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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是法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以《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 1857)和《巴黎的忧郁》(Le Spleen de Paris, 1863)两部诗集奠定名山事业，遂为现代诗的先驱。波德莱尔乃是一位传奇人物：径行独往，纵情声色，生前的运交华盖与身后之声誉日隆，恰构成鲜明对照。一百五十年以来，波德莱尔产生过持久的国际影响力。"五四"新文学运动伊始，他就被介绍进中国文坛，产生过不小的震动。之后，中国作家不断译介波氏作品，更有人在其影响下从事白话-自由诗的写作，日渐形成一个声势不小的文学风潮，与现代文学的三十年相伴始终。相形之下，德语诗人里尔克 (R. M. Rilke, 1875-1926) 、英语诗人艾略特 (T. S. Eliot, 1888-1965) 和奥登 (W. H. Auden, 1907-1973) ，迟至三十年代才开始被介绍进来，文学影响到四十年代才豁然成形。尽管爱尔兰诗人叶芝(W. B. Yeats, 1865-1939) 几乎与他同时被介绍进来，但除了五四资深作家王统照之外，看不出其它作家受其沾溉的踪迹，虽然对他的介绍一直未尝间断。与他相比，法语诗人魏尔伦(Paul Verlaine, 1844-1896)、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 1842-1898)、兰波(Arthur Rimbaud, 1854-1891)等人的作品中译，以数量而言，已不占优势；若论实质性的影响，恐怕弗如远甚。因此，较之其它西方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与中国新诗之关系，既广且深，颖然秀出。本节试图考量波德莱尔在四十年代中国的接受情况，意欲刷新学术界对彼时之中西文学关系的理解。不过，考虑到此一议题的复杂性，在进入正题之前，还有必要考镜源流，辨正史实，对波德莱尔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传播，作一个大致的勾勒。 一九二零年十月，周无发表<法兰西近世文学的趋势>，简单谈到波德莱尔及其诗艺1。不久后，李璜、黄仲苏、田汉、仲密、汪馥泉、刘延陵、张闻天、穆木天、王独清、施蛰存、沈雁冰、郑振铎、许跻青继之而起，撰文介绍法国象征主义文学以及波德莱尔诗歌，这些论文集中发表在京、沪的报刊上2。同时，《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中的许多篇章也被译成中文，译者有仲密、俞平伯、王独清、焦菊隐、徐志摩、金满成、张人权、张定璜、林文铮、朱维基、石民，这些诗歌发表在《晨报副刊》、《诗》、《小说月报》、《学艺》、《语丝》、《东方杂志》、《文学周报》、《春潮》、《贡献》、《时事新报·学灯》、《觉悟》等报刊上。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关于波德莱尔的译介有增无减，极一时之胜。一大批有影响的杂志接连诞生，例如《文艺月刊》、《文学》、《文学季刊》、《文季月刊》、《青年界》、《文学杂志》、《新诗》、《诗刊》、《新月》、《现代》、《新文艺》、《文学评论》、《水星》、《译文》、《中法大学月刊》、《法文研究》，等等，更加全面深入地介绍象征派诗歌和波德莱尔，踵事增华，推波助澜。举例来说，梁宗岱、卞之琳、黎烈文、诸侯、滕刚、沈宝基都多少译过波氏诗歌3，石民和邢鹏举根据英文版，分别出版了《巴黎的忧郁》之中译本4。梁宗岱的<象征主义>5、戴隐郎的<论象征主义诗歌>6、宗临的<查理·波得莱尔>7、沈宝基的<鲍特莱尔的爱情生活>8，以及曹葆华翻译的<象征派作家>9、罗莫辰翻译的<波特来尔论雨果>10、张崇文翻译的<波特莱尔的病理学>11等论文，对于了解波德莱尔其人其诗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象征派文学，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不仅如此。波德莱尔的传播也产生出足以骄人的文学果实，一批中国诗人借鉴其诗歌艺术而创造出不少有成就的作品，包括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胡也频、姚蓬子、石民12、于赓虞、曹葆华、邵洵美，等等。 但是比较而言，关于波德莱尔在四十年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国学术界一直有所忽略，而对于二、三十年代的情况反更熟悉些。因此，本节文字的写作目标是：考察波德来尔与四十年代中国诗人的因缘，填补空白，增进知闻13。 先看波德莱尔诗歌的翻译情况。也许是由于此前对于他的作品译介过多的缘故吧，四十年代初期关于波氏的传播相对冷落。