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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国商定，2006年在我国举办“俄罗斯年”，2007在对方举办“中国年”活动，其目的是要深化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加深各自人民对于今日友邦的了解。俄罗斯年活动是一个综合项目，包括经贸合作、文化交流诸多方面，这里我们仅回顾一下文学作品的翻译与流传的情况，以便从一个侧面来彰显两国文化交流的成绩。 两国之间文学作品的译介和流传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比较来说，俄方开始得早，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两国有正式的外事接触(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起，就已关注中国古代的文学典籍了。中国则晚得多，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动手译介对方的文学。 一、俄国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 俄国虽然早就注意中国文学，但在18世纪一百年里只有零星的几篇文学译作。即便在19世纪，译介的文章或论著仅约共50种，其中翻译作品约占32种，评介文章和论著18种。翻译作品中知名的如1827年出版的《玉娇梨》(片断)、1832年出版的小说《好逑传》、1843年发表的《红楼梦》第一回、1847年出版的《琵琶记》，其他多是一些诗歌、笑话或民间故事及传说。到19世纪后期才译介古典名著《聊斋志异》中的若干篇，如1878年《新作》杂志上的《水莽草》，还有1883年瓦·瓦西里耶夫(王西里)翻译发表的《阿宝》、《庚娘》、《毛狐》等5篇，1894年发表的《李娃传》。当然俄译诗文中也有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1874年发表)这样的名篇。不少是从其他欧洲文字转译的。《玉娇梨》即转自法文，有些诗转自德文，《好逑传》则是先有英译，转成法译后再译成俄文。可见19世纪中国文学作品在俄国流传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 不过，19世纪俄国翻译诸子百家作品已初具规模： (1)《大学》。最早有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译的《四书解》，由汉文和满文译成俄文，1780年版。内有康熙帝的“前言”之俄译，《大学》的译文并注释。 (2)《中庸》。最早的译文是阿列克谢·阿加封诺夫的《忠经》(或称《论忠的书》)，由俄罗斯帝国外交委员会译员阿列克谢·阿加封诺夫于1784年译于伊尔库茨克(在开辟该总督区时)，1788年出版。 (3)《孙子》。最早的译文是格里鲍夫斯基由法文转译的《谋攻篇》。 (4)《论语》。最早的译文是瓦·瓦西里耶夫院士(王西里)的译注，1884年版。 (5)《孝经》。德·科尼西译。题为《论孝敬父母的书》(节选)，载《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1896年第3册。 (6)《孟子》。最早的译文是波波夫译的《中国哲学家孟子》(译并注)，1904年版，书中先有孟子传略，接着是译文和注释，计选译第一、二、四、五、六篇。 (7)《韩非子》。最早的译文是阿·伊凡诺夫的《中国哲学资料，引言，法家，韩非子》，1912年版。包括韩非子传，其学说分析及《韩非子》译文，并附原文和索引。 (8)《道德经》。老子为诸子中在俄国最受重视的一家，投入翻译和研究的力量也多，不亚于《论语》。 早在沙俄时代，汉学家丹尼尔(西维洛夫，1798—1871)就已译出《道德经》，1915年由喀山大学教授扎莫塔依洛以《丹尼尔(西维洛夫)档案资料中未公布的(道德经)译文》为题予以发表，载《敖德萨图书志学会通报》，1915年第四卷第5、6册。较西维洛夫译得晚，但发表得早的德·科尼西科授所译《道德经》，载《哲学与心理学问题》杂志1894年第3册。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亲自编选老子的论述并写文章评介。 1891年11月，彼得堡一位出版家写信询问托尔斯泰，世界上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对他影响最大。他回答说中国的孔子和孟子“很大”，老子则是“巨大”。在1884年3月27日的日记中提到：“我认为我的道德状况是因为读孔子，主要是读老子的结果”。不但如此，他还写过《论孔子的著作》和《论(大学)》等文。在前一篇文章中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因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从托尔斯泰的书信、日记和文章中还可以看出他也读过孟子、墨子等人的著述，从1884到1910年将近20年中托翁共写过和编辑过将近10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著作或论文。 