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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28日至29日，中国第三届文学人类学年会在金城兰州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西北民族大学语言文化传播学院承办，与会代表60余，分别来自全国20多个高校和科研单位，另有听会代表50多位。中国文学人类学会长叶舒宪教授、西北民族大学副校长郭郁烈教授 、西北民族大学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院长宁梅教授、甘肃省作家协会名誉会长高平教授、 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清华大学皇甫晓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汤晓青教授、兰州大学程金城教授、张进教授、湖南科技大学潘年英教授、山东师范大学鹿国治教授等人出席开幕式。郭郁烈教授、叶舒宪教授、宁梅教授 、汤晓青教授、高平教授致大会开幕辞。 此次会议围绕文学人类学的生死观、地域传统与文明起源、历史与民族志书写、文学与治疗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交流。大会进行期间，各位代表热烈发言，积极回应，高潮迭起，掌声雷动，使得各个讨论议题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深入讨论，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一、生死观探讨 从新生走向死亡，此为人一生必然的经历。作为有意识的个体，一旦具备反思自身生命的能力，就意识到了自己必死的命运，这种意识促使人更珍惜今生，执着今世，因而会想方设法延续自己有限的肉体生命，超越死亡。基于此，死亡成为宗教、哲学的起点，也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 西北民族大学的宁梅教授的《轮回：<西藏度亡经>的死亡文化原型》一文，率先将对生死问题的文学人类学观照引进大会议题之中。宁梅教授认为，《西藏度亡经》的理论基点就是涅磐和轮回。轮回论是一个灵魂用于多世，即在西藏人眼中，肉身可死，而灵魂是不死的，涅磐意味着再生，而天葬的形式正是尘世亡灵上达天界获得新生的方式。 叶舒宪教授指出，《西藏度亡经》在西方宗教学界和大众阅读中都是非常流行的，但是在中国学界，很少有人知道。事实上，西方传统中的死亡，是宗教与哲学的起点，死亡意识是自我意识的开端，因为意识到死亡才有了人生哲学。藏传佛教对死亡的认识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传承。如果局限于书写文本，那么度亡经就是度亡经，不会再有别的。埃及也有用象形文字书写在纸草上的亡灵书，这是世界上两大指引亡灵的奇书。死亡意识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活态的，存在于人们的信仰和生活中，所以度亡经就不仅仅是度亡经了。至于参与天葬的秃鹫，早在新石器时代它就是死亡与再生女神的化身。考古学家在土耳其发现了史前的秃鹫女神庙宇，庙中庄重地供奉着巨大的秃鹫及秃鹫扑打尸体引导亡灵的形象。这就葱旁证方面给天葬的远古起源提供了深远的参照。 徐新建教授认为，生命的轮回观将带给文学人类学以知识轮回的可能，轮回的问题有可能使文学人类学的视野跳出表层的或当下的分类。武文教授指出，无论是藏族还是汉族的度亡经涉及的都是生命哲学问题：人如何认识生死、如何处理生死问题。人的轮回来自于自然界草木冬死春萌的轮回启示，但人的生死和草木的轮回是不同的，草木是自然而然的生自然而然的死，而人却不是。人对死亡有着清醒的意识，并采取种种方式来超越生死。 西北民族大学张天佑教授认为，中国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合葬或冥婚原型，在不同时段显示的不同文化心态的互文解读为例，展示了合葬的根本意义在于对身体不朽的乌托邦梦想。“死亡”是人类不愿提及而又不能不提及的，所以关于死亡的委婉表达法便应运而生。敏春芳博士说，委婉语是宗教对死亡的美饰??超脱死亡的阴影，满足遐升、归真、迁神、涅磐的美好愿望，构筑活态的语言学生死概念。吴秋林教授则以为，文学中的生与死从根本上说生发于斑斓的文化背景对其文化的或深沉或浅白的解释。文化背景不同，导致生死描述的差异，乃至对立，二者都是各自文化形态生死观的言说和展示。 与会代表从文学人类学的视角考察宗教、文学和艺术中的生死描述和阐释，以及由此而展示的不同文化背景中生死观念，此种探讨，必将会带来更多的阐释空间，也更有助于反观人类生命意义本身。 二 、地域传统与文明起源 长久以来，地域传统与文明起源，在学界一直有种种争议，难以达成共识。此次从文学人类学会议，该问题作为会议议题之一，掀起与会代表热烈讨论高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叶舒宪教授对中国文明源头进行了解构与重塑，引起与会各位代表巨大反响。叶舒宪教授以为，中国文明的重要源头也就是先夏文化。而夏文化的源头其实就在中国西部，在甘青地区和陇原。重要的线索是，夏文化之地方源头为从大地湾到马家窑- 齐家文化的新石器彩陶文化。彩陶礼器上最突出的蛙人造型，揭示着一种在东方失落已久的女神神话信仰。用西方考古学家的术语，可以称为“女神文明”。汉语记载中最大的女神名叫“女娲”。“娲”的发音和汉语青蛙发音是几乎可以划等号的。蛙神崇拜的现代跨文化解读，给女娲崇拜背后的变形动物原型提供了重新理解的契机。 