一九四零年，王兰馥在沦陷区北平翻译《恶之花》中的<敌人>和<忧郁>两首短诗。前者的主题是时光的暴虐，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低徊感伤与激扬亢奋的情绪，纠缠不清，如是反复，而以新奇的譬喻和拟人化手法传达出来。遗憾的是，译者忽略了这首十四行诗的典雅形式（四四、三三）和严谨格律（abba, cddc, eef, ggf）而迳以无韵自由体译出，未免大煞风景。后一首抒发现代人的忧郁情绪，从形式上看来，共计十六行，分为四节，每节四行，韵脚以abab的方式交错排列，同样被译者所忽略。在篇末的"译者附识"里，王兰馥首先概括波氏的生平史略，继而描述他的诗歌艺术以及文学史地位-- 波特莱尔是颓废派(Decadents)主要代表，同时他也是象征派(Symbolism)的先驱者，这是不可讳 言的。论到颓废派的作家，他们极端反对自然科学和唯物论的机械观念而主张采取架空的技巧的态 度。他们极端推崇自己的艺术，对于一切社会的道德，宗教，习惯等毫无兴味。至于这派作家创造诗 歌的题材，多半采取人生的丑恶和黑暗；从那里他们认识美的存在，而将这种丑恶，黑暗当作美感而 入手描写，波特莱尔的《恶之华》是代表这个倾向的。波特莱尔的文学价值是不朽的，当他三十七岁 时发表生平唯一的诗集《恶之华》，他的声誉便轰动一时，在他的诗集里，我们窥见他的感觉和普通 感觉相差太远。一般人认为他读故意以病态不健全的感情来描写人生的黑暗方面。所以这部作品问世 后，受当时人士猛烈攻击和非难。实际这部作品的内容实在太深刻了。所以雨果(Victor Hugo)致函于 作者说："你在艺术上创造了一种新的颤栗(Frisson nouveau)"。此外，我们看出波特莱尔的心境，像 夜一般的暗澹；他诗中纵然有污秽丑恶，但却有一种美感。14 译者对波德莱尔的叙述大体准确，但将其卒年（一八六七）误为一八六八，而且《恶之花》也并非他唯一诗集，还有《巴黎的忧郁》、《雑诗集》、《我心赤裸》、《可怜的比利时》、《比利时讽刺集》等等，只不过他生前仅发表了个别章节。六年之后，屠岸译出波德莱尔的短诗<猫头鹰们>在上海发表15。此外需要补充的是，四川万县的穆静、周昌歧编辑的《诗前哨》第一辑（一九四四年七月）封底有文艺广告："周牧人主编《火之源丛刊》之二'诗（即大地的歌）要目'：波德莱尔作、曾卓译<窗>"16。另据唐? 的证词，朱儒在上海《新民夜报·夜光杯》上面以登载波特莱尔诗为"孤芳自赏"17。原土星笔会成员在南京创办的《诗星火》第一辑"魔术师的自白"（一九四八年十月）封三有"诗星火社丛书预告"，其中有汪铭竹的<致波多来尔>一诗。陈敬容说过，有报刊预告马宗融译的《恶之花》，未见出版，曾在抗战文艺上刊载过几章18。另外，法国文学史家吴达元一九四七年出版的《法国文学史》一书，涉及波德莱尔。但笔者目前尚未接触到上述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 综而观之，四十年代翻译波德莱尔诗歌较多的人，大概是戴望舒、陈敬容和王了一。戴望舒在报纸副刊上至少发表了六首译诗，其中四首发表在唐? 主编的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上面：<风景>（第103期，1946年11月23日）、<烦闷>（第126期，1946年12月21日）、<人与海>（第126期，1946年12月21日）、<亚伯和该隐>（第205期，1947年3月26日）。戴望舒翻译的<那赤心的女仆>和<邀旅>，发表在冯至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11期（1946年12月29日），前面那首重刊于北平的《国民新报·人间世》（1947年11月3日）。一九四七年，戴望舒的《恶之花掇英》由上海的怀正文化社出版，计有波氏诗二十四首19。戴氏还翻译瓦莱里的论文<波特莱尔的位置>作为"代序"。在<译后记>20当中，戴说："波特莱尔在中国是闻名已久的"、"梁宗岱、卞之琳、沈宝基三人的翻译令人满意"，那大约是不错的，但说他的作品"译成中文的却少得很"、"诗译的极少，可读的更不多"，肯定是不准确的。相反，如前所述，关于波氏作品的译介一直引人注目，原因很可能是：戴氏当时并没有看到这些报刊杂志。戴望舒也谈到了翻译的动机和译事之艰难-- 对于我，翻译波特莱尔的意义有这两点：第一，这是一种试验，来看看波特莱尔的质地和精巧纯 粹的形式，在转变成中文的时候，可以保存到怎样的程度。第二点是系附的，那就是顺便让我国的 读者们能够看到一点他们听说长久而见到得很少的，这位特殊的近代诗人的作品。为了使波特莱尔 的面目显示得更逼真一点，译者曾费了极大的、也许是白费的苦心。两国文字组织的不同和思想方 式的歧异，往往使同时显示质地并再现形式的企图变成极端困难，而波特莱尔所给与我们的困难， 又比其它外国诗人更难以克服。然而，当作试验便是不顾成败，只要译者曾经努力过，那就是了。 显示质地的努力是更隐藏不露，再现形式的努力却容易看得出来。 书名既然叫"《恶之花》掇英"，从上引段落就不难看出，译者的关注点和取舍标准何在。戴望舒感兴趣于"波特莱尔的质地和精巧纯粹的形式"。