托尔斯泰曾亲自翻译了老子的言论，此事已传为文坛佳话。他从1884年起就动手摘选和翻译《道德经》，主要从法译本并参照德译本转译。译作于1910年由“媒介”出版社印行，书名为：《列·尼·托尔斯泰编选，中国圣人老子语录》，主要部分是老子言论摘选(共选入64段语录)，附有两篇论文，一为托尔斯泰写的前言《论老子学说的本质》，一是伊·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写的短文《关于圣人老子》。托翁去世后，1913年又一个经别人整理的译本出版，书名是：《老子(道德经)或道德之书》(列·尼·托尔斯泰编，京都大学教授丹·彼·科尼西译自中文，谢·尼·杜雷林增补注释)。可以说《道德经》在俄国的流传，早期主要得力于托尔斯泰的编(译)本。 20世纪，到了苏联时代，更加重视译介中国古代文化典籍。 资深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德林(1912—2002)，在畅谈他的文学研究生涯时，深有体会地说：“我一辈子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始终没有中断过，为人类文化宝库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在文学和文化方面是值得自豪的国家。中国的诗经、楚辞、唐诗、元曲等等优秀著作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这种观点在世界各国有成就的汉学家中，也是具有代表性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在国外的特点是传播面广，以苏联为最多。迄今已译成俄文并出版单行本的有： 《管子》 (施泰因译并注，1959)、《周易》(休茨基译，1960)、《孙子兵法》(康拉德译并注，1950)、《战国策》(克·瓦西里耶夫译并注，1968)、《商君书》(佩列洛莫夫译并注，1968)、《中国古代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辩证法家(列子、杨朱、庄子)》(波兹涅耶娃编译，1967)、《论语》(西门年科选择，1989)等。另外，佩列洛莫夫还有研究儒学的专著《孔子：生平、学说、命运》(1993)。 此外，由司徒卢威和列德尔编选的《古代东方史文选》(1963)中还收入由波兹涅耶娃所译的《春秋》、《左传》、《国语》、《论语》、《孙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列子》等书；虽然都是摘选片段，但却是在俄国第一次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让那里的读者初次了解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后来东欧国家的汉学家中有人甚至间接从俄文译本来阅读这些中国文化典籍。 波兹涅耶娃教授(1908—1974)出自汉学世家，本人精通古汉语，在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造诣很深，1944年起长期在莫斯科大学任教，对于传播中国文化，贡献极大。 苏联时期翻译的诸子百家作品中，还有最近的一种大型选集，系科学院研究员李谢继奇(1932—2000)编选、注释的《圣贤著作选·中国古代散文》，1987年版。该书把古代诸子的学说分为三编：第一编是“儒学圣贤的著作”，选有《论语》、《孟子》、《礼记》。第二编是“道学圣贤的著作”，选有《道德经》、《庄子》、《列子》、《淮南子》、《抱朴子》、《申子》。第三编是“各派思想家著作”，选有《墨子》、《孙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国语》、《战国策》、《朱子》等，均为节选的片段。译者为苏霍鲁科夫、波梅兰采娃、托尔钦诺夫、季塔连科、特卡琴科、康拉德和克留科夫等。 苏联译介中国古籍的另一个重点是《史记》。迄今已出过两种单行本：一是《司马迁文选》，帕纳秀克译，1950年出版，一是《史记》两卷本，维亚特金和塔斯金合译，两卷先后于1972年和1975年出版。列宁格勒的汉学家克罗尔(生于1931年)还写出论《史记》及其作者的专著《司马迁——历史学家》(1970)。 20世纪中后期俄苏翻译中国文学的高潮，大体经历了下述几个阶段： 对中国文学的研究： (1)50年代译介中国文学的热潮。 随着中国大陆的解放，客观条件改善和主观研究力量的剧增，苏联对中国文学的引进便在50年代出现了浩荡的“洪流”。在这十年里出版的译作品种繁多，包括从古代至现、当代的作品；每一种印数均达5万或10万册。有什图金的《诗经》首次全译本(1957)，费德林主编的四卷本《中国诗集》(1957—1958)所选诗歌上起古代下至20世纪50年代。第一卷收入《诗经》的“风”、“雅”、“颂”(选)，楚辞，曹操、曹丕、曹植五言诗，陶渊明诗和汉乐府。第二卷为唐诗，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王维、孟浩然、韩愈等名诗人的作品。