焦仲卿形象的发展过程深化了主题，比刘兰芝的形象更能抨击吃人的邪恶社会，他的死更能让人体味吃人的真正含义，唤醒有同情心的善良后来人。焦仲卿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是本诗的核心人物，只不过比较隐含罢了。 刘兰芝和焦仲卿的遭遇，反映了封建礼教日益残酷的汉代，青年男女在爱情生活上遭到控制、限制压抑的现实，这是一个封建社会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所以，这一悲剧产生了典型意义。在那个封建黑暗的时代，焦、刘夫妇还不可能有新的反抗方式，只有以死殉情，一个“举身赴清池”，一个“自挂东南枝”。长诗中明确揭示出造成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就是封建家长制。诗中的刘兰芝和焦仲卿是封建家长制的牺牲品，在他们身上，作者倾注了全部同情。而焦母、刘兄则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作者通过这两个形象的刻画，抨击了吃人的社会。 诗的结尾说刘兰芝夫妇的灵魂化成了一对鸳鸯，相向和鸣，朝夕相处，以曲折的方式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也是对叛逆者的歌颂。总之，这首长诗反封建精神表现在，批判揭露了封建礼教及家长制的罪恶，歌颂了焦刘夫妇的反抗精神。他们忠于爱情，宁死不屈的坚强行为给压迫者有力的打击，以前所未有的深刻程度，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罪恶。 《孔雀东南飞》一诗产生于东汉末年，即公元三世纪。最早被收入《玉台新咏》。而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家——从曹丕《典论》、刘勰《文心雕龙》到钟嵘《诗品》，都从未提起，直到宋代才偶有提及，但毁誉不一。它的命运在近代才开始改变，特别是五四时期这首诗的地位发生戏剧性变化，胡适称之为“不朽杰作”、“古代民间最伟大的故事诗”，钱玄同等一批新文学运动倡导者均盛赞此诗。由于新文学运动者的倡导，它被纳入文学史家的研究视野，通过进人文学史和文学教材等途径，达到现在家喻户晓的程度。这首诗是在产生了一千多年之后，通过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才从边缘进入中心，从隐性存在进入显性传统。这种现象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后来的分析者无意中用20世纪甚至是21世纪的反封建思想意识来拔高1700年前的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如此，才把也应该是核心人物的焦仲卿形象湮没了，当然这并不是在否认刘兰芝的重要性。应该说两个形象都是光辉灿烂照人的，这就是我的新认识。 原载：投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