检视戴译，可发现他偏爱那些显示现代人的忧郁的抒情诗，很少翻译表现病态、怪诞、恐怖、丑陋事物的作品，像<腐尸>、<吸血鬼>、<吸血鬼的化身>、<血泉>、<从枯骨堆里出来的农夫>等完全被回避了。同时他的翻译尽量传达原作的形式之美而以洗练纯粹的文字出之。不过，戴望舒也指出，波德莱尔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国诗人应该从深度上接受他的影响而不要满足于皮毛的模仿。陈敬容也是一个波德莱尔爱好者。流寓重庆期间，她移译包括波德莱尔在内的法文诗歌，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把译作发表在京沪的报刊上：<悲哀>21、<波德莱试译二首>（包括<人与海>、<生动的火焰>）22、<黄昏的和歌>23、<音乐>24、<盲人>25等。陈敬容后来出版《图象与花朵》一书，收入她所译的波德莱尔诗歌三十六 首26。陈译波德莱尔，注重的不是描绘丑怪事物的篇什而是饱含忧郁情调的抒情诗，偶尔顾及形式的谨严，但是这种努力的程度远逊于戴望舒。 在四十年代，翻译波德莱尔最为勤勉的人恐怕是王了一，亦即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王氏熟悉法国文学，译过莫泊桑小说，时任西南联大教师，倾心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大概考虑到原作的格律相当严谨而白话文又不足以传达其精妙处，王氏遂以五、七言古诗和乐府诗的形式试译《恶之花》之第一章<愁与愿>，共计五十八首，连载于林文铮、叶汝琏主编的昆明《中法文化》之第4期（1945年11月30日）、第5期（1945年12月31日）、第6期（1946年1月31日）、第7期（1946年2月28日）、第10期（1946年5月31日）、第11、12期合刊（1946年7月31日）上面。先看<信天翁>。译者将题目音译为<安巴铎>并加小注："安巴铎(Albatros)，南海水鸟，有蹼"，全诗如下-- 海上有大鸟，名曰安巴铎。海客好事者，捕养以为乐。长随万里程，共逐风波恶。可怜天外王， 局促繋绳索。委地曳玉翅，孑孓殊落魄。空惭六翮坚，颓唐难振作。昔日一何美，而今丑且弱！烟斗 拨其喙，海客竞相虐。时或效其惫，蹒跚跛一脚。诗人困浊世，命运正相若。本是云中君，逍遥在碧 落。弋人复何篡？焦明在寥廓。被谪堕尘寰，从此遭束缚。沾泥垂天翼，跬步受牵搁！ 信天翁遨游于碧海青天之上，何等恣情快意，无拘无碍，但一旦落难凡闲，即遭嘲笑和亵玩的命运，这暗示了天才诗人在现代社会中遭受的孤立和敌意，诗中的象征寓意与对比手法相当明显。在形式上，原诗十六行，四节，每节四行，韵脚按照abab, cccc, dede, efef排列，繁复中有变化。译文追求形神兼备，但改为隔行押韵，一韵到底，既准确传达出原作的真精神又力图以"五古"形式使之中国化，见出译者的良苦用心。但对于新诗作者来说，恐怕缺少积极的影响力。 除了诗歌翻译之外，中国作家也撰写了一些随笔与论文来阐述自家对于波德莱尔的理解。先看品品的<波特莱尔与孤岛>一文27。作者身处"孤岛"上海，在恶劣的环境里喜欢上了波德莱尔作品，觉得"他的恶魔主义有着迷力，简直像天使一样美丽可爱"，但最终发现他的颓废无补于世，遂决心摆脱其影响，直面生存的艰难和挑战。和此文性质相若的还有宛青的随笔<波德莱尔的怪僻>28，从侧面介绍了这位大诗人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癖性。有趣的是，由于个人的美学观念不大相同，对于波德莱尔的赞弹，在四十年代后期的上海文坛，居然引发了一场小小的"风波"。一九四七年，陈敬容陆续发表了波德莱尔诗歌中文译本，上海文坛为之瞩目，她后来又撰写了几篇随笔，集中阐发关于波氏的阅读感言，没想到居然引起杯水风波。她的<波德莱尔与猫>首先概括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盛衰，接着谈到波德莱尔的诗歌美学、独特风格、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以及自家的感受和体会-- 波德莱尔的诗，令人有一种不自禁的生命的沉湎。虽然他所写的多一半是人生凄厉的一面，但因 为他是带着那么多热爱去写的，反而使读从中获得了温暖的安慰，他底作品中感伤的气氛也很浓，但 不是那种廉价的感伤，不是无病呻吟。而他底欢乐，是真正的火焰似的欢乐，是一些生命的火花，而 非无故的吟风弄月--像我们古代的才子佳人，或近日鸳鸯蝴蝶派底作品那样。我们在波德莱尔的作 品中找到那积极的一面，我们发现了那无比的"真"。有人认为波德莱尔颓废，那只是他们底臆测之 词，那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他的底里。29 陈氏准确把握住了波德莱尔诗作的几大特色：丰富的色调、神秘的音乐以及真挚而深沉的情思、对于生活的忠实态度、广博的取材、热烈的生命底蕴，等等。她尤其强调在波德莱尔"颓废"的外表下，深藏"真实"的取向和积极意义。陈敬容对于波德莱尔的歌之颂之很快引起了一些批评家的不快。