第三卷包括宋、元、明、清几个朝代，有苏东坡、欧阳修、柳永、陆游、李清照、辛弃疾直至近代林则徐、黄遵宪的名诗。第四卷为1949—1957年的新诗，入选的是郭沫若、萧三、田间、臧克家等人数众多的诗作。这部诗选，第一次向苏联读者展示了中国诗歌全貌。其选择之精和全，迄今仍为国外所仅见，也为后来苏联编辑中国诗选和单个诗人的选本提供依据，并为研究者确定重要研究对象提供根据。它的出版成为苏联汉学界乃至文学界在50年代的一大盛事。 此外，还在出版一些大诗人的单行本，如艾德林译《白居易诗集》(1958)、吉托维奇译《杜甫诗集》(1955)、《李白抒情诗集》(1956)和《王维诗集》 (1959)、阿列克谢耶夫等译《屈原诗集》(1954)等。 此时，几部中国重要古典小说也有了俄译本：帕纳秀克译《三国演义》(1954)和《红楼梦》(1958)、罗加乔夫译《水浒传》(1955)以及他同科洛科洛夫合译《西游记》(1959)、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译《儒林外史》(1959)、费什曼等译《镜花缘》(1959)。有些还是西方较少译介的清末章回小说，如谢曼诺夫译《老残游记》(1958)和《孽海花》(1960)。 现、当代的大作家如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老舍、叶圣陶、丁玲等都有了俄译本：四卷本的《鲁迅选集》(1954—1955)、两卷本的《老舍选集》(1957)、一卷本的(郭沫若选集)(1955)、三卷本的《茅盾选集》(1956)以及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1949)等。一些在西方还很少介绍的作家如马烽、李准、周立波、杨朔、艾芜、陈登科、秦兆阳、冯德英等在苏联也都得到了译介。 (2)70年代扩大翻译的范围。 进入60年代中期，由于中苏关系变冷，两国的文化交流深受影响，不过，由于有中年汉学家一代人的努力，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仍然坚持下来，而且有所发展，这二十多年，似乎可以说是在50年代的基础上做了“填平补齐”的工作。古典诗词仍然是重点。陆续出版的作品有：艾德林译《白居易抒情诗集》(1965)、《白居易诗集》(1978)、《陶渊明抒情诗集》(1964)和《陶渊明诗集》(1975)、切尔卡斯基译曹植《七哀诗集》(1973)、戈鲁别夫译《陆游诗集》(1960)、《苏东坡诗词集》(1975)、巴斯曼诺夫译《辛弃疾诗词》(1961)和李清照《漱玉词》(1974)等。也有多人合集的诗选，如艾德林译《中国古典诗歌集》(1975)和巴斯曼诺夫译《梅花开(中国历代词选)》(1979)。 在小说方面，既有旧小说和笔记，如吉什科夫译六朝小说干宝的《搜神记》(1977)、李福清等译《紫玉(中国1—6世纪小说集)》(1980)、费什曼、吉什科夫译《唐代传奇》(1960)、索科洛娃译《浪子与术士》 (又名《枕中记》)(1970)、戈雷金娜译沈复的《浮生六记》(1979)和瞿佑的《剪灯新话》(1979)、费什曼译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1974)；也有通俗小说，如帕纳秀克译钱采的《说岳全传》(1963)和石玉昆的《三侠五义》(1974)，维尔古斯和齐别罗维奇合译《今古奇观》(1962)、左格拉芙译《十五贯(中国中世纪短篇小说集)》(1962)、罗加乔夫译《碾玉观音》(1972)等。还有80年代出版的帕纳秀克译罗贯中、冯梦龙的《平妖传》(1983)。此外，在1977年出版了马努辛译的删节本《金瓶梅》。有趣的是苏联也如同我国一样，为了在少年儿童中推广文学名著，在70、80年代出了几种小说名著的节译本或缩写本，计有：《水浒传》(1978)、 《西游记》(1982)、 《三国演义》(1984)等，均系以50年代已出的全译本为基础作的缩改。 在散文作品方面，有杨希娜译《山海经》(1977)、维亚特金和塔斯金合译司马迁的《史记》(1972，1975)、索科洛娃译《韩愈柳宗元文选》(1979)、谢列布里亚科夫译陆游的《入蜀记》(1968)等。在《中国古代诗歌与散文集》译本(1979)中，除收入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汉乐府外，还有司马迁、伶玄、贾谊、赵哗等人的散文作品。 戏曲和民间文学方面，重要的有孟列夫译王实甫的《西厢记》 (1960)，彼得罗夫等译《元曲》(1966)收入关汉卿、马致远等8位作家的r1部剧作。索罗金等译《东方古典戏剧》(1976)中收入洪异、孔尚任、汤显祖等6位作家的6部剧作，均系摘译。民间文学有如李福清辑译的《中国民间故事》(1972)和《东干族民间故事与传说》(1977)、鲁波一列斯尼琴科和普济斯基合译的袁珂《中国古代神话》(1965)，以及李福清为《世界各民族的神话》(1980)编写的“中国神话”，约共200余则。 现、当代文学的翻译要比古典文学少，重要的有切尔卡斯基译的中国诗集系列(含近60、70年来的诗选)：《阴雨林荫路(20—30年代中国抒情诗)》(1969)、《五更天(30、40年代中国抒情诗)》 (1975)、 《四十位诗人(20—40年代中国抒情诗)》(1978)和《蜀道难(50—80年代的中国诗歌)》(1987)，共选人100多位诗人的诗作。