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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昕：作为研究法国文学的著名学者，您除了致力于法国文学、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的研究，还是《红与黑》《恶之花》《局外人》等多部名著的译者。您最近出版了《从阅读到批评———“日内瓦学派”的批评方法论初探》。“日内瓦学派”是西方20世纪很有影响的一个文学批评“学派”，是什么引起了您对这一学派的关注？ 郭宏安：三十多年前，我在日内瓦进修法文，就知道有这个说法，不过那时还没有搞文学研究的可能。后来我读了研究生，开始文学研究的工作，接触到了法国文学批评史，才知道所谓“日内瓦学派”就是现象学文学批评。乔治·布莱说，马塞尔·莱蒙是当今“最大的批评家”，又说20世纪的最大的批评家是谁不好说，恐怕要等到21世纪，现在看来也许是让·斯塔罗宾斯基吧。我在1985年在尼斯见过乔治·布莱，他的这番话使我大吃一惊。布莱没有说他论及的范围是法国、欧洲还是世界，我想大概是世界吧，他多少有些欧洲中心主义，反正“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家都是公认的大批评家，这足以引起我的注意。现象学哲学要求“回到事物”，“日内瓦学派”的批评要求“回到文本”，阅读从直觉开始，而文本的阅读是一切批评的基础。可以说，没有阅读就没有批评，而阅读并不是草草看上两眼就匆匆拿起笔来，写上一篇文章。阅读是一个从直觉到思考的复杂的、反复的过程，批评是一个与阅读一而二、二而一的互动过程，反复进行，才可能一步步接近对作品的理解和阐释。就这样，我开始关注“日内瓦学派”。可以说，关注“日内瓦学派”，与我对文学批评的看法有关。 任昕：“日内瓦学派”受到现象学、柏格森学说、存在主义、阐释学等多种理论的影响，又兼收并蓄了实证主义、语义学、历史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多种方法，但它并不是简单的对上述理论的印证和实践，而有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在您看来，“日内瓦学派”在方法论上的独特价值体现在哪里？ 郭宏安：这个问题问得好。“日内瓦学派”的五大成员都是术业有专攻的大教授、大批评家，并非理论家，他们都是通过具体的、个案的研究体现出某种理论的表述，几乎找不到一本纯理论性的著作，所以，“日内瓦学派”的方法论的独特价值就表现在对作品的具体的阐释之中。“日内瓦学派”的阐释是一种“创造性的阐释”。“创造性”有二解，一是批评家的个人风格，表达的风格和阐释的风格，二是批评所表达的观念的独特；“阐释”是阅读以后经客观的考察和自由的思考而笔之于书的结果。“日内瓦学派”又被称做现象学文学批评，注重文本只是它的现象学哲学的一种表现，它的实践活动远较这种表现复杂丰富，例如它的哲学来源就有柏格森主义，而柏格森主义的影响要比胡塞尔来得更为直接切实。实际上，说“日内瓦学派”是现象学文学批评只是一种习惯而已，并不能反映诸位成员的面貌。与其说是一个学派，不如说是一个群体，这样一个批评家群体就能从共性和个性两方面被勾画出来。我的这本书只是“日内瓦学派”批评方法论的初步研究，集中在它的阅读理论，而它的阅读理论的独特在于“简单的相遇”、“没有成见的阅读”和某种丧我的“苦行”与“让出位置”，总之，是有使命感的、全面的、总体的阅读。 任昕：您在书中说，“日内瓦学派”对批评的一致要求是：“始则泯灭自我，中则主客相融，而贯穿始终的是批评主体和创造主体的意识的遇合。”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呢？我们是否可以说，这种批评方法是“日内瓦学派”的理论精髓？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理解：这种批评方法使得“日内瓦学派”既有别于朗松学派的的实证主义文学批评，又有别于如英美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专注于文本内部结构的流派？ 郭宏安：您的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我认为，“始则泯灭自我，中则主客相融，而贯穿始终的是批评主体和创造主体的意识的遇合”正是“日内瓦学派”的理论精髓，其核心在于认同批评或意识批评。我说“基本上”，因为它和实证主义文学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有区别，又有联系，它既注重文本的内部研究，又不忘文本的外部联系。针对文本所提出的问题，采用不同的方法，这是“日内瓦学派”的特点之一。也就是说，“日内瓦学派”的方法是一种方法的“组合”，当然，这种种的组合无一时一刻离开对作品的阅读。例如，让·斯塔罗宾斯基就提出“不同的方法是互补的，不是互相排斥的”，“对批评家来说重要的是能够增加问题并使之多样化。每一个问题都要求合适的手段”。方法手段不是现成的，不是由“专家”设计好交人使用的，有时候要自己打制。组合，不是“拼和”，也不是“综合”。之所以不是拼和，是因为不同的方法之间的联系决定于批评和批评对象之间关系的变化。之所以不是综合，是因为并没有一种新方法的出现。在斯塔罗宾斯基的批评中，实证的方法，历史的方法，语义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精神分析的方法，结构主义的方法，等等，都曾为了回答不同的问题而得到过灵活有效的运用。“日内瓦学派”虽然被称做现象学文学批评，但是其哲学来源远不止现象学一家，柏格森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影响，都有明显的表现。斯塔罗宾斯基说：“倘若需要界定一种批评的理想，我就提出严格的方法论（与操作方法及其可验证的程序有联系）和自省的随意（不受任何体系的束缚）之间的一种组合。”这句话可以说是“日内瓦学派”的批评方法论精义所在。 任昕：“日内瓦学派”对当时及其后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有什么启示？ 