林焕平的<艺文管窥备忘>之一<波德莱尔不宜赞美>将批评矛头直指陈敬容，首先揭开论辩的序幕-- 波氏是法国象征派诗的首创者，他的诗虽然细腻，却很缥缈，神秘，颓废而又贫血。说波德莱尔 是"生活的忠实地热爱者"，"他替人群中的一切不幸者诉苦"，我不敢苟同......他的创作方面，不 是法国文学的正统；他的创作方面，和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方向，也是背道而驰的。他的创作倾 向和"新月派"及"现代派"是相近或者相同。闻一多，臧克家，卞之琳，何其芳，艾青等有才能的 诗人，都从这个倾向中跳出来了，我们现在却仍有人要跳进去，此时此地，是多么不合时宜！为什么 我们不赞美海涅，普式庚，惠特曼等人呢？30 林焕平把波德莱尔的中国门徒视为新月派和现代派的同路人，他因为后者背离了新文学方向而痛心疾首。林焕平的观点当然不乏同调，李白凤的<从波德莱尔的诗谈起>就是其一-- 我觉得，了解一首诗，必先要了解它所产生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具体一点来说，就是要先弄清楚在某一客观环境里，所产生的诗，是否与大众的感情相契合。波特莱尔的时代，是旧的结束而新的尚未产生的时代，他希望却自知毫无目标，想呐喊却又为四周的高气压所窒息......在欧洲，那时还没有升起"希望的星"，因此他只能在沉闷，犹疑的无底深谷徘徊，得一线幽思的灵感，寄托在一花一叶的开放的呼吸动作上。廿世纪的时代却不然，被压迫的人群已经走到悬崖之前，他们的面前是百丈深潭，再也不能犹豫，期望和考虑，只有两条--一条是跨下去, 落入黑暗的深潭；另外一条是杀回去,在死里求生。所以, 廿世纪将近五十年代的中国，正是上述的情形而绝非波特莱尔的时代，写波特莱尔式的诗的诗人，是神经末梢过分过分敏锐的失误，而译波特莱尔的诗的人，只有一条路，就是埋头成本的翻译，作为整个研究的资料的介绍，而不是再度移植。31 耿直坦率的诗人李白凤，断言波德莱尔在彼时的中国没有市场，他要求经历了战争洗礼的诗人们以民众的感情为依归。也许是由于李的措辞过于刻薄的缘故罢，三十七年之后，陈敬容忆及这段小插曲时，依然怨毒难消32。另一文学评论家唐? 读了林焕平<波德莱尔不宜赞美>之后，虽然喜爱他的立场，"却觉得稍稍狭隘了一点"，遂撰写短文一则，其看法比林、李二人圆润周到-- 说波特莱尔的诗神秘，晦黯，迷离，谁也不能为他辩护，然而波特来尔的精神更还有基本的一点，他不安于当时的现状。用李白凤先生的话，他"想呐喊却又为四周的高气压所窒息"，但他毕竟在喊，虽然流为独白，几于颓废，又终究是沉沉死水里的小波澜，对于今天虽受巨浪冲折，却仍逆来顺受的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特别是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我想，波特莱尔是不算十分过时的。......（省略号为笔者所加）林焕平兄担心现在"仍有人跳进去"，我觉得跳进去并不可怕，问题只在于他必须跳出来。譬如向古典作家学习，不必一定要写古典作品一样。读了波特莱尔而竟不能自拔于颓废，这是因为他还不能暸解波特莱尔及其所处的时代，他一定读得不够，正应该多介绍些给他读读的。倘使依旧钻在牛角尖里，这准是个低能儿，即使不读波特莱尔，也未必成为革命文学家的。我说这话，是在说明波特莱尔还不至于完全腐烂，而文艺写作者的接受影响，实际上终是有限度，有条件的。......（省略号为笔者所加）由此出发，我还想为陈敬容先生说几句话。陈先生爱好波特莱尔，受有部分的影响，仿佛有线索可寻。然而以鞭挞波特莱尔者鞭挞陈先生，未免错了目标。我赞成铁马先生的意见，却不敢苟同李白凤先生的所谓"百分之百"走着波特莱尔的路，我们的诗人说得过火了。33 不久之后，陈敬容又撰写随笔〈谈我的诗和译诗〉作为回应。她以敦诚敬谨的口吻指出：波德莱尔的诗歌并不与时俱逝，相反，后之来者可以之为借镜-- 在今日介绍波德莱尔的作品，也许于实际无甚裨益，但却不能因此便抹煞和否定他的一切。至少 他的不满现状，反封建反传统的精神，还值得重视。至于他作品形式之严格，技巧之熟练，字汇丰富等，对于我国有些新诗完全蔑视形式和技巧，太过流于散文化，公式化，标语口号化的情形来说，也还不无好处。当然波德莱尔的作品中也有缺点，应该辨别尔加以抛弃，我绝不主张学习甚至"模仿"波特莱尔（我也不主张模仿任何中外作家），但至少尚可借鉴一二。波德莱尔的时代是过去了。但文艺作品并不像新闻纸一样，时候一过就不值一读。34 卷入争端的不止陈、林、李、唐四人。冬苹的<谈波德莱尔倾向>重弹林、李的老调，酷评波德莱尔的"遗毒"，足见毫无新意35。覃子豪的<消除歇斯底里的情绪>更为详尽一些。他谈到象征派的来龙去脉和波德莱尔的诗学，比较波氏的<盲人>和陈敬容的<新世纪的旋舞>，明显地扬前抑后，又批判波氏的"歇斯底里"情绪，断言新诗如欲开创新局面，必先剔除之-- 波特莱尔是法国蔚为象征主义的大师，一本薄薄的《恶之花》就奠定了波特莱尔在象征派的地位。法国在十九世纪末，虽然出了许多象征派的诗人，如：魏尔伦，蓝波，马拉尔美，但都没有超过象波特莱尔这一座顶峰。这固然是由于波特莱尔在艺术上有种新奇的成就，主要的原因是波特莱尔在作品里有着极浓厚的歇斯特里Hysteria的情绪，十九世纪末病态的情绪。