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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教“中国翻译史”，讲得最好的或许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出现的文学翻译“第五次高潮”。因为我自己就是伴随着这次“高潮”成长起来的文学翻译工作者。三十年来，每前进一步都是这次浪潮推动的结果。 我读大学时学的是英国语言文学，1966年毕业适逢“文革”。十年“浩劫”期间，先是参加运动跟着人家“搞派性”，后来到工厂劳动锻炼，到“五七”干校改造思想，荒废了五六年，好容易参加工作，干的活儿又和自己的专业不沾边儿，辛辛苦苦学来的英语一点儿用场也派不上。要不是我自己出于爱好，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读英文小说，年轻时候学的那点儿东西早就忘到九霄云外了。1978年，书店里开始销售外国文学作品。那些书都是“文革”前出版、“文革”后重印的世界名著。我们如饥似渴地重读这些久违了的文学作品同时清清楚楚地认识到，十年“浩劫”以及由此上溯若干年文艺界的极“左”思潮使我们对当代外国文学的发展几乎一无所知。作为一个学外语的文学工作者（我那时的职业是文学编辑），面对这一片空白，我感到肩头有一种责任。但是，“文革”结束还不到两年，像我这样一个徘徊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之外的散兵游勇，根本找不到可以翻译的材料，只得从读大学时节衣缩食在旧书店买下的几本原著中寻找。后来，我从一本1902年出版的《世界著名短篇小说选》中找到狄更斯的一个短篇小说《梦星空》并翻译成中文，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寄给《青海湖》。编辑高庆琪对我的翻译给予很高的评价，几乎一字未改，就将《梦星空》发表在《青海湖》1979年第一期。紧接着，高庆琪又约我翻译了美国作家欧文·华盛顿的短篇小说《远航》（原著出版于1901年）。我这两篇译自一百多年前出版的旧书的稚嫩之作虽然和所谓“填补空白”根本就不搭界，但对我来说却是初试锋芒。从那以后，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 然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文学翻译界仍然面临许许多多困难，耕耘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依然步履维艰。我当时在遥远的内蒙古工作，越发难上加难，最大的问题是消息闭塞，资料奇缺。1982年，我写过一篇《沙漠里耕耘》，诉说的就是文学翻译的条件之艰苦。但是，上世纪80年代举国上下改革开放的滚滚热浪激励我迎难而上。为了找一点最新的资料，我绞尽脑汁，四处奔走，到科技情报所（刚开始，我什么都译，包括“蚯蚓的养殖”、“恐龙的发现”之类的“科技成果”），到自治区图书馆，到国外有亲戚朋友的同事家“淘宝”，但战果甚微。万般无奈，我曾给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教授写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王佐良教授接到我来信的第二天，就给我这个初出茅庐的译者寄来美国当代作家斯坦贝克的两个短篇小说，让我翻译。王教授提携后人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我刻苦翻译，很快就发表了这两篇最接近“当代”的译作。 1982年7月，为了繁荣我国的文学翻译，提高翻译质量，发现和扶持新生力量，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译林》和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外国语》两家杂志联合举办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文学翻译评奖。1983年7月揭晓获奖名单，我在这次有四千多人参加的比赛中获奖。对于我，这自然是极大的鼓舞。1986年夏天，中国翻译家协会在烟台举行全国第一次中青年文学翻译经验交流会，我应邀出席。那时候，国门大开，清风扑面，新老译者欢聚一堂，中国译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活跃。我也在这一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开始了文学翻译道路上新的征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党的文艺政策深入人心，我们脚下的道路越来越平坦，我们的事业越来越兴旺，作为在这大潮中搏击的无数“弄潮儿”中的一员，我自己虽然青春不再，但也迎来了事业上的“豆蔻年华”。从前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现在都变成了现实。现在，可以翻译的东西不是“奇缺”，而是多得让你眼花缭乱。面对那么多的新书、好书，常有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之感。我自己的书架上就摆满了英、美、澳大利亚、加拿大出版的当代文学名著（那两本为我立下汗马功劳的百年前出版的老书，依然放在书架最醒目的地方，时时提醒我不要忘记往日的艰辛）。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我们与国外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便捷。国外出版的新书，只要想得到，很快就会出现在你的案头。我熟悉的几位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还经常把他们尚未正式发行的作品给我寄来，供我学习和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占足了“天时、地利、人和”。到目前为止，我总共翻译出版英、美、澳大利亚文学、历史、文化专著43部。其中长篇小说《浪子》获1996年澳大利亚政府颁发的文学翻译奖；长篇纪实文学《纳瑞斯金公园最后的散步》获2000年亚太地区翻译银奖。2008年因在中澳文化交流、特别是翻译领域做出的成绩，获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授予的杰出贡献奖章。我这个1978年前连一个外国人也没有接触过的学英语的人，1988年以来，多次应邀到澳大利亚做学术访问，结识了许多外国朋友，包括文学大师帕特里克·怀特，著名作家、《辛德勒名单》的作者托玛斯·肯尼里，《荆棘鸟》的作者考琳·麦卡洛。从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中我得到了启迪和营养。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值得庆幸的是，我在还算年轻的时候，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这辈子才没有白活。但愿今后还有长长的路让我去走，让我去报答所有帮助支持过我的人，报答让我发挥微薄之力的伟大的时代。 原载：《文艺报》2008-11-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