郭宏安：“日内瓦学派”并不是一个摇旗呐喊、招兵买马的学派，它没有纲领，没有领袖（被认为是“日内瓦学派”的创始人的马塞尔·莱蒙不承认有一个“日内瓦学派”），没有弟子（莱蒙的学生让·鲁塞和让·斯塔罗宾斯基与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先是老师，后来成了朋友），也没有发表见解的阵地（例如同仁刊物之类），只不过是日内瓦大学（其实不止日内瓦大学，贝甘在巴塞尔大学，布莱在苏黎世大学）的几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因相互切磋、相互尊重而联系在一起的批评家群体。他们自己并不承认是一个学派，是乔治·布莱出于对马塞尔·莱蒙的敬仰和友谊首先加以命名的。但是，他们的工作获得了批评界的一致承认，现实也好，神话也好，“日内瓦学派”成了一个习惯上的称呼。 马塞尔·莱蒙发表于30年代初的《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被视为“清算实证主义的第一枪”，在法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法国批评史家罗歇·法约尔指出，《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标志了20世纪法国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从此，马塞尔·莱蒙提出并代表的认同批评或意识批评产生了弥漫性的影响，催生了像阿尔贝·贝甘、乔治·布莱、让·鲁塞和让·斯塔罗宾斯基等一批大批评家。不过，由于“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家都是随笔作家，他们认为批评也是创作，也是作品，都有一种文体上的追求，所以能够追随他们的批评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也就是说，目前让·斯塔罗宾斯基是硕果仅存的一位大师，年轻的一代中还未见有挑大梁的人物。但是，认同批评，意识批评，创造性的阐释，作为使命的阅读，通过形式抓住意义，全面的、总体的阅读，注视美学，批评轨迹，随笔是最自由的文体等，这样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许多批评家的工作。 说到对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启示，我提出三点，一是不可过于注重学派。个别的批评家的重要性远大于学派，尤其不可急于建立所谓学派。我们应该相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学术研究上，“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说法是不可以随便否定的。二是要认真地阅读。如我们的古人所说：“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吾性灵与相浃而俱化”，不可一目十行就写出洋洋洒洒的文章，搞理论的要多写批评文章，保持对作品的敏感。三是“注视，为了你被注视”。批评主体和批评对象是一个互动的关系，不可心中先横着一种观念，然后在批评对象中找相应或相反的东西。当然，我们不是拒绝或接受“日内瓦学派”，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从中找出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即便是错误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 任昕：马塞尔·莱蒙坚持文学批评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让·斯塔罗宾斯基强调批评之美，您是否也赞同这样的观点？在您的著述中，我们也会感受到行文的“批评之美”，是否这也是您的一种对文学批评的追求？ 郭宏安：是的，我赞同这样的观点。在传统的批评中，无论是圣伯夫的传记批评法，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的批评法，还是朗松的实证主义批评，基本上批评只是作为创作的附庸，作品的地位高于批评，因此出现了许多作家揶揄批评家的隽言妙语，例如伏尔泰说职业批评家是生猪市场上的猪舌检疫员，在他的眼中，没有一位作家是十分健康的。进入20世纪，形势发生了变化。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自认“能够而且应该比作家知道得更多”，至少他们认为批评家和作家应该平起平坐了。19世纪还有作家对批评表示蔑视，20世纪却很少有人敢对批评表示不敬了。批评家的工作和作家的工作同样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活跃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女批评家克洛德—玛尼在填履历表的时候，于“职业”一栏中径直填上“作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批评和作品一样，也力求展示批评家个人的人格和思想。我不敢说我的文字有一种“批评之美”，不过，我敢说，我不苟作，哪怕一篇几千字的文章，也是有感而发，而且发得与别人不一样。任何一种批评，都不能囊括作品的全部，也就是说，任何批评方法都有遗漏的地方，再加上批评家本人性情、学养、政治和社会的关系等因素，全面的、理想的、人人满意的批评是没有的。批评必然是片面的，有局限性的，如果它是美的、深刻的、精到的，它就是一篇好文章。众多的片面集中起来，就会渐渐逼近全面，但是我很怀疑这种全面会出于一人之力。全面的批评家是不存在的，只要每一个批评家贡献出他最好的东西，我们就会有接近全面的批评。我不追求全面，我追求独特，独特就是局限。批评要真诚，还要有美的表达。美的表达不在于华丽的词句，而在于词句的准确和明晰。批评可以是美的，我以为这是批评的极致。理论文章不一定都是正襟危坐的高头讲章。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