歇斯特里的情绪是法国象征主义的特征，没有这种情绪，象征主义的作品就失去了特色。因为，这种歇斯特里的情绪，不仅是象征主义诗人们固有的产物，是十九世纪末没落的小布尔乔亚一个共通的产物。波特莱尔不过是一群没 落的小布尔乔亚的代表。36 除却文艺随笔之外，我们亦可发现少量论文。细察诸作，可窥知人们对波氏的不同理解。林文铮的<漫谈法国诗风>词采华美，文气浩荡，纵论中古以还的法兰西诗歌之渊源流变，颂扬波德莱尔之葬送浪漫派的洪业-- 法国诗绝对称霸，当始于波德莱的《恶之花》。波氏兼有浪漫的心灵，古典的头脑，是智悲双融的鬼才，是近代西方长吉。他的诗境不在缥缈的天国，不在灿烂的自然，凡此都属于浪漫派的禁脔，他绝不染指。他毅然真投阿鼻，并非但丁的地狱，是人间的艳都，举世神往的巴黎。他把近代最繁华的城市生活的丑象，写成毛骨怵然的阴森魔窟。在他的慧眼中，善恶无别，美丑不分，同时色声香味触五蕴皆通。这位神出鬼没的文字魔术家，把人间七情五欲全归纳在撒旦一声狞笑中。这种意境，象征着西方人失了乐园啼笑皆非的穷途。这不仅是有刺的蔷薇，这是诗园里一朵五彩的罂粟花，恶之花！比之余同时高蹈派的"恋诗"、"古赋"，在文坛上的潜势里，真不可同日而语，虽然高蹈派的铁画银钩，也有独到之处。无怪乎现代大诗人华列利，公然说波德莱尔与嚣俄平分了诗国的秋色：一个集过去大成，一个开未来的天地。后来象征派澎湃一时，实在就是承袭波氏的遗风。37 林文铮的概括相当精辟：都会风情、声色渲染、感官迷醉、丑怪事物入诗、爱与死的迷思、语言的魔术师、奇幻狞厉之美，等等。波氏的颓废美学终结了浪漫主义的一统天下，法国抒情诗史上乃开一新纪元。 王佐良的论文〈波特莱的诗〉不是关于波氏人与诗的泛泛而谈，而是提出别具慧眼的问题。他认为波德莱尔的"摩登"和"颓废"并非其真正的长处，重要的是他那些"并不特别地现代、特别地受时间限制的品质"：人性当中的幽暗、暧昧、错综，挣扎于天堂/地狱的边缘，肉身受难，神魔交锋的独特品质-- 在这样深远的背景之前，波特莱给了文学里的性欲描写以一种尊严。他的地狱是实在而可怕的，不像庞德(Ezra Pound)的地狱是一种近乎卖弄，从书本上搜集来的地方。没有人比波特莱更诚恳地-- 我们几乎要说是捧着良心--去过荒淫的生活，因此他所作的恶（"作恶"是他自己常用的二字）也远比现代颓废人物为大。现代的性生活也和别的娱乐一样地标准化了，机械化了，就是那样一种生理需要，毫无作恶的震惊和战栗，而几个女子的受骗如何能比从夏娃起始的整个女性的败坏。波特莱以他的荒淫污了整个宇宙。然而他并无任何自满。在整部《恶之花》(Les Fleurs de Mal)之中，我们寻不着一点欢欣。一个贯穿的情调是受苦......（省略号为笔者所加）他的放纵不是要使身体快乐，而是要 尽量折腾人的皮肉，使皮肉尝尽了所有的耻辱，下贱，和苦楚。在将个人的身体看作罪恶这一点上， 波特莱是同沙漠苦行的修士们一致的：不同的，是修士们将自己用一个大荒野锁起来，而他却活在罪恶的中心，将世界弄成完全可憎......（省略号为笔者所加）这是一种二元的态度，也就是看出了艺术里永久与暂时之间的共同，看出了在上帝和"堕落了的天使"之间的相似。波特莱的邪说因此只是信仰的反面。他是"一个里外颠倒的上帝之子"，"一个走后门进入基督教的人"。在波特莱的皈依撒旦之中，他是看出了个人的肉体之不可依据；可以依据的是一个外在的权威，或神或魔。在神变成了庙堂的庸俗，给社会栋梁们作为广告的时候，在科学使世界变得更令他烦腻的时候，他选择了魔。他 的诗句写出了他选择的痛苦，这痛苦是真实的，属于人的肉身和真实的，一种火焰的烤炙，而不是依据若干字面或口头式"宗教"的人所能经验的。38 李青崖译出艾司荣的<恰如囊昔面目的波德莱尔>，但译笔生涩，难以卒读。本文首先指出：学者的传记研究有助于廓清波氏头上的神秘光环，使之恢复人间的本来面目；然后阐明利维斯(F. R. Leavis, 1895-1978) 的"艺术与人生的对应"-- 这就是我想达到的地方，这就是波德莱耳的情感的和艺术的种种关系仿佛超过各种学派的混乱，而在那个和象牙之塔以及实用约束两点相距均等之处，向我们提出的教训：无论诗和人生，彼此相互闲都不应当抛弃对方的利益。所以人生在诗的形式里的衰落，诗对于人生效能的顺从，都是同样不可以驳倒的。《恶之花》阐明了他所提炼的那种介乎艺术和恒可悲悯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神助性的协和。 波德莱耳的种种疑惧之在诗歌里的哲学的，教义的，广义道德的自负之点而得说明，他从前之坚种种 界线，认为诗歌一经超越就失去力量和情绪的一致，正是他自愿负着责任，去证明艺术作品的随意酝酿适所以维护他的灵感性的托词和对他赋予一种意义大上的增益。39 张若茗的论文<法国象征派三大诗人鲍德莱尔魏尔莱诺与蓝苞>40纵论三位象征派巨子的生平著作，史实丰富，识见精辟，文字之穷形尽相亦是一大特点。绪论囊括象征主义的时代背影、颓废精神的出现、象征主义艺术三方面的话题，阐述波氏的颓废如何包含彼时"世纪末"的苦汁-- 鲍德莱尔曾说：我得到了美的定义，我的美应有的定义：这好像一种热烈而悲哀的东西，好像一个女人的头，富于诱惑性而美丽的头，使我们在朦胧的梦境中，幻想淫乐与悲哀。