另一个重点是小说，新译出的有：伊万科译茅盾的《幻灭》(1972)、谢曼诺夫译老舍的《猫城记》(1969)和《赵子日》(1979)、切尔卡斯基译张天翼的《鬼土日记》(1972)、罗果夫和克里夫佐夫译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1974)，索罗金译钱钟书的《围城》(1980)以及几本短篇小说集，分别选入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丁玲、王鲁彦、王统照、谢冰心、吴组缃、许地山、老舍等人的小说。此外，还有施奈德译《瞿秋白选集》(1975)和热洛霍夫采夫译邓拓的《燕山夜话》(1974)。 七十多年来苏联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已为数不少，有可能将俄译本系列化。80年代初即着手编辑规模宏大包括古今的40卷本“中国文学丛书”，陆续出版。 (3)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热。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的迅猛发展立即引起汉学家们的注意。从70年代末起苏联各种报刊就陆续译载反映我国改革之后社会巨变的作品，至80年代中期似乎已形成热潮。其翻译数量越来越多，仅以汇集成书的统计，至1987年统计，已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品：中短篇集有7部，收入小说60篇；长篇小说3部，诗集一部(收入22位诗人的30余首诗)。至于散见于各地报刊的则种类和篇数繁多，不计其数。不但有俄文，而且有乌克兰文等苏联其他民族文字的翻译。这种中国当代文学热一直持续到90年代和世纪末。 二、中国对俄国文学的翻译 中国从19世纪末开始翻译俄国文学，鲁迅形容当时的心态：“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是那时，却是一个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发见了火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1)早期中译的俄国文学作品。 最早的汉译俄国文学作品是克雷洛夫的3则寓言，见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与他的中国合作者任廷旭翻译的《俄国政俗通考》。此书系据印度广学会英文本转译，于1899—1900年先在上海《万国公报》上连载，随后又出排印本。 至于俄国文学翻译总的情况和数量，据统计，“从我国晚清民初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介绍俄国文学的情况来看，当时我国已翻译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迦尔洵、安德烈耶夫等十几位俄国名作家的作品约80种以上。其中托尔斯泰即将占30种。这些作品虽然多半是根据日文和英文转译的，而且又用的是文言文，但无论就总的数量，还是就选择作家和作品的代表性来说，在‘五四’运动以前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工作方面，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涉及的作家作品数量有：克雷洛夫3种、普希金4种、莱蒙托夫1种、屠格涅夫8种、阿·康·托尔斯泰1种、列夫·托尔斯泰41种、契诃夫31种、涅米罗维奇一丹钦科2种、索洛古勃5种、高尔基5种、斯捷普尼亚克一克拉夫钦斯基2种、安德烈耶夫4种、迦尔洵2种、库普林1种等。 (2)十月革命后中国引进的俄苏文学。 十月革命后，中国人对苏俄产生极大的兴趣，把译介俄苏文学当作“盗天火给人类”的神圣事业。俄罗斯文学翻译的数量激增，在外国文学翻译中的比重急剧上升，并占居首位。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9—1927年)》中《翻译总目》的统计，“五四”运动以后八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共有187部，其中俄国为65部，占三分之一强。其他依次为法国3l部，德国24部，英国21部，印度14部，日本12部……均大大低于俄国。这里仅统计单行本，发表于报刊上的还未计在内。这个阶段的翻译家，主要有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沈雁冰(茅盾)、郑振铎、耿济之等。 而且“苏联文学作品翻译数量也扶摇直上……高尔基成了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他的作品初版数达到44种”，在高尔基逝世的1936年，其作品在“中国共出了34个版次”。