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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在《观书有感》中的这番慨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当代世界文学同中国文学三十年的关系。正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如源头活水，浇灌、滋润了中国当代文坛的这“半亩方塘”，并使这一片星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天光云影共徘徊”的繁博气象。 互文和杂交： 近三十年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毫无疑问，文学需要互文、需要杂交。这不仅仅是个学理问题，也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一个事实。且不说遥远的古希腊罗马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东西方文学交流，亦不论魏晋至唐宋的中印文学关系，单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个中因缘也是显而易见的。而近三十年中国文学与当代世界文学的关系，则更是一种拿来、互文、杂交的关系。当代世界文学已经不是一个世纪前林纾的概念——因为进入林纾视阈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如法、德、美、英等国的文学——倒更像是歌德的概念。而第三世界文学，尤其是拉美当代文学在当代世界文坛多元共生格局中的醒目位置及其对中国和世界文学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当今世界文坛对歌德预言的一个美丽而复杂的诠释。 作家阎连科说过，拉美作家不仅点燃了中国新时期的探索小说之火，也燃烧了整个中国文坛，并使后来的中国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他曾激动地称拉美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催生剂。如果拿我们的寻根文学同拉美的寻根文学或魔幻现实主义作比较，如果拿我们的《白鹿原》或《尘埃落定》同《百年孤独》作比较，那么他的这番话当然不无道理。然而，文学的相互影响是复杂的，是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复杂心态的有意无意的流露。除拉美文学外，近三十年蜂拥而至的世界文学其实依然有着鲜明的西方色彩。而拉美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影响，也许恰恰在于它的混杂，即它巨大的包容性和无与伦比的“世界文学特征”。一边是顽固地以现实主义作家自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边是极端的虚无主义者博尔赫斯。如果说现代中国文学即维新派以降、尤其是“五四”以降的中国文学更多地秉承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那么当下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愈来愈显示出了多元混杂的局面。 但无论如何，外国文学的大量进入（情境使然，请允许我在这里改用外国文学的概念，把“世界文学”暂且搁置一下），确实空前地撞击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作品大量进入我们的视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迅速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是缓慢的、渐进的，本身远不足以催生类似的文学。但当时我国文学翻译、研究和吸收的速率又远远高于其它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这就成就了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并使之快速融入世界文学。在这里，电影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没有外国文学理论狂飙式地向我们涌来，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摆脱政治与美学的多重转型，演化出目下无比繁杂的多元态势。应该说，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依然是缓慢的、渐进的，其市场经济体制并非一蹴而就，但我们的文学及文学理论却率先进入了“全球化”与后现代的狂欢。这又远远大于我们进入互联网和WTO的速度。 置身“世界文学”时代的两难境地 现在回到“世界文学”中来。我认为，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只不过是文人的一厢情愿。无论多么特殊，文学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较之于歌德的美好理想，我更愿意相信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学的说法。马克思眼里的世界文学不是一个孤立的“纯文学”概念，而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与物质世界相辅相成。但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之后，预见和描绘过资本的国际垄断形式，即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或跨国资本主义，谓“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如今，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世界在跨国资本的统领下一日千里。“世界文学”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而上世纪90年代进入我国的某些文学及文化理论客观上是符合跨国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模糊意识形态，消解民族意识。这些思潮首先于上世纪80年代对苏联、东欧产生了影响：导致了文化思想的多元、意识形态的淡化以及随之出现的新思维等等。上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虚拟文化又对某些理论或“后理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多少包含着贝尔们对于世界发展趋势的估量。像“人权高于主权”以及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等等，也只有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才可能提出。于是，世界变成了众声喧哗的自慰式狂欢。其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虚无主义、极端相对主义难免模糊甚至遮蔽人们的视线。 顺便说一下，这个世界市场网的利益流向并不均等。它主要表现为：1、所谓“全球化”，实质上是“美国化”或“西方化”，形式上则是“跨国公司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的统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和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占全球直接投资流出额的80%以上，利润的90%以上；2、发达国家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且这些产业往往高耗低效、不利于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3、发达国家经济向高新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愈来愈严重；4、资本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利益，还有文化思想，包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也是马克思的观点。 凡此种种，难免使第三世界陷入两难境地。逆之，意味着失去发展机会；顺之，则可能被“化”。中国文学所面临的，不也是这两难选择吗？ 可见，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并不意味着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元化甚至构成了一个悖论，说穿了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论。而整个后现代主义针对传统二元论（如男与女、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西方和东方等等）的解构风潮客观上顺应了跨国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不分你我，没有中心。于是，网络文化推波助澜，使世界在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狂欢面前愈来愈莫衷一是。于是，我们很难再用传统的方式界定文学、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借用昆德拉关于小说的说法，我们或可称当下的文学观是关乎自我的询问与回答。只不过这个根本问题原来是指向集体经验的，而今却愈来愈局限于纯粹的个人主义或个性化表演了。于是，既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也有沉渣泛起、以丑为美。 因此对于我们，甚或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文学既需要拿来，也需要守护。所谓的“普世精神”是不存在的，国情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悬殊，何谈“普世”？当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些美好的理想和知行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是生存权、发展权。“改革开放”不是全盘西化，“以人为本”也决不是个人主义。这也不仅仅是个学理问题。守护文化生态，必须像反对克隆人、守护自然人那样理直气壮。 虽然“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但进退准绳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坚守的一种心志。此外，活水不仅仅是洋水，它还包括我们的美好传统。否则我们就会像鱼儿那样，在滚滚而来的洋水中淹没了自我，变成了洋鱼，甚至丢掉了小命。 最后，我想援引博尔赫斯的一句老话“守护传统，乃君子之道”，尽管我不得不对之稍加修正，因为我想说的是：守护美好传统，且不忘借鉴创新，才是真正的人文之道。 原载：《文艺报》2008-1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