他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其实很值得再三反思。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由于把寻找文明起源的目光先入为主地放在了黄河中游地区，说到底是中原中心观的一种自我复制??这乃是自汉以来汉王朝正史体系与中原中心观的延续。现代学术史上的“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其实已经点明了从东与西的互动来看待文明起源的动力的观点。可惜这样的认识重新被传统的中原中心观所吞没。当下的中国考古界对夏商周断代研究的重心依然没有跳出以河南山西为轴心的中原一带，而忽略了中原以外的地方。尤其是西部的黄河上游地区。所以，关于中国文明的源头，有必要重新探寻，给予多角度的关照 。 叶舒宪教授的发言批判了正统的文明起源观，将华夏文明的源头指向了长久被忽略的西部，对中原中心观形成挑战，同时也将历史过程还原到活态的多元文化背景中，突破了由权力所支配和书写记录的成文历史的拘囿。 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则认为，西部不只是中国行政版图的西部，其间包含着西域文明自在表述的西部和被中原华夏谱系以及西方文化体系表述的西部，是一个外在于观察者和言说者的存在，一个远离言说者的文化时空。历史文献所别墅的西部则是一个相对于中原的地方，一片氐羌藏彝族群生息的地域，一种不同于华夏文化的西戎文化类型，一个现代对过去的记忆与重构的历史遗产。从古而今，西部不断被中原中心和华夏模式言说，从行政地域到西部文学到西部开发的用语和符号，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表述传统。在这样一种表述传统中，西部仅仅是作为中原的陪衬而存在，成为一个被利用的陪衬中原、解释中原和供奉中原的他者。一点四方的天下观和万世一系的王朝叙事模式形成的我族中心观及其局限，遮蔽了西部自我的表述系统，并且将西部文化全部边缘化。他以为，西部文化的人类学意义应该在于地方性注视的全球整合，而非形成另一个中心。 宁梅教授对西藏人的生死轮回原型给与了观照，赵荣对北川羌族民间神话传说中的“白石”，以及羌族图腾信仰进行了文化地理学视野的解读，苏文宝对西海固作家群文本中深烙的地理印记进行了回放，以上种种探讨，既是叶教授夏文化探源聚焦西部的文本观照，同时也是徐教授西部自我表述的例证。 具体到区域的阐释与文明的源头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西部其实一直在言说，一直在书写。从马家窑、大地湾到敦煌、麦积山，从神圣的宗教到世俗的生活，从雪山敬拜到草原牧歌，从口述传统到书写文本……，西部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表述自己。因此，恢复西部自己表述的本身是很成问题的。问题不在于需不需要建构西部学，而在于由谁用什么建构怎样的西部学？建构的西部学是否会成为另一种遮蔽？建构起来的西部学要解决什么问题？中原传统和西方范式会不会改写西部话语？这些都是很值得探究的话题。 此次会议，作为华夏文明源头的“西部”，闪亮登场，图文并茂，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文明起源论，也冲击了传统的研究范式和表述范畴：叶舒宪教授的比较图像学，作为第四重证据在文学研究和文化文本解读中展示了特殊的视觉冲击力；同时多元文化背景中的活态历史展示，也对权力话语支配下的书写历史进行了挑战。徐新建教授的“西部”表述谱系的还原以及地方性注视的全球整合视野下的西部文化关照，不仅挑战了数千年王朝叙事的可信性，也质疑了权力话语支配下的成文历史背后的哲学体系。 三、历史与民族志书写 来自兰州大学的副教授张进博士关于新历史主义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各位代表热烈的反响，一时间形成了讨论的高潮。 张进博士以为，所谓新历史主义，其实乃是这样一种文学批评实践：它采用文化人类学“厚描”的方法来重新进入历史，同时又是对批评者自身的一种自我观照。所谓历史，首先， 是小写复数的“诸历史(histories; his-stories; her-stories)”，而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单数大写的历史(History)。其次，“历史”并不是既往完成的，而是一个开放的对话过程，延续至今并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而当今人们的实践也在发展着历史、阐释着历史并赋予历史以新的价值和意义。再次，“历史”，是一种偶然性的、边缘化的历史。其兴趣并不是抽象的普遍的“人”，而是“自我”特定的、偶然的处境，认为这些由其阶级、性属、宗教、种族和民族身份所限定的“自我”能够持久地影响历史进程。“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某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 批评活动在建立与“过去”的关系时自觉不自觉地构造并体验着不同版本的“历史”。同时，文学理论批评不只是对既定界线的修订或侵越，它实质上是让某些处于边缘或被压抑的“历史”浮出历史地表，让那些久已湮没的历史档案发出声音，使之与其它“历史”进行对话和竞争；同时，它也是在“爆破”被认为必然的、连续发展的、唯一真实的“大历史”，阻断大写历史的连续性之流，把特定的时代、特定人的生平事迹和特定的事件“爆破”出来。 