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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On the Multiple Structural Relations of Animal Images in Women in Love by D.H. Lawrence Abstract: The search of symbolic meanings of animal images in Women in Love and otherworks by D. H. Lawrence, pursued almost excludingly by all scholars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these images, falls far short of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functions and meaning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holds that four kinds of structural relations can be revealed in the animal scenes and images in the novel, namely,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 between the horse scene and the cattle scene, the contrasting relation between the Mino scene and the wild rabbit scene, the linear relation among the scenes of birds, wild cat and horse, and symmetrical structural relation between animals with discursive power and animal suffering from aphasia. These structural relations correspond respectively to the traits and mentality of related characters and the ideas conveyed by Lawrence, to the plot of the novel, and to its narrative language. By breaking through the restrictions of symbolic meanings, this paper helps readers far better appreciate the multitude of functions and meanings of animal images in the novel, illustrating the uniqueness and originality in techniques of Lawrence’s novels. Key words: D. H. Lawrence Women in Love animal images structural relations symbolic meanings Author: He Qingji is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His field of interest is American and British literature.Email: willyhe66@sina.com. 虽然修弗（Ford Madox Hueffer）在劳伦斯（D. H. Lawrence）创作早期对劳伦斯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但他始终毫不讳言地说，他不喜欢劳伦斯的小说；这并不是因为其小说的色情成分，而是因为劳伦斯的小说缺乏“形式”①。而利维斯则认为，劳伦斯是“小说形式、方法与技巧方面大胆而激进的创新者”(Becket 126)。在某种程度上，缺乏修弗所理解的传统小说的形式感，反过来也说明劳伦斯小说形式的创新性。实际上，劳伦斯在不同的场合，尤其是在文学研究论文中明确阐明了自己对小说形式的理解。在一篇关于爱伦•坡的文章中，他曾阐述了爱伦•坡式的故事（tale）与小说（story）之间的区别：“故事将有科学因果关系的事件串接在一起；而小说情节的发展则取决于自发的情感或态势的突然涌现，源自有生命的自我，难以解释”（Heywood 41）。