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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永远是文学界、学术界乃至出版界永恒的主题。有人做过统计说，莎士比亚作品的总出版量仅次于西方每个家庭必有一册的圣经，而关于它们的研究著作则稳居各作家作品研究的首位，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绝难有其他作家作品能予以撼动。这种情况其实在英国出版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里就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莎士 比亚其人（甚至包括其妻子）其作不仅在各种栏目里频繁出现，而且从今年1月初“副刊”上发表历史学家大卫·伍顿教授（Prof. David Wotton）评去年年初突然去世的牛津大学文学教授纳托尔（Prof. A. D. Nuttall）的近著《思想家莎士比亚》（Shakespeare the Think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428pp）后，已连续5期在“读者来信”里刊登各种对该评该著的看法。一篇评论在读者中有如此巨大持久的反响在近年来实属罕见，这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莎士比亚这位主人的功劳，似乎一提起他读书人就都有话要说了。我们不妨略微回顾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2007年岁末，《思想家莎士比亚》在美英两国同时出版。作者纳托尔教授被认为是位有反学术倾向的个性突出的批评家。在该书的前言，他说60年代一次在莎翁家乡举行的莎士比亚研究大会上，他走出了会场来到安妮·哈撒韦（莎翁妻子）的小屋，满脑子在思考莎士比亚在此是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的。这一举动与美国诗人惠特曼在诗里说自己走出天文学家的演讲堂来到空阔的野外仰望星空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的价值取向决定了这是部张扬个性而非传统意义上严谨的研究著作。作者所谓的“思想家”其实并非真的认为作为剧作家的莎士比亚建立了什么系统的思想体系，而仅仅突出了其非凡的智慧。有的评论说这是部中学生或大学本科生的莎士比亚“入门书”，因为它按编年顺序把全部莎剧“鉴赏”了一遍。如果说这部著作也有个理论框架的话，那就是对“新历史主义”与“历史主义”文本解读主张的同时批判，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对历史的追溯有时可以让人看清一个特定的作品，但我们最伟大的剧作家（指莎士比亚——笔者）的大部分艺术成就来自于其内心，这并非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而是由其个人永不止息的创造性心智带来的”。 当今早已不是人文主义研究的“通才”时代，纳托尔教授在37个莎剧上的“信手拈来”、“宏大叙事”自然会招致“议论纷纷”。显然，他首先难过崇尚“回到过去”、“言必有据”的历史学家这一关。于是英国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伍顿首先发难，其中频频引发后来辩论的两点是：一、他认为作者在阐释莎剧时回避了对剧中“惊人的时代倒错”的“影射当时”内涵的探讨。例如，在他看来《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1590-1594）剧中的拉维尼娅（Lavinia）被“砍下手脚”就是影射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与天主教的斗争，在该剧中还提到了那个异教的古罗马根本不存在的教皇与修道院。《恺撒大帝》里还提到了“时钟”。对于这些“时间错误”作者只字未提。二、他抓住了“思想家”不放，并发问：谁能想象得出莎翁在想什么？再说，他并非一位有系统思想的思想家，研究其思想有何意义？ 于是，曾在“文学副刊”发表“我心目中的‘年度最佳作品’非纳托尔的《思想家莎士比亚》莫属”言论的布赖恩·维克斯（Brian Vikers）颇不以为然。我们看到他在紧接着的那一期即1月11日的“文学副刊”的“读者来信栏”上嘲弄伍顿教授的批评里面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即便是貌似有点创见的指出“砍下手脚”的影射也是从刚刚发表的一篇论文里拿了来，同时还举出了若干个事例说明“时代倒错”在莎剧乃至同时代的戏剧里比比皆是，用多了作者也就不以为意了，未见得一定会有什么“影射”。因此他说，伍顿教授的解读不仅显得天真，还多有谬误。 伍顿教授“接招”后在下一期同样的位置做出反击。他坚持认为文学历史影射作用的无所不在，并举当前英国国家剧院上演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伊菲格涅亚在奥利斯》、《特洛伊的妇女》与英国参加伊拉克战争的相关性为例。