这样的美带着忧郁，厌倦、憎恶的心情，或者是正因为热情与希望受着了挫折，因而混合着绝望，烦恼与苦闷。这样的美，是包含着热烈而悲哀的情欲，与无处发泄的心情，并带有复仇与伤害的私意。总而言之，我敢承认这样的美所包含的是"不幸"(le malheur)。我并不否认，快乐可以夹杂在美感中，然而那不过是粗俗的附带成分。至于抑郁与悲哀，那才是美中的本质。 鲍德莱尔的诗之所以能动人者，亦正是在此。他能发泄近代人心中的隐痛，剧烈的情欲，与死一般的悲哀。唯有沉醉于享乐与诗意中，那时的灵魂好像好像一只神鸟，冲破烦闷而振翅飞入青天。 第二部分描写波氏之痛彻肺腑的生命荒凉感、病态的激情以及奇僻的两性观念，传神写照，尽在字里行间。董每戡的<近代法国诗歌--西洋文学史之一章>简介波氏生平小史及诗歌艺术，惜乎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生于巴黎。父系画家，他幼年即丧父，二十岁时乘航船游历各方，归国后继承遗产，以后专心从事文学，为浪漫主义的最后一人，颓废派(Decadent)先锋，以其好咏怪异，阴奇，凄怆，黑暗，求强烈刺激之故，又被称为"恶魔派"（Diabolists）诗人。有可惊的敏锐的神经感觉，以为人生根本是矛盾的。求善而得恶，求神而得恶魔，求生之欢乐而得死神之恐怖。普通诗人都咏"和"美"，他偏讴歌"丑" 和"恶"，一八五七年发表诗集《恶之华》(Les Fleurs du mal)，等于恶魔派的宣言，累得吃了一场妨害风化的官司，后来官厅把集中"僵尸的变 形"等六首诗抽去了，有人以为"但丁向地狱去，他从地狱来"，遂以他为但丁。嚣俄也称他为"新 战栗的制造者"。法郎士称他为"神圣的诗人"。求神不得而终陷于自暴自弃，常沉湎于酒，又嗜鸦片，海洛因，后在比利时得病，归巴黎，在贫困中死去，虽说是恶魔派，实则是象征派的先驱者。41 小结 上面的段落较为详尽地考察了波德莱尔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从众多的发言不难看出，中国学者把握住了波德莱尔诗学的基本精神，归纳起来有如下方面：一，都会风情画。自波德莱尔始，法国现代诗乃以"都市"作为题材领域，与吟咏山水田园的浪漫主义判然殊途，法国抒情诗自此疆域开拓，气象万千42。波德莱尔在都市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的、奇异的美丽：《恶之花·巴黎即景》以及《巴黎的忧郁》渲染艳都巴黎的声色光影与惊世骇俗的颓废情调，现代人的忧郁情绪亦于焉呈现。二，丑怪事物入诗。波德莱尔不再追摹浪漫主义的风花雪月，而于粗鄙、病态、丑陋、怪诞、神秘、邪恶、恐怖之事物中发现诗意的真实，尤善于将崇高与卑下的事物并置(juxtapose)，陌生化甚至黑色幽默的效果，错愕颤栗，呼之欲出。三，通感美学。声音、色彩与气味完全打通，甚至感官之间交感呼应，眩惑之美，惊采绝艳："在外部自然与他自己的内在世界间使用契合。通过在外部现实中发现象征，契合而暗示了他的内在的思想与情感，他经常成功地创造他所谓的暗示的魔力"43。四，象征与暗示。波德莱尔使用象征、暗示、反讽(Irony)及反仿(Parody)的手段，重视回忆、想象与梦幻的功能，追求惝恍迷离的美学效果，遂结束浪漫主义的直抒胸臆和平复直叙，达致多层次、有深度的含蓄蕴藉的效果。波德莱尔研究专家正确地指出："《恶之花》也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的先驱，因其使用梦幻、神话与奇思异想。但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通过使用暗示，它预示象征主义而且为现代诗打开了大门"44。五，善恶二元论。波德莱尔道出现代人心中的灵与肉的紧张对峙、骇人的自虐倾向与露骨的情色点染，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贯穿于《恶之花》六个部分的统一主题是善与恶的冲突，忧郁与理想的冲突，梦境与现实的冲突。迷恋于原罪及人的双重性的信仰，使用他自己的个人经验为素材，波德莱尔以一种犀利的甚至是残酷的自我分析来考量他那个时代的精神问题"45。六，形式的刻意经营。《恶之花》承袭古典诗学之余泽，在音韵格律上惨淡经营，谨严而有法度，相当一部分是十四行诗，格式完美，富丽精工46。《巴黎的忧郁》之散文诗体式，杂取其它文类的优长而又匠心独运，为欧美文学史引领一代诗风。尤为可观者，它在"五四"新文学兴起之际传入中国，催生一系列散文诗，广被博及，硕果累累47。 （原载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 注释： 1 北平《少年中国》第2卷第4期（1920年10月）。 