在劳伦斯的小说中，我们会不时遇到不同于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看似琐碎、无关紧要，实则具有重要意义的细节，如一些动物场景等。劳伦斯往往通过这种细节来描画人物的心理和潜意识，或者通过它们抒发自己的思想。这类细节有时候给人以突兀感。道格拉斯•赫维特虽然认为“生活中许多事情的确具有随意性，而劳伦斯往往特别擅长于展现这种随意性”（Hewiit 185），但他认为从小说技巧上看，这多少还是一种败笔，却没有看到表面上的随意性却蕴藏着作家的匠心独运。我们从《恋爱中的女人》（以下简称《恋女》）中几个主要动物形象的结构关系中便可略知一斑。 一、母马与公牛场景的对应关系 孤立地分析《恋女》中母马与公牛这两个场景，解读其中的象征意义并不费多少周折，但如果将这两个场景结合起来进行比读，却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的结构上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对应关系。二者之同在于两个场景都通过小说人物（即杰拉尔德与古德伦）与象征异性的动物的对峙表现了他们对异性的征服欲，并向作为旁观者的异性（杰拉尔德或古德伦）展现了他们那难以抗拒的魔力。二者之异则在于两个人在对峙中征服异性动物的方式的差异，在于展现对异性魔力的方向上的对应。 在杰拉尔德与母马对峙场景（第九章“煤粉”）之前，劳伦斯已经借伯金与古德伦之口，并通过几个场景使读者对杰拉尔德有所了解：古德伦认为“他的图腾是狼”（11）；这位现代机械文明典型代表的煤矿主，是一位弑弟的“该隐”（第二章），对女性拥有强烈的优越感（第四章），一位耽于肉欲的男人，而男女之间的情欲在他看来只是简单的金钱交往（第六、七章与明奈特）。而在这一场景中，厄秀拉和古德伦两姐妹目睹了他那毁灭性的征服欲。在铁路平交口等待的母马，被刺耳的机车鸣笛声惊吓，竭力向后退去，而杰拉尔德却强制性地迫使它站在原地忍受着。在较量中，杰拉尔德最终获得了胜利，而血从母马的两肋流了下来，母马彻底臣服了。 在这一场景中，发生冲突、对峙的不仅仅是代表自然的母马与代表工业文明的发出刺耳的隆隆声的火车，以及母马与代表着人类的统治与毁灭之力的杰拉尔德。从象征意义的角度来解读这一场景，杰拉尔德残忍地制服母马“象征着他对异性的强烈的占有欲”（黄宝菊 86），暗示出其天生的毁灭性。对这一行为，两姐妹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厄秀拉对此愤恨不已，冲着杰拉尔德大声喊叫，反而让古德伦觉得她不可忍受；这恰好反衬出了古德伦的性格与心理。古德伦对这一残忍行为的恐惧、冷漠与心醉神迷的复杂心理，反映出她对性、对占有与被占有的矛盾心理。作者在这之前对杰拉尔德与古德伦的性格以及两人之间那种隐约的吸引力都有所交待。第一次看到杰拉儿德，古德伦便对自己说，“‘难道在某些方面我真是为了他才被遴选出来的吗？’”（12）；杰拉尔德也在潜意识中感到古德伦是他理想的目标，“古德伦就代表了真实的世界”（129）。但制服母马这一场景使得它们突显出来。 在这一场景之后，古德伦正是在“符咒般的魔力”驱使下，开始了与杰拉尔德的交往，其中充满着吸引与抗争。而古德伦对男性的占有欲则通过她与公牛的对峙中（第十四章“水上游园会”），被作者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比较她与杰拉尔德与动物交锋的不同方式，两人之间的差异也自然地显现出来。 古德伦“像男人那样下了保证之后”（210），划着不结实的小船，远离了游园会上那熙熙攘攘的人群。姐妹俩像男人那样自在地裸泳之后（这是古德伦羡慕杰拉尔德的一个方面），古德伦伴着厄秀拉的歌声跳起了达尔克鲁兹舞，不想却引来了一小群高地公牛。通常怕牛的古德伦此时不但没有感到丝毫的恐慌，反而让吓得浑身发抖的厄秀拉继续唱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姐妹俩对杰拉尔德虐待母马的不同反应：厄秀拉愤怒而古德伦惊鄂并入迷），自己则“如同为符咒的魔力所挟制，抬起身子逼近它们……”（214）。这些性情狂野的小公牛让她兴奋不已，“她高耸起的乳房朝牛群晃动着”，“她在令人销魂的迷醉中失去了自制，在牛群前起伏颤动着。一直停候在那里的牛群猛地低下头略微避开些，又象受了催眠似地呆呆地注视着她”（215）。古德伦征服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她“能听到牛群在无可奈何的恐惧和入迷中沉重地喘着粗气”（215）。此时到来的伯金和杰拉尔德赶走了牛群，却更激起了古德伦的征服欲望。她爬上山坡去追赶牛群直到它们在畏惧中彻底退去。 同样是强烈的征服欲，杰拉尔德以暴力的方式去实现，充满着毁灭性，而古德伦则以女性特有的方式去完成，虽然不施暴虐，但更加彻底，最终也同样具有毁灭性。杰拉尔德制服母马行为具有更深的、多层次的象征性，而古德伦对峙公牛的象征意义则更加直接，露骨。