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形成了“红色的十年”的世界性高潮，从中国来看，则从此时起“苏联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冲破重重的封锁和禁令，源源不断地被介绍进来。”其作用和影响，一是“苏联文学作品以先进的世界观和革命精神，以感人的英雄形象激励着中国的读者，推动了一批又一批人走向革命”。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一旦为文艺界的先进分子所接受，就一直指导着中国的文学运动。苏联的文艺政策和革命文学运动对中国的文学运动也起过很大的影响”。 在当年起过重大作用的苏联优秀作品有如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曹靖华译)、高尔基的《母亲》 (夏衍译)、法捷耶夫的《毁灭》(鲁迅译)和《青年近卫军》(叶水夫译)、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译)、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周立波译)等。 抗日战争期间，继续坚持翻译苏联文学，尤其是抗战文学。在延安有柯涅楚克的剧本《前线》(萧三译)、别克的《恐惧与无畏》(愚卿译)。在大后方重庆等地，有“苏联文学丛书”：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列昂诺夫的《侵略》等(均曹靖华译)、格罗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茅盾译)、爱伦堡的《不是战争的战争》、《六月在顿河》、《英雄的斯大林城》(均戈宝权译)等报告文学集，《中苏文化》发表包戈廷的《带枪的人》(葛一虹译)等。在沦陷区上海，有以苏商名义出版的译作，如格罗斯曼的《人民不死》(林陵译)、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 (磊然译)、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水夫译)；还有苏尔科夫、伊萨科夫斯基等人的诗。 在40年代俄罗斯古典作家的名著都出了中译本，如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1944，吕荧译)及罗果夫、戈宝权编《普希金文集》(1947)、莱蒙托夫的《波尔塔瓦》(1946)和《抒情诗选》 (1948，均余振译)、果戈理的《巡按使及其他》(1941，耿济之译)和《结婚》(1945，魏荒弩译)、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没有陪嫁的女人》 (1946，梁香译)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1949，林陵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1940—1947)、《白痴》(1946)、《死屋手记》(1947)、《=少年》(1948)(均耿济之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1942)、 《安娜·卡列尼娜》(1948)和《复活》 (1944) (均高植译)及《少年时代》(1948，蒋路译)、契诃夫的《草原》(1942，彭慧译；1944，金人译)和《樱桃园》(1940，满涛译)等。 1949年以前，翻译作品出单行本的总量相当可观，从1919年6月至1949年10月所译俄苏文学有1045种，其中俄罗斯古典文学401种，约占十分之四，苏联文学530种，占十分之五，而跨于俄苏两个时代的高尔基作品有114种，占十分之一。 (3)50和80年代译介俄国文学作品的热潮。 中国这两次翻译俄苏文学的高潮，特点是译介的文学作品数量大、范围广。两次高潮的结果是几乎译遍了俄苏全部文学名家名作，甚至扩及一些不知名作家的作品。在50年代，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看待苏联的文学作品，翻译和发表的热情极高，影响极大。中国青年以保尔·柯察金为榜样，树立和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以及许多苏联文学作品都对中国青年发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铁流》、《毁灭》、《青年近卫军》等更成了鼓舞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赴朝作战的有力武器。从50年代起俄国和苏联文学即是我国译介外国文学的重点。以俄国文学为例，1949年到1959年这十年中，除1952年初版译作为12种外，其余年份均在20种以上，1950年甚至高达38种。前六年中年均26种，后四年年均也有12种。进入80年代，从1980年至1987年，新译作达160种，年均20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1952年一次就印了50万册。 