2 李璜<法兰西诗之格律及其解放>，见北平《少年中国》第2卷第12期（1921年6月）；拙<鲍多莱尔>，见《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8月7日、9日、13日；黄仲苏<一八二0年以来以来法国抒情诗人之一斑>，见《少年中国》第3卷第3期（1921年10月）；田汉<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见《少年中国》第3卷第4期（1921年11月）、第5期（1921年12月）；滕固<法国两个世人的纪念祭--凡而伦与鲍桃 来尔>，见《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1月14日；仲密<三个文学家的纪念>，见北平《晨报副刊》，1921年11月14日；汪馥泉<最近欧洲文艺思潮概观>，见上海《学生杂志》第9卷第10号（1922年10月）；刘延陵<法国诗之象征主义与自由诗>，见上海《诗》第1卷第4号（1922年4 月）；张闻天翻译<波特来耳研究>，见上海《小说月报》第15卷"法国文学研究号"（1924年）；沈雁冰、郑振铎<现代世界文学者略传>，见《小说月报》第15卷第1号（1924年）；穆木天<谭诗>，见上海《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月）；王独清<再谭诗>，见《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 月）；春山行夫作、勺水译<近代象征诗的源流>，见《乐群月刊》第1卷第4期（1929年4月）；鲁静媛<谈鲍特莱尔>，见《华北日报》副刊第156期至163期，1929年9月；施蛰存翻译<近代法兰西诗人>，见上海《新文艺》第 1卷第 3、4号（1929年11月、12月）；许跻青<五十年来法国的诗坛>，连载于北平《晨报副刊》第2204号，1928年2月16日；第2205号，1928年2月17日；第 2206号，1928年2月18日；第2208号，1928年2月20日；第2209号，1928年2月21日；第2210号，1928年2月22日；第2211号，1928年2月23日；第2212号，1928年2月24日；第2213号，1928年2月25日。 3 梁宗岱译<露台>和<秋歌>，见上海《文学》第３卷第６号（1934年12月），收入他的译诗集《一切的峰顶》，在1934年出版，集中还包括波氏的<祝福>（见天津《大公报·文艺·诗特刊》第85期，1936年1月31日）和<契合>；卞之琳译<音乐>、<波西米亚人>、<喷泉>，见南京《文艺月刊》第4卷第1期（1932年），后来收入《西窗集》，１９３６年出版；黎烈文翻译波德莱尔<散文诗抄八首>，见《译文》第1卷第2期（1934年10月）；诸侯译<法国象征诗选>有波德莱尔<齐响共感>、<生生的火炬>、<贫民的死>、<航海>，见上海《文学》第２卷第３号（１９３４年３月）；滕刚译<波氏十四行诗>及翻译戈蒂叶<波多莱尔评传>，均由南京的土星笔会社出版，时间在1934年秋至1937年5月间；鲍和译、西蒙斯著<波特莱尔>，见《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45期；戴望舒《恶之华掇英》（上海：怀正文化社，1947年）声称沈宝基翻译波德莱尔诗，但笔者目前尚未见到。 4 石民译《巴黎的烦恼》（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邢鹏举译《波多莱尔散文诗》（北京：中华书局，1930）。顺便指出，上海《文学》创刊号（１９３３年７月）插页有文艺广告"新文艺丛书、中华书局发行"介绍本书说："波多莱尔氏一生所辛苦追求的是'性灵的抒情的动荡，沉思的迂回的轮廓，天良的俄染的激发'。他的诗的意境，如抽丝剥茧，使读者自会随着他的笔尖向沉郁幽深的意识里去追寻人生的意义"。 5 上海《文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4年4月），收入他的《诗与真》一书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6 香港《今日诗歌》创刊号（1934年9月）。 7 北平《中法大学月刊》第4卷第2期（1933年12月）。 8 北平《中法大学月刊》第3卷第2、3期合刊（1933年9月）、第3卷第4、5期合刊（1933年10月）。 9 北平《北平晨报》副刊"诗与批评"，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３日、６月１３日、６月１７日，收入曹葆华编选《现代诗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10 北平《中法大学月刊》第8卷第2期（1935年12月）。 11 张崇文译、长谷川久一著<波特莱尔的病理学>，见上海《现代》第4卷第6期（1934 年4月）。 12 孙玉石《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13 本节完成后得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来函，说国内曾出版《法国作家与中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一书，对四十年代有关波德莱尔的译介工作有所叙录，虽甚简略，但在一致的忽视中，刘小荣先生毕竟关注到一些事实，也属有心人。我因人在海外，一时无法觅得此书，谨作说明。 