这两个场景的对称性结构关系不仅仅表现在象征意义上，表现在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上，同时还表现在小说的情节结构上。杰拉尔德制服母马之后，古德伦像着了魔符一样，迷上了他。在古德伦击退了公牛之后，马上又与杰拉尔德形成了直接的对峙。对古德伦说来，杰拉尔德与公牛是一体的；这些公牛是杰拉尔德的财产，与公牛的对峙隐喻着与杰拉尔德的对峙。她直接向杰拉尔德提出了挑战，“你以为我怕你和你的牛，对吗”（218），并用手背打在他的脸上。不过，这一巴掌却让杰拉尔德对古德伦深深得着了魔。两个人的关系也在征服与反征服、占有与反占有的纠葛中走向了悲剧。具有毁灭性占有欲的杰拉尔德最终无法制服具有强烈独立意识和对男人的占有欲的古德伦，只能以自我毁灭而告终。 二、野兔与米诺场景的对比关系 在小说中，杰拉尔德与古德伦代表着失败、走向毁灭的两性关系，而伯金与厄秀拉则代表着成功的、理想的两性关系。劳伦斯巧妙地通过呈对比关系的野兔场景与米诺场景将两对恋人的差异展现在读者面前。虽然两个场景同样展现权力斗争与暴力——米诺与野母猫之间（第十三章“米诺”）是性权力斗争，而野兔场景（第十八章“野兔”）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对杰拉尔德来说，可以引申为他想征服的任何对象——女性、矿、矿工、死亡等），但相关人物所承担的角色则形成鲜明的反差与对比。在米诺与野母猫的权力斗争中，伯金与厄秀拉只是观众，是相对超然的评论者。而在野兔场景中，杰拉尔德却是权力斗争与暴力行为的直接参与者与实施者；古德伦则与杰拉尔德是“一种同盟关系”（312）。 尽管厄秀拉渴望得到伯金的爱，而伯金也同样爱着厄秀拉，但此时两人对爱与结合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厄秀拉需要的是更为普通的男女之爱，而伯金则渴望一种超乎寻常的，超越爱的局限的，超出世俗责任感的男女关系。伯金在厄秀拉面前高谈阔论，抛出他的“星际平衡”理论，在厄秀拉并未置可否之前提出签订某种“契约”；而厄秀拉则“心里麻木得几乎失去了知觉”（186）。两人的交谈似乎难以进行下去。此时，米诺出场了。米诺与野母猫似乎在“表演”一场“男性权威”的大戏。 “米诺带着男子汉的冷漠神情，气派十足地走向她。母猫蜷伏在他跟前，谦卑地紧贴地面，活像一个毛绒绒的流浪儿”（189）。正如厄秀拉恨透了杰拉尔德虐待母马的行为，她对米诺不停地欺负母猫的“恶霸”行为也气愤不已。“米诺旋风般优美地一跃，跳到母猫跟前，细软的白拳头不客气地垂了她几下。母猫底下脑袋乖乖地溜了回去。米诺跟在她后面，变魔术似的白爪子悠闲自得、卒不及防地又给了她几下子”（190）。伯金借着这一幕，不失时机地继续发表他关于平衡星体以及性别关系的高见，以期说服厄秀拉。但聪明而独立的厄秀拉并没有被他那高深的理论唬住；她认为“这种装出来的男性优越！真是一个谎言”（191）。相左的意见使得伯金对厄秀拉的爱越深，也更无奈。 如果从象征的角度孤立地理解这一场景的作用，恐怕很难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戴维•帕克（David Paker）的分析便是很好的例证。他认为，“它们（指猫，笔者注）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使小说中人物（以及读者）把它们看作是象征的，然后消失；从根本上来说，它们又是未被解读的，没有象征意义的”（Parker 168）。笔者认为从小说结构的角度，结合小说情节发展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一幕的作用。我们不妨把米诺与母猫的“表演”看作是一幕寓言式的短剧，而小说中安排这一短剧的真正目的是让两位观众发表自己的见解，是为了突现两人之间存在的差异与矛盾的核心。在此之后，小说便围绕这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而发展，直到米诺再次出现（第二十二章），两个人才相互妥协理解，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将这一场景与野兔场景进行对比阅读，我们不难解读新的、深层的意义。 麦辛杰尔（Nigel Messenger）在评析《恋女》时曾指出，“病态社会的症候之一似乎就是各种关系中存在着极度的强权，不管这种关系是社会阶层，性别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Messenger98）。从这点来看，杰拉尔德可以说是病态社会的代表。他代表着现代资本家，在矿场的管理中将强权意识施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与其父亲老克莱奇成鲜明对比）；在这方面，他似乎是个成功者（至少表面上看来如此）。