俄国文学从古代的《伊戈尔远征记》、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苦命的丽莎》、《纨绔少年》、《克雷洛夫寓言》、《聪明误》等到19世纪所有名家的代表作，都有了译本。如普希金的诗、小说、剧几乎全部翻译，有的有多种译本，戈宝权的编选本《普希金文集》从1949—1957年再版了十几次，平均每年一次以上；莱蒙托夫的诗选和小说《当代英雄》，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和小说《死魂灵》、别林斯基的论文集、赫尔岑的《谁之罪》、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贵族之家》等六部长篇小说、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等十几部名剧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论文集、杜勃罗留波夫的评论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和《罪与罚》等近十部长篇、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谢德林的《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戈罗夫略夫老爷们》、契诃夫的大部分短篇小说和全部剧本也有多种版本、译本。 苏联文学从高尔基名著到当代名篇都得以翻译出版，如《高尔基选集》14卷(1956—1964年)、《马雅可夫斯基选集》5卷(1957—1961年)、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别德内依的诗集、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法捷耶夫的《毁灭》和《青年近卫军》、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费定的《城与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革拉特柯夫的《水泥》、潘菲罗夫的《磨刀石农庄》、卡达耶夫的《时间啊，前进!》和诗集、列昂诺夫的《索溪》、马雷什金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马卡连科的《教育诗》、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爱伦堡的《暴风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伊萨科夫斯基和吉洪诺夫的诗集、包戈廷的剧本《带枪的人》和《克里姆林宫的钟声》，直至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等等。 苏联文学中还有一类作品虽然未被列入文学史上的名著，但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也及时翻译出版，立刻在青少年学生中成为畅销书，或被推荐为群众性读书活动的必读书。如科斯莫捷米扬斯卡娅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帕·茹尔也的《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柯谢伐娅的《我的儿子》、德拉伯金娜的《黑面包干》、沙特罗夫的《以革命的名义》等。 80年代起，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园地也增加了。发表译作的期刊已由主要的《译文》(后改为《世界文学》)一家增加到有《苏联文学》、《苏联文艺》、《俄苏文学》、《外国文艺》、《译林》等多家。还有一些地方的综合性文艺刊物也兼登俄苏文学的译作。至于出版社，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外，许多地方出版社也兼出俄苏文学作品的译作。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出版社曾大量翻译出版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作品。据资料统计，“从1949年到1985年，被译成中文的俄文作品，其作者总数已超过五千人，包括几百名俄国古典作家和数千名苏联现代作家。不少作品出过多种译本，译本一再更新，质量不断提高。” 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例，已经出版了许多作家的文集、选集和合集或单行本的中译本。 大型的文集、选集有：《普希金选集》(7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9卷)、《列夫·托尔斯泰文集》(17卷)、《高尔基文集》(20卷)、《马雅可夫斯基选集》(5卷)。 