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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揭示洗脑、麦卡锡主义和权力斗争的关系 美国小说家理查德·康顿（Richard Condon,1915-1996）的朝鲜战争小说《满洲里候选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发表于冷战时期50年代，1962年被搬上银幕（中译名《谍影迷魂》），翌年肯尼迪总统遇刺，电影因内容过于敏感而被“打入冷宫”，1987年重新发行，受到评论界关注，2004年被再次改编、拍摄为电影。从上世纪50年代到2004年，《满洲里候选人》经历了从朝鲜战争到反恐战争、从冷战到后9.11、从反共岁月到反恐年代、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重写、阐释与再阐释的历史。这一事实表明该作品始终受到读者与评论界的高度关注，原因在其深刻表现了美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即权力集团利用、强化公众的某种普遍妄想，以达到控制思想、操纵民意，实现私利的目的。冷战时期是恐共、反共妄想，后9.11时期则是恐恐、反恐妄想。在康顿的小说及后来改编的两部电影中，这两种妄想通过“洗脑”的不同形式得到强化和利用。 “洗脑”是《满洲里候选人》*的一个重要主题。作品讲述朝鲜战争中，一支美军小分队被俘后经历“洗脑”，然后被秘密送回朝鲜战场。战争结束后，根据与肖一同被俘的本·马科上尉的汇报，肖上士被美国国会授予最高荣誉勋章，成为一名战争英雄，而实际上，他已在“洗脑”后受到苏共的精神控制，成为一名潜伏杀手，控制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的母亲，一名苏联间谍。她为了让其丈夫艾斯林参议员——肖的继父最终当选美国总统，用指令激活在儿子头脑中设定的命令，在选举大会上刺杀另一名总统候选人。马科上尉因及时摆脱苏联的洗脑后果，配合陆军情报部开展调查，破除了苏共对肖的精神控制，肖在党员大会上开枪杀死母亲和艾斯林后自杀。 表面上看，康顿似乎写了一个刺杀总统的惊险故事，实际上他关注的是洗脑及洗脑的后果。美国人所谓的“洗脑”是指我志愿军对联合国军战俘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这种教育获得了巨大成功，大批联合国军俘虏在短时期内纷纷倒戈，成为“进步分子”，引起美国当局的巨大惊恐。美国著名作家路易斯·麦南德教授曾援引一个案例指出，“1950年7月5日联合国军事行动开始后，一位被俘仅两天的美军士兵便通过电台发表了宣传北韩观点的演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53年的一份报告中声称，美军战俘离开北韩通过满洲里一个特别地区进入苏联后“显然经历了一个头脑的空白迷失期”。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惟一能解释的原因就是共产党对美军战俘运用了神奇的“洗脑”法，如催眠、再生式幻想、精神药物等。然而朝鲜战争和共产党的洗脑只是小说的一个背景，作者的真正目的是演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客如何通过对美国人民进行政治洗脑，达到操纵与控制美国人民的思想，实现他们自己权力斗争的目标。作品对艾斯林参议员和他妻子的刻画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1944年，年仅37岁的约翰·艾斯林当选为华盛顿州州长，1953年又当选为该州参议员。然而他的发迹靠的并非政绩，而是利用美国公众的恐共心理，制造冷战妄想的结果。艾斯林太太安排丈夫到处演讲，甚至与媒体达成交易，每年邀请艾斯林上电视节目12次之多，在“我们自由的捍卫者”节目中大肆宣扬所谓的“红色威胁”。艾斯林太太本人也参加各种政治组织达十几个之多。不仅如此，她还发起了“千万美国人为明天行动起来”的“爱国”运动，并亲自组织了“忠诚的美国人地下组织”，在反共的号召下，迅速吸纳了230万党员。这些人自然也成了艾斯林参议员的坚定支持者。在力量壮大后，艾斯林参议员便开始在美国推行白色恐怖，给所有的政治对手贴上共产党人的标签。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艾斯林抖出一张黑名单，声称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中有207个共产党员“仍然在制定国防部的政策”（这场景很容易让人想起麦卡锡参议员1950年2月对国务院的发难，公开指责有205名共产党人渗入国务院）。但在此后的记者招待会和其后数日内，他一再更改共产党人数，其结果是所有人都被弄昏了头，开始“在全国各地争论国务院究竟有多少共产党员，而不是国务院是否真有共产党员”。人们头脑的混乱和思考能力的缺失恰恰是艾斯林夫妇希望看到的，也正是他们运用“洗脑”伎俩所达到的目的——控制思想，因为如果“思考让美国人头脑发胀”，那么思考自然会“被绕开”。一旦美国人不再思考，而是让艾斯林之流替他们思考，那么洗脑就大功告成了。艾斯林之流便可以像控制肖那样控制美国人的言行举止，轻而易举地达到目的。 