对女性，他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和征服欲；他曾经非常成功，但在与古德伦的交锋中，却最终惨败。 在野兔场景中，杰拉尔德与野兔都异乎常态地具有破坏性的伤害力。古德伦因为手腕被野兔抓伤，“狂暴的残忍涌上她的心头”（310），这使她与杰拉尔德成了同盟。而野兔“在空中蜷成一团，又蹬开来，身子伸成一张弓，真像是神魔附体了”（310）；搏斗中，“兔子在剧痛中拼命扭动着，在垂死的痉挛中撕扯着杰拉尔德的手腕和袖口……”（311）虽然野兔被暂时制服了，“伏在地上毫无动静”，可它马上又活了过来，依旧充满着无法压制的活力。“在旧红砖围墙下的青草地上，兔子一圈圈地飞跑着，活像是卷起了一场风暴”（313）。强权、暴力、征服最终是无助于和谐关系的建立的。在这场征服战中，杰拉尔德和古德伦虽为同盟，但“两人又都讨厌它”（312）。两个人在征服野兔过程的同时，暗中又在试图征服对方。“古德伦陌生迷茫的目光盯着杰拉尔德，其中蕴含着邪恶神秘的表示理解的神情，显得不大自然，差不多是在哀求，就像一只听凭他摆布、最终却战胜了他的动物的目光”（312）。从这段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古德伦与野兔深层次的相似——虽不得不听杰拉尔德的摆布，却最终要战胜他。我们也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暗示或预示两人关系最终的失败。 劳伦斯通过野兔与米诺这两个场景，向读者展示了两对恋人解决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方式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伯金与厄秀拉往往采取争吵、辩论的方式，而这“正是他们克服相互间拒斥的过程之一”（Parker 170）。杰拉尔德与古德伦遇到矛盾冲突时，却诉诸更具攻击性的方式——言语、身体、性的攻击。在“野兔”一章的最后，古德伦的话让“杰拉尔德感到她又像是打在了自己的脸上——或者说她是在慢条斯理、一劳永逸地撕扯着自己的胸膛”（314）。在《恋女》中，这两对恋人一对代表着劳伦斯的理想，努力并成功地走向了自由与新生，而另一对则处在另一极——“与其他人一起走向各种形式的死亡”（Parker 149）。野兔与米诺场景正是这种反差与对比的一个缩影。 三、小鸟、母马与野母猫场景的线性关系 如果我们以厄秀拉为线，以厄秀拉与母马、小鸟与野母猫的关系为纬，便可将这三个看似无关的动物形象及相关场景串接起来，使它们显现出一种线性结构关系。从这种线性结构关系中，从厄秀拉对被压制、受欺辱的动物的一贯态度中，我们可以挖掘出动物形象的深层寓意。 古德伦对杰拉尔德制服母马的残忍行为表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理与态度，而厄秀拉则对杰拉尔德的行为表现出彻底的、毫无保留的反感与憎恨——“他以为折磨一匹马就是男子汉了吗？这是有生命的东西呀，他干吗要欺侮它，折磨它呢？”（141）对一切生命的尊重，对弱者的同情，对男女平等的追求与坚持，这便是她一贯的态度。在米诺与野母猫场景中，厄秀拉对米诺欺侮野母猫的行为同样感到深恶痛绝，认为米诺“跟所有男人一样，是个恶霸”（190）。在伯金（以及米诺）眼里，野母猫如幽灵与阴影般飘忽不定，“毛绒绒乱蓬蓬的就像是行踪不定的风一样”（191）；在雄性的米诺面前，她总是显得那么听话，那么柔顺，并享受米诺的欺侮行为。而厄秀拉则认为这不过是男性优越感的一种表现而已，同杰拉尔德对母马的残忍行为一样，是一种“恃强凌弱的贪欲”（192），都是她所不能忍受的行为。 也许是因为《恋女》中小鸟的形象（第十二章“地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象征意义，鲜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形象在小说中的作用。但如果我们将小鸟形象置于母马、小鸟与野母猫三者之间的线性关系中，其意义与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我们不妨还是从小鸟象征意义说起。在《恋女》的姊妹篇《虹》中，小鸟“跟彩虹一样，有着结构性象征意义”，“它其实就象征着厄秀拉本人”（殷企平 70）。当然，这两部小说虽为姊妹篇，并不存在情节上的连贯性，小鸟的这种象征意义在《恋女》中也没有延续下来。另一不同之处还在于，《恋女》中的小鸟，不仅仅是与现代机械文明相对抗的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与人也形成了某种对抗。此时的小鸟，是被人关在笼子里的囚徒。小鸟的欢叫声影响了人们的交谈，磨工的妻子便“把一块抹布、一件围裙、一条毛巾和一方桌布都搭在了鸟笼上”（169），“反抗的抖动声和扑腾声仍然不时在毛巾下面响着”（170）。