“否认这一点就是‘对文学证据的天真态度’，”他说。就在伍顿教授致编辑信的旁边，还有另一封态度迥异的信，署名加布里埃尔·乔西波维基（GabrielJosipovici）。据查，此人曾在“文学副刊”上赞美过该书为“可能是关于莎士比亚最佳的单本书”。他首先指责伍顿教授出尔反尔，因为教授在书评的开篇便“标榜”说不讲逝者的坏话，但在他看来整篇文章充满的是对纳托尔教授的人身攻击。其实，若仔细阅读，伍顿教授紧接着那半截子话后的是“我们有讲出事实的义务”，通俗地说就是“若为真理故，不为逝者讳”。该信为原作者做了两个辩解：一、该著并非是针对莎士比亚的思维方式与内容的学术论著，伍顿教授太拘泥于字面太当真了。二、伍顿教授太喜欢将文学描写与历史事件对号入座，并坦言自己更喜欢在文学阐释中纳托尔的超脱，因为后者更能帮助自己理解莎翁而前者不能。 对于伍顿教授举当前的例证，维克斯马上说欧里庇得斯搬上当前舞台的“时间倒错”是有意的，而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同类错误却是偶然发生的。并认为他引入这种例证纯属无稽之谈。接着是对引发争论的莎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做详尽的文本溯源，以证实明眼人都晓得“四肢被砍”的典故来自古罗马诗人奥德维的《变形记》。言外之意即伍顿教授的眼瞎了。伍顿教授在那篇书评里用了很长的篇幅说明自己对诸如about.com,Wikipedia与EEBO等网上资源的熟悉以及对于自己写作的巨大帮助，并指责纳托尔“老土”，仅能对“河边版”莎剧全集（Riverside Shakespeare）如数家珍，而对网络一窍不通。维克斯抓住了这点大做文章，指出伍顿教授通过网上引用的这个莎剧版本非常糟糕，因此他倒应该为自己的知识缺陷闭门反省的。 伍顿教授当然不甘心受到左右夹击，但他对这位半路杀出的乔西波维基不予理睬。他首先指责维克斯违背了文学批评家的基本训练——留意细读、核对事实、引用精确，然后澄清了他对自己的误解与歪曲，最后道出自己的观点：要理解文本仅靠溯源批评远远不够，同时还需要认识语境。也就是说，伍顿教授关注的是“为什么？”而纳托尔及其赞美者维克斯仅满足于“怎么样？”因此，他觉得维克斯根本是“答非所问”，不在一个层面上与他讨论争辩问题。最后，他又回到了“时间倒错”这个被反复争论终未达成一致的问题上来。他说：“显然，《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的时代背景是多神教的古罗马，而当时那里既无教皇亦无修道院。将罗马天主教引入多神教的罗马难道不是一种粗心的笔误？或是莎翁对时间错误毫不在乎？然而，在我看来那是一种‘有意安排的时间错误’。”历史学家还是坚持自己的历史感觉，但似乎又没有更新的证据。大概伍顿教授只怕人家说他太纠缠于历史解读，于是他首先申明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回到这个话题。 维克斯再次出战，作为莎剧文本专家，他这次非常聪明，专挑历史学家较业余的莎剧版本与文本细节方面讲。首先，他指出伍顿教授据以立论基础的两个“权威”版本——牛津版一卷本《莎士比亚全集》（1986）与牛津世界经典版《亨利六世》（2001）根本算不上权威，而且这位史学教授对里面的内容也未细读。例如，他就未见到《莎士比亚全集》这个版本所附的《文本手册》（Textual Companion,1988），更有甚者，他有根有据地讲出牛津世界经典版《亨利六世》的编者曾说过“这几行出自莎士比亚本人之笔”，但据调查该编者并未有此言论。于是，维克斯嘲讽说“这可能只有一种解释，即伍顿教授仅仅训练自己的眼睛去看文本里他希望看到的内容”。其实就是揭露他有杜撰的恶习。最后，维克斯举出了大量的莎剧与伊丽莎白时代戏剧里俯拾即是的“时间倒错”例证，结论与伍顿教授相反——“并未包含言外之义！” 从1月4日到2月8日，基本上是两人的文字战争终于告一段落，而战争的导火索是与他们毫无师承、流派更无亲属关系的第三者论四百余年前莎士比亚剧作的作品。这场英国学者之间的论争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首先，就论争双方来说，他们虽不乏对对方论点及治学态度的攻击，但情绪未失控，语言很干净，只字不提“我们上法庭”或“当一回畜生”等一类吓唬人的话，有英国绅士的风度。其次，通过争辩，双方为了不轻易让对方抓住“辫子”，措辞更谨慎、例证更多更全面、论者更懂得扬长避短，确实对读者加深对该问题的认识大有帮助。最后，作为一个老牌的权威期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有如此耐心让双方一轮轮地你来我往，确实让人佩服。笔者就曾听国内某大型学术刊物的一位主编说他只允许刊登争论双方各一次的言论。其实，这很不合理，因为这样的结果是整个论争过程的始终就都由“始作俑者”一人垄断了，“异见者”只能有一次机会，原作者大人一反驳，他就只能闭嘴空着急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03-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