艾斯林夫妇就这样一个台前，一个幕后，合力制造出一种歇斯底里的冷战妄想与反共政治氛围，形成了“艾斯林主义”的意识形态。若谁拒绝被恐吓、被愚弄，拒绝停止思考，谁就是他们的敌人，就要被“封口”。在作品中，康顿愤怒地谴责艾斯林参议员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煽动者”。他借用欧洲报刊的名义指出，“艾斯林主义是自由的大敌，令美国的名字蒙羞”。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斯林却“以该州选举史上的最大多数”再次当选为任期六年的参议员。这个事实表明，美国公众已受到政治宣传的普遍洗脑，他们已分不清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自由斗士，什么是敌人，什么是爱国者，什么是政治家，什么是阴谋家。艾斯林之流与他们的关系成了“操纵者与被操纵者，控制者与被控制者，煽动者与公众”的关系。诚如康顿所言，“洗脑已成为一个日常的社会过程，因为人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最佳利益”。而这正是康顿最为担心的事情，也是他创作《满洲里候选人》的主要动机。在回答《底特律新闻》评论员提出的问题时，康顿指出，《满洲里候选人》“花了311页的篇幅，如此栩栩如生地描写了这些令人恶心的人物”，其目的是要向美国公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即美国人必须“重新审视他们全国性的、如出一辙的政治轻信”。这种“政治轻信”就是政治洗脑,尤其是政客通过媒体对选民进行洗脑的直接后果。 那些经历了冷战妄想岁月的人很容易便可在艾斯林参议员和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之间，在艾斯林主义和麦卡锡主义之间划出等号：他们都于1942年参军，参军前都当过法官，都在参战次数的问题上撒了谎，都伪造过推荐信，都是酒鬼，都声称曾在战斗中挂彩，都于1944年参选州长，都担任过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都在有苏联背景的组织的支持下登上参议员宝座。从这个意义上讲，《满洲里候选人》完全可以被读作是对麦卡锡岁月的文学再现。艾斯林就是根据麦卡锡参议员的特征量身定制的。康顿藉此是要表明，与艾斯林一样，麦卡锡之流也是利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公众的恐共心理，愚弄大众、操纵民意，散布红色威胁论，煽起一个全国性的反共“十字军运动”，其目的是玩弄阴谋诡计以攀上权力的顶峰。尽管他们都声称是为“拯救”美国而发动一场围剿共产党的“神圣十字军”圣战，实际却严重威胁破坏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真正的“满洲里候选人”并非肖上士——他充其量是个杀手——而是艾斯林-麦卡锡等居心叵测的政客。无独有偶，在电影发行后的翌年，肯尼迪总统遇刺。许多资料表明，刺杀肯尼迪的真正主谋是当时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这与《满洲里候选人》的描写惊人地吻合。 在电影《满洲里候选人》遭封杀后的几十年间，人们并没有停止由《满洲里候选人》及刺杀肯尼迪所引发的想像，麦卡锡的垮台也没有终结洗脑与轻信的时代，相反洗脑与轻信已成为美国政治的常态，“一种日常的社会过程”。因此可以说，康顿的小说及约翰·弗兰肯海姆导演的《满洲里候选人》是一个政治预言，在美国政治日益专制的今天依然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在后9.11的今天，在反恐战争的当前语境下，这部作品再次吸引了美国知识分子的严重关注。2004年，《沉默的羔羊》的导演乔纳森·丹姆“借壳上市”，再次改编、拍摄了《满洲里候选人》，重新演绎原作主题，赋予作品新的内涵。 新片——思考洗脑、反恐战争与大公司利益之间的关系 2004年版的《满洲里候选人》保留了原作的名字， 却对原作进行了重大改编，背景从朝鲜战争变成海湾战争（科威特，沙漠风暴），主题从冷战妄想变成反恐妄想，时间从冷战时期的50年代跨越到后9.11时代。伏击、绑架美军小分队并对他们进行洗脑的是一家叫“满洲里全球公司”的美国跨国公司和政府承包商。公司的股东有前总统、废黜的国王、恐怖主义者、外国独裁者、非洲军阀、退休首相等等，公司的目的是扩大影响，最大限度地获取政府的合同。该公司聘用来对美军俘虏进行洗脑的首席科学家埃蒂克斯·诺埃尔是一个通缉犯和战争罪犯。他曾“向恐怖主义者和无赖国家销售技术和服务”，并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其在阿富汗进行秘密战争。 在细节方面，2004年版的《满洲里候选人》也有许多不同。影片中，肖上士即是一名被洗脑的潜伏杀手，也是副总统候选人；同样被洗脑的马科上尉则成为暗杀总统候选人的刺客；肖的母亲取代其夫成为美国参议员。马科上尉康复后帮助联邦调查局在一个偏僻废弃的小岛上找到满洲里全球公司对自己和肖等战友进行洗脑的实验室。尽管影片没有明确指出该实验室的位置所在，但一位阿拉伯妇女手捧一个被洗过的大脑及阿拉伯风格（如半月形的拱门等）建筑的画面都暗示了满洲里全球公司的这个实验室与阿拉伯恐怖主义分子的内在关联。运用催眠与药物的洗脑方法被高科技方法所取代。