在厄秀拉拉看来，与母马、野母猫一样，小鸟也是受压制、受欺凌者；她也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对暴力、强权的愤怒，对人与动物、男性与女性之间平等与尊重的诉求——“……不管人类怎样是动物和家禽的主人，我仍然认为他没有任何权力去玷污低等动物的感情”（181）。与其说这是厄秀拉的观点，倒不如说是劳伦斯借她之口发表自己的意见。 四、拥有“话语权”的动物与患有“失语症”的动物的对称关系 《恋女》的语言特点是劳伦斯研究者关注、探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人物的语言特点，小说语言与意义的关系等②，而小说中动物形象的语言特点也同样表明劳伦斯在小说技巧与语言的独特之处。我们可以将小说中的主要动物形象分为拥有话语权的动物（米诺、野母猫、公牛）与患有失语症的动物（母马、野兔、小鸟），在叙述语言上他们呈现出鲜明的对称性结构关系。前三种结构关系主要是通过动物场景本身的意义与价值，通过这些动物场景与人物的关系呈现出来，并与小说人物性格与心理的刻画，与小说情节的发展密切相关；而这一组结构关系主要体现在叙述语言以及动物自身的语言特点上，深刻反映作者的价值取向。 第一类动物往往与人（或者它们之间）处在共同的平台上，在平等的交流（即便是对抗，它们也是一个独立的、自在的个体）。在叙述语言上，劳伦斯采用拟人手法，使它们的自在、独立、平等得以前景化；在米诺与野母猫一幕，米诺“慢慢地合上了眼睛，以优雅完美的年轻人的气度站在那里”（190）。它不时地用爪子打着野母猫，在野母猫溜走之后，“它伸直尾巴，白爪子轻快地拍打着地面，装出一副自己做主、快快活活的样子”（191）。这种拟人化的描写，将米诺那种自在、自主的“男性优越感”活灵活现的展示在读者面前。 古德伦与公牛对峙场景中这一手法的运用可谓到了极致。在厄秀拉歌声的伴随下，古德伦如此如醉地跳起了达尔克鲁兹舞，舞姿有着某种“下意识的宗教仪式的味道”（213），此时到来的一小群高地公牛“好奇地探出鼻子，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213）。生性怕牛的古德伦出人意料地燃起了一种奇怪的激情，在“强有力的意志”和“符咒的魔力”驱使下，继续跳着舞逼向牛群。古德伦与公牛在对峙中交流着，她如痴如醉，牛群则“又像受了催眠似地呆呆地注视着她”（215）。牛群被赶到了更高的山上后，“……挤在一起在一道崖坡上观望着下面的景象……”，“……格外留神慢慢朝它们走来的古德伦”（217）。如果说劳伦斯探索人物心理与意识时，“似乎是进入他们的大脑内记笔记”（Messenger 81），那么他对公牛的描述，似乎是进入了它们的大脑。 失语症的动物并非不是独立、自在的个体，但在与人的交往、对峙过程中，却处于绝对的劣势，受到极大的压制，都处于失语状态。在叙述这些动物与场景时，劳伦斯更多地运用客观、冷静的笔调，或者以陌生化的描述方式，利用离奇而怪异的语言让读者不得不注意挖掘动物形象与场景的深层意义。在杰拉尔德制服母马一场，机车尖锐的鸣笛声惊吓了母马，它“在恐怖中惊起，如同放松了的弹簧拼命向后退去”（138），可它却无法与冷酷无情的杰拉尔德抗衡，只能“机械地向后挣去”，“在空中盲目地踢刨着”，“……血滴从母马的两肋流淌下来”（140）。公牛与母马语言上的差异，也反衬出古德伦与杰拉尔德性格上的异同，尤其突出了杰拉尔德那毁灭性的征服占有欲望。在笼子里尽情鸣啭的小鸟虽然没有遭受母马似的暴力，但几块盖在笼子上的布便很快将它们哄骗得鸦雀无声。 野兔与母马的境遇极为相似，它们都不自量力地与征服者杰拉尔德展开了意志与权力的斗争。这只强壮得出奇的、以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俾斯麦为名的野兔，这场离奇的搏斗，与劳伦斯那离奇而怪异的叙述语言交相辉映。古德伦把野兔拉出兔笼时，“倏然间它被吊起在半空，狂暴地冲来撞去，飞旋的身体如同一盘发条，卷紧了又放松开来”（310）。在杰拉尔德手下，“那个长长的、恶魔似的动物又踢蹬开了，伸展在空中象是在飞，瞧上去活像一条龙；旋即又团缩起来，暴躁强健得令人难以置信”（310）。劳伦斯在描述在草地上活了过来的野兔时，所使用的语言让人觉得进入了魔幻小说的场景——野兔奔跑着，“快得像是枪镗里射出的子弹，又像是披上了毛皮的一颗流星”，“活像是卷起了一场风暴”（313）。然而正是这种描述方式，让读者去思考这一场景的蕴意——强权与暴力是无助于矛盾与冲突的解决的，是无法最终获胜的；真正的生命力是无法压制的。 劳伦斯独特的小说技巧与语言风格是难以模仿的，这也使研究人员很难具体追踪他对后代小说家的影响③，而“不同于传统的叙述模式要求读者有不同的阅读技巧”（Messenger 103）。