14 王兰馥<忧郁及敌人>，见北平《中国文艺》第3卷第1期（1940年9月）。 15 上海《文汇报·笔会》第116期，1946年12月10日；重刊北平《国民新报·国语》第4期，1946年12月13日。 16"火之源"文学社成立于1944年，主编为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生李一痕和中央大学学生周牧人，本年冬出版了《火之源》第1期。 17 唐? <编者告白>，见上海《文汇报·笔会》第153期，1947年1月30日。 18 陈敬容<谈我的诗和译诗>，见上海《文汇报·笔会》第161期，1947年2月7日。 19 除上述6首，还有<信天翁>、<高举>、<应合>、<美>、<异国的芬芳>、<赠你这几行诗>、<黄昏的和谐>、<秋歌>、<枭鸟>、<音乐>、<快乐的死者>、<裂钟>、<烦闷（二）>、<盲人们>、<我没有忘记>、<穷人们的死亡>、<入定>、<声音>等18首。施蛰存编选《戴望舒译诗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收录《恶之花掇英》 一书。 20 戴望舒<恶之华译后记>，见上海《和平日报·和平副刊》，1947年3月20日。 21 北平《国民新报·国语》第4期，1946年12月13日。 22 上海《文汇报·笔会》第21期，1946年8月5日。 23 上海《文汇报·笔会》第82期，1946年10月29日。 24 上海《文汇报·笔会》第96期，1946年11月15日。 25 上海《文汇报·笔会》第153期，1947年1月30日。 26 陈敬容编选《图象与花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27 上海《文艺月刊》第3卷第3、4期合刊（1939年6月）。 28 北平《国民新报·人间世》，1947年11月18日。 29 上海《文汇报·浮世绘》，1946年12月19日。 30 上海《文汇报·笔会》第132期，1946年12月28日。 31 上海《文汇报·笔会》第153期，1947年1月30日。 32 陈敬容的原话是："由于社会情况有别，《恶之花》诗集里某些情绪较低沉甚至流于颓废的篇章，在翻译介绍时，可以将它们略过不译；若要译，可以做一些范分析（和实事求是的批判），然而，何必因之对波德莱尔全盘否定呢，何必把婴孩连同盆里的水一块儿泼掉呢！时至今日，翻译介绍波德莱尔的诗，不会再横遭挞伐了吧。可是在当年，却曾经有人发表题为<从波德莱尔的诗谈起>的专文（载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30日文艺副刊《笔会》），说翻译介绍波徳来尔的诗是'不健康而且有害的倾向'，说我自己的诗创作竟然是'百分之百的走着波德莱尔的路'云云；甚至叫喊说应当把我'提出来讨论'（按谩骂的原意，此言应读为'群起而攻之'）。所幸的是，即使在那样的年代，读者、作者和编者之中，具有真知灼见的也比比皆是，那种别有用心的诽谤和中伤，又怎能不很快露出马脚而只好落空呢"。参看陈敬容《图象与花朵》的<题记>，页5-6。 33 唐? <编者告白>，见上海《文汇报·笔会》第153期，1947年1月30日。 34 上海《文汇报·笔会》第161期，1947年2月7日。 35 上海《文汇报·笔会》第168期，1947年2月14日。 36 上海《文汇报·笔会》第163期，1947年2月9日。 37 昆明《中法文化》第1卷第1期（1945年8月）。 38 昆明《中法文化》第1卷第6期（1946年1月）。 39 重庆《法国文学》第1卷第4期（1946年4月），后易名为<恰如本身所示的波德莱尔>，重刊于贵阳《文讯》月刊（1946年6月）。 40 见北平《中法大学月刊》第11卷第4、5期合刊（1937年8月），重刊于重庆《文艺先锋》第9卷第1期（1946年7月）、第9卷第2期（1946 年8月）。 41 重庆《文艺先锋》第12卷第6期（1948年）。 42 Reinhard H. Thum, The City: Baudelaire, Rimbaud, Verhaeren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1994), p. 2. 43 Lois Boe Hyslop, Charles Baudelaire Revisited (Boston: Twayne Publishes, 1982), p.55. 44 Ibid., p. 55. 45 Ibid., pp. 55-56. 46 关于《恶之花》音韵格律的介绍和分析，参看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957-978。 47 See John Ivan Simon, The Prose Poem As A Genre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an Literature (New York: Garland, 1987). 原载：学术中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