作为对洗脑效果的检测，马科上尉被命令射杀战友贝克，此时，镜头显示他背后的墙上贴着两幅印有阿拉伯妇女头像的海报，上面赫然印着“敌人”两个大字，似乎马科射杀的不是自己人，而是阿拉伯恐怖分子。 2004年版的电影保持甚至强化了原作对洗脑及相关后果的关注。与原作一样，影片中对美军俘虏洗脑的表面文本只是为了衬托与强调美国政客对美国人民更大规模的洗脑，以及在后9.11时代以反恐名义所推行的新麦卡锡主义。其基本策略同样是在美国人民内心深处建立起一种妄想。不同的是在后9.11时代，美国政客充分利用9.11事件在美国人心中留下的巨大阴影与对新一轮“9.11”灾难的恐惧心理，建立起一种有别于冷战妄想的恐恐及反恐妄想。 2004版电影精心渲染了弥漫于美国各地的恐惧与妄想心态，暗示这种恐惧与妄想已成为当今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电影中观众看到韦尔士参议员在电视上宣布雷蒙·肖当选为该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与此同时，电视屏幕下方的滚动新闻显示又发生了新的自杀式炸弹爆炸事件。电影中观众看到纽约市外的草坪上人们享受着阳光和闲暇，而背景声音却是电台与电视发出的各种警报，宣布哪里发生了导弹袭击，哪里又发生了汽车炸弹事件。无论你走在大街小巷的什么地方，都会听到电视或电台评论员在报道“装着尸体的袋子正从全世界各地运来”，恐怖分子一直在用化学武器攻击美国及其他国家……与此同时,镜头展示的却是被汽车玻璃映射出来的扭曲与颠倒的高楼大厦，以暗示播放的消息已被政治化与歪曲。美国人生活在极度恐怖的气氛中，别有用心的政客们则不失时机地打出的“保卫明天”的标语口号，以赢得选民的支持。观众可以看到,无论在大会堂、图书馆或任何地方，都会有摄像头在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全副武装的美国军人在大城市布哨设卡、盘查路人，显示出一种（反恐的）战争状态。对于恐怖主义袭击的恐惧与妄想已渗透到美国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美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潜意识中，支配与控制着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当马科向他的朋友戴尔普表示怀疑自己被洗了脑，戴尔普哀叹：“我们都被洗了脑”。 肖参议员之类的美国政客利用美国人民的恐恐心理对他们进行洗脑，他们的所作所为果真是要保卫美国人民的明天吗？影片显示，肖参议员与满洲里全球公司之间进行着一笔肮脏的交易：满洲里全球公司动用各种非法手段将肖参议员的儿子雷蒙·肖打造成一名海湾战争的英雄，从而为他进入白宫铺平道路，而肖参议员则保证满洲里全球公司今后得到美国政府更多的订单。观众不难体会到导演的用意：揭露承包商与美国权力集团之间的密切合作与巨大阴谋。倘若没有以肖参议员为象征的美国权力集团或中央情报局的批准、支持、配合甚至参与，无论满洲里全球公司有多么强大，都不可能实现伏击、绑架美军侦察小分队，用高科技手段为他们洗脑等种种骇人听闻的阴谋。据有关报道，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就曾担任过哈里伯顿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哈里伯顿公司是一个兼做建筑与军火的石油公司。由于切尼的关系，哈里伯顿公司从美国政府手里拿到了许多合同，用于支持战争与伊拉克的战后重建，总金额高达几十亿美元。2000年后，切尼不再担任哈里伯顿公司的CEO，却仍然从该公司得到每年高达100万美元的递延补偿。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布什、切尼之流如此热爱战争，因为战争为他们，也许还有美国带来了巨大收益。为了赢得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在后9.11语境下充分利用反恐妄想，并利用诸如保卫美国、保卫民主、保卫自由和人权等战争宣传给公众洗脑就成了他们最为便捷有效的手段。 在康顿的小说中，读者可以从艾斯林参议员身上找到麦卡锡参议员的身影。在2004版电影中，观众则可以从肖参议员那里看到布什政府中战争贩子的身影。他们在声称保卫美国国家安全的同时严重地威胁并损害了美国国家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是“满洲里候选人”。这些“满洲里候选人”今后极有可能在其他他们所谓的“敌对国家”再发动新的类似战争。他们的行径让美国在世人的眼中呈现出一个极为反讽的怪像：美国恰好成了他们一直标识为敌人的形象。 在小说中，康顿揭示了洗脑、麦卡锡主义和权力斗争的关系；2004版的电影思考的是洗脑、反恐战争与大公司利益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提醒美国公众要高度警惕美国权力机构内部的“满洲里候选人”。而这正是约旦参议员在2004版电影中发出的忠告：“我们必须往里看、看看自己的家中、看看自己的内心深处”。 *“满洲里候选人”已成为一个特定词汇，指洗脑后潜伏下来的刺客，现常隐喻破坏美国安全利益的高层领导人。 原载：《文艺报》2007-1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