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仅就《恋女》中的主要动物形象而言，以传统的方法阐释它们的象征意义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利维斯所言，“如果野兔和公牛的形象仅仅“代表”着某个东西，那便是过于简单的建构和传达意义的方式，也低估了他们的实际意义”（Leavis 233）。本文摆脱了传统的线性阅读技巧的束缚，以开放的阅读模式，跳出动物形象与场景的直接上下文，从小说中动物形象与场景的四种结构关系中，对动物形象的意义与作用进行深入地、多层次的解读；这种解读方式突破了追寻象征意义的限制，并将这种结构关系，将动物形象的理解纳入小说结构的整体中，使我们得以进一步领会它们在小说中的作用与深层蕴意，领悟到劳伦斯小说技巧的独特与创新之处。同时，这种阅读模式与研究视角，对我们理解劳伦斯似的“刻意的意外事件”（Parker 169）的作用与意义，也不无借鉴价值。 注解【Notes】 ① See John Worthen, D. H. Lawrence: A Literary Life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12-15. ② David Parker, Ethics, Theory and the Novel (London: Cambridge UP, 1994)161-170; Fiona Becket, The Complete Critical Guide to D. H. Lawr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58. ③ See Jeffrey Meyers, ed., The Legacy of D. H. Lawrence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7) 19.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ecket, Fiona. The Complete Critical Guide to D. H. Lawr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Hewitt, Douglas. English Fiction of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890-1940.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8. Heywood, Christopher. D. H. Lawrence New Studie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7. 黄宝菊：“论劳伦斯小说中马和月亮的象征意义”，《外国文学研究》2（2003）：85-8。 ［Huang Baoju. “On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Horse and Moon in D. H. Lawrence Novel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03): 85-8.］ 戴•赫•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梁一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7年。 ［Lawrence, D. H. Women in Love. Trans. Liang Yisan.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7.］ Leavis, F.R. D. H. Lawrence: Novelist.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55. Messenger, Nigel. How to Study a D. H. Lawrence Novel.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 Parker, David. Ethics, Theory and the Novel. London: Cambridge UP, 1994. 殷企平：“劳伦斯笔下的彩虹”，《外国语》1（2005）：66-71。 ［Yin Qiping. “On the Rainbow in D. H. Lawrence Novel.”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1(2005) : 66-71.］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