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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反极权本质 关于阿伦特、哈维尔、昆德拉和克里玛的阅读笔记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陶东风 参加讨论

    读书报的编辑希望我写一个今年年度的阅读手记,我汗颜,因为今年看的书少的可怜,连自己都不好意思进行“总结”。但是却不过她的美意,认真挖掘了一番,总算发现自己零零星星也看了一些书或者文章,其中一 类涉及文学的反极权性质。
    哈维尔有一篇文章就叫《故事与极权主义》,哈维尔提出了一个似乎很费解的观点:极权社会没有“故事”。
    哈维尔说的“故事”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内涵:故事的存在是真正的生命存在的标志,是千差万别的个体存在的标志,是一个社会、一个人拥有梦想的标志。在有活生生的生活的地方、在人们拥有个性和梦想的地方,就有故事。故事像生活一样丰富,故事和生活的同源性在于它们都是多元化的,充满了可能性和不可预测性(也就是阿伦特反复强调的开新的能力)。有故事存在的社会必然不断有新事物出现,有非预定的事物发生。在这个意义上,“神秘是每个故事的尺度”。
    我以为没有什么比这段话更加深刻地表达了人的本质、故事的本质以及文学的本质———文学本质上就是故事。
    极权社会之所以没有故事,是因为极权主义敌视生活、敌视个性,没有梦想的容身之地的。它消灭了生命的“神秘”,因为它消灭了生活的多样性、开放性、丰富性,消灭了人的行动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一句话,消灭了自由。
    故事的死亡是与赤裸裸的屠杀不同的“另一种死亡”,是慢性的、不流血的死亡,是集体的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麻木不仁的、社会和历史虚无化的过程。没有行动、没有故事的生命生不如死。
    哈维尔的这个思想使我想起同样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阿伦特。阿伦特的《人的条件》《过去与未来之间》也是我今年重点阅读的书籍。阿伦特在这些著作中反复强调的是同样的主题:人的本质在于自由,在于其生生不息的开新能力,在于投身到不可预测、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公共领域,并通过行动展示人的自由本质。故事的本质就是纪录这种行动,使其克服自己的易逝性而被人记忆,变得永恒。只要这个世界、只要我们的生活中还存在着偶然和奇异的事件,那就会有故事。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有一节是写丹麦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的。阿伦特写道:“她(迪内森)开始讲故事时,所需要的一切仅仅是生活和世界,几乎任何一种世界或环境都行,因为世界充满了故事、事件、偶然和奇异的发生,这一切都等待着被人讲述。”热爱生活和热爱故事是一回事:对故事的忠诚就是对生活的忠诚,“它不去虚构而是接收生活的赠予,通过回忆、思索,然后在想像中重复它们来表明你自己配得上接受它们,而这是保存生活的方式。”
    在价值的意义上说,消灭人的多元本质,消灭生活中的无穷可能性和不可预测性,一切按部就班,就等于消灭了意义。这就是极权主义虚无化的本质。哈维尔说:“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哈维尔认为,极权主义的这种虚无化完全无形的,比起艾滋病病毒和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它更看不见,也更危险。它比艾滋病或核辐射更内在、更紧迫地触及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每天经验着它。故事的消失和道德(意义)世界的虚无化是对人的内在毒害,这是比肉体的毒害更加可怕的毒害,但是却由于其慢性的、悄悄的、不流血的特点而不被人觉察。
    故事的消失同时也是历史和时间的消失,因为“人类的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体验,所以,当故事遭到毁灭时,对于时间本身的体验也开始消失:时间像停止不动或者原地循环,好像崩溃成可以互相替换的碎片”(哈维尔)。故事和历史的同源性在于真正的历史和真正的故事一样,充满了可能性、复杂性、神秘性和内在冲突,在于历史和故事的使命是一样的:纪录行动并使之永恒。当这种可能性被“历史理性”扼杀的时候,历史也就消失了。
    在哈维尔看来,历史和故事都是我们分享的公共世界,都是赋予行动和公共生活以意义和秩序的力量,故事的消失意味着时间变成了无意义的碎片,意味着公共生活失去了自己的结构,意味着公共性的消失:“公众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结构,它的冲击力,它的方向,它的张力,它的节奏和神秘,我不能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或者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么区别,而且我觉得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
    哈维尔对历史的这种理解同样和阿伦特甚为契合。在阿伦特看来,历史就是人的行动的纪录,而任何行动都是一种创新行为,是不可重复的、独特的事件,它不能还原为某种“科学的”“历史法则”的一个变数,也不能是证明某种“历史哲学”的例证,不能把所谓的“普遍意义”强加于它,因为“任何已经做出的或已经发生的行为或事件,都在它们的个别形式中包含与彰显其对于‘普遍’意义的分享,并不需要一种不断进行的、吞没一切的过程,才能变得有意义。”阿伦特认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要纪录人物和行动,是因为“说”和“写”(叙述)把短暂的东西永恒化,为它“制作一段记忆”,但是他从来不怀疑每一个事件自身都带有自己的意义,需要的只是用语词来表达,即“通过语词展示”“公开地展示伟大的行动”。他从来不认为是一般把意义赋予特殊。历史的最初意义就是对于这种独一无二的故事的叙述,它和诗歌和小说本质上并无不同。实际上,阿伦特经常把它们同等看待。历史和故事一样都是对于行动(政治实践)的纪录,没有这样的纪录,行动(政治实践)由于其内在的易逝性而无法留存下来,无法成为可以被记忆的永存之物。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精神上的狂妄自大”的结果,就是消灭了故事,消灭了历史,最终也消灭了生活本身。“对多元化,对故事,对公众领域的侵害,不仅是侵害生活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全部生活。”生活是整体的,对生活的一方面的侵害必然也是对生活整体的侵害。哈维尔反复强调的正是极权主义的反生活的本质:“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操纵之网像一件紧身衣,它捆绑生活因而必然限制生活自身呈现和结构的方式。所以生活从此萎缩、衰弱、耗尽,它变得廉价和平板,它变成伪生活。”
    哈维尔曾明确认为,“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是一个文学的世界”。这个观点值得充分注意:极权主义一定是反文学的,因为它反生活,生活的原则就是文学的原则,比如自由、个性、多元化,因此,真正的文学天然地就是反极权主义的。故事的精神实质与文学的精神实质是相同的。因此,不消灭极权主义,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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