选集和合集的如：俄国的《果戈理戏剧小说集》、《别林斯基选集》、《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屠格涅夫戏剧集》、《丘特切夫诗选》、《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选》、《契诃夫小说选》、《契诃夫戏剧选》、《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魏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选》、《布宁中短篇小说选》、《迦尔洵小说集》、《波缅洛夫斯基小说选》、《斯列普佐夫小说选》、《柯罗连科文学回忆录》、《安德列耶夫小说戏剧选》以及《俄国短篇小说选》、《俄国民粹派小说特写选》等。 苏联的《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阿·托尔斯泰小说选集》、《安东诺夫短篇小说选》、《吉洪诺夫诗集》、《苏尔科夫诗集》、《纳吉宾短篇小说选》、《奥维奇金特写集》、《特罗耶波尔斯基短篇小说选》、《贝科夫小说选》、《艾特玛托夫小说集》、《拉斯普京小说选》、《舒克申短篇小说选》、《苏联当代小说选》、《苏联当代诗选》、《70年代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选》等。 加上下列一些作家的单行本，几乎把俄苏名家包揽无遗。如俄国的有：冯维辛的《纨绔少年》、格里鲍耶多夫的《聪明误》、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谢德林的《一个城市的历史》、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 苏联的有：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革拉特科夫的《水泥》、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费定的《早年的欢乐》、尼·奥斯特洛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马卡连科的《教育诗》、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拉齐斯的《走向新岸》、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波列沃依的《真正的人》、格拉宁的《探索者》、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卡维林的《一本打开的书》、邦达列夫的《人生舞台》等。 80年代也是俄苏文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阶段，其标志是同时创办了4家专业杂志。即由北京外国语学院主办的《苏联当代文学》、山东大学主办的《俄苏文学》和由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等10所大学联手办的《俄苏文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主办的《苏联文学》。 《苏联文学》创办于1979年。当时正值中苏两国刚开始探索恢复接触，它在文化交流上得风气之先。对苏联文学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为创建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化而提供有益的借鉴。这一刊物的兴办立即引起我国当代文学巨匠茅盾的重视。他为之写下了指导性的题词： 西江月 ——为《苏联文学》创刊号作 形象思维谁好， 典型塑造孰优。 黄钟瓦釜待搜求， 不宜强分先后。 泰岱兼容杯土， 海洋不择细流。 而今借鉴不避修， 安得划牢自囿。 这一题词所表达的深刻思想，不但对办文学杂志，而且对文学界都具有指导作用。《苏联文学》杂志就是这样实践的。1994年，为庆祝《苏联文学》创刊15周年社长章廷桦曾总结成绩：出刊200期，共介绍过上千位俄苏作家的作品，发表过近千篇理论和评论文章。在促进俄苏文学译介，推进俄苏文学研究、教学等方面起了应有的作用。 另一个表现，是改变了文学论著多出自翻译的局面，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文学史、专著、论著开始成批出现。以文学史为例，目前既有自古至今的通史、俄罗斯和苏联分段的断代史，也有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批评、儿童文学和民族文学分别撰写的类别史。以作家、作品或某一种文学现象为主题写出的专著、或编成的论文集，也为数不少。曹靖华教授主编，有九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教师参加撰稿的《俄国文学史》3卷(1989—1992)，就是第一部由我国学者撰写、贯穿古今的俄苏文学通史。曾获“国家级优秀教材特等奖”。 原载：《国外文学》 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