这种历史观，其实是一种对传统历史观念的解构和颠覆，同时也是历史的一种重组，但同时存在的问题是，新历史主义揭去历史的面纱，将之“碎片化”之后，却无法提供一种追寻历史真迹的方法，历史在这里成为一种表述，真正的历史背后的东西，或者说历史的还原，却无从追寻。 中国社会科学院叶舒宪教授以为，已经成为碎片的历史在书面文本中无法还原，但是，文字记载的东西和口传的历史相比较而言，其历史深远程度远远无法相比，应该到口传的叙述传统中去追寻活态的历史，而不是文字限定的历史。就中华文明而言，第一王朝夏文化的源头其实不一定在中原地区，而是在中国西部。构成夏文明前身的文化群体，很可能出自培育出璀璨的彩陶文化的甘青史前居民。他们特别突出的蛙神崇拜意识，从世界视野看，乃是一种新石器时代曾经普遍存在的女神文明。从这里开始，远古的羌藏群团不断地自西向东运动，给初期的文明带来了小麦的驯化，羊牛马的驯化，冶金技术等。并以他们对山川河流的命名，留下了“夏河”，“临夏”，“西夏”，“伏羌”，“西羌”等一系列符号化石。这样的审视文明起源史，就走出了单纯依赖书写文本的僵化，也走出了众星拱月的历史思维定势，从而也解构了中原中心的华夏文明源头论。所以。历史，其实乃是复数的历史和小写的历史，不单单是大写的唯一的王朝政权更替史。从考古学的视野看，中华文明的史前史没有围绕一个不变的中心。它仿佛漫天星斗，在东亚大陆的天空中闪烁。这一点，他同意张进的观点，但是他更主张活态的历史观，追寻历史的真相就应该破除传世的历史文本的界限，走向广阔的历史田野，也同时破除一元中心观的限制。 淮阴师范学院教授蔡铁鹰指出，所谓历史，其实是可以在书写中不断被改变的，历史的地缘概念，同时也可以不断随着书写者的历史传统而转移。蔡铁鹰对《西游记》研究史的梳理，同时也是对历史概念的一次解读，他对历史概念的理解与张进、叶舒宪不谋而合。 具体到历史与民族志的书写问题上，彭兆荣教授则以为，民族志叙事含有一定的原始性“科学”原则的规约，人类学家必须对所谓的“客观事实”的态度及获取材料的方法等诸方面进行检讨，今天社会变迁的空前激烈又对民族志实践和表述模式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人类学家如何以传统民族志为基础，重新审视民族志原则，并创造出适应于于后现代社会的调查方式和手段。 此次大会诸学者对历史概念及民族志书写的梳理与解读，也是对传统历史观的批判。从某种角度上说，历史概念在这里被重新审视，大写的唯一的历史理念被抛却，小写的复数的历史意识开始步入文学人类学视野。 四、文学与治疗 值此权力、技术、欲望共谋的喧嚣之世，人被现实的生存所异化、技术化和工具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存本源被遮蔽、阻隔和疏离之后的深切体验与深重忧虑。人们发现生存在消蚀着人存在的意义，环境逼使人舍本逐末，迷失自我。宗教的神圣在科学理性面前几已坍塌，个体生存价值寓于国家至上的时代业已逝去，上帝死了，国家民主了，而科学、理性、荒诞、虚无和逍遥，在现时代都无法慰藉已经成为“空心人”和“稻草人”的现代人的心灵。 2006年10月28日，在金城兰州召开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第三届年会上，湖南科技大学的潘年英教授以一篇《文学如何人类而且学》率先将文学与治疗的话题带进会议议题。潘年英教授指出，：文学是为人生的艺术，更是为人类的艺术。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学，绝不只是看到地域风俗和文化的差异，更应该看到人类心灵深处的真实内涵，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和作品的理由千差万别，但都离不开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和对自由理性的深情呼唤与追求。关注人类的生存困境，呼唤人类内心的真实，意味着呼唤回归人本身的存在，回归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和谐。而和谐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拯救喧嚣世界里被异化了的现代人心灵的妙药。 广西民族大学马卫华以为，文学可以治疗也可以致病，决定者不在文学，也不在人，而在人、文化和社会三者的互动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易宏则将人类核心思想体系比作电脑OS（Operating System，操作系统，缩写为OS），透过电脑技术核心的IT常识反观人自身，说明经典的真谛犹如电脑的OS，在于其所蕴含的主体意识和原创精神，儿童经典诵读乃是引导孩子形成自己健壮的OS的医未病之病的上医之术，该观点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阐述了经典阅读在文学治疗与人类发展中的意义。 中国社科院叶舒宪教授回顾了近二十年来关于文学与治疗的研究史，指出文学作为人类独有的语言符号创造的世界，对于调节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消除内心生活的障碍，维持身与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健康均衡关系，培养和滋养健全完满的人性，均具有不可替代之作用。叶舒宪教授在比较文化的大视野中探索了文学艺术对个体生命的治疗功能及对社会群体的文化生态作用，构建了更具普遍意义的“文学幻想的治疗原理”。 此种对文学人类学的独特探讨，使文学跨入广阔的人类学天地，同时也将文学与人类学并接起来，在相当程度上延伸了文学涵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