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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J. M. G. Le Clézio）是当代法国文坛作品翻译成外语最多的作家之一。多年来他被公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力的竞争者，而今年68岁的他此次终于如愿以偿摘得桂冠。克莱齐奥获奖的理由是，“他的创作开拓了新的文学领域，作品充满诗意的探索及感性的痴迷。他在当前的主流文明内外，对人性进行不断的求索。” 在语言世界中漫游 尽管克莱齐奥是在双语环境中（法语及英语）长大的，但除了有时用英语写些小篇什或把自己的一些作品译成英文之外，他一直都在用法语创作。他曾经说过，法语是他感到有归属感的惟一真正的家园，他走到哪就会带到哪里，“我作为孩子成长过程中，我讲的是法语……因此，我与文学的最初接触是通过法语来实现的。这就是我为何用法语创作的原因。” 作为小说家，克莱齐奥的文字极其优雅纯美，犹如散文诗一般。克莱齐奥在语言上的探索并没有走得像他同时代的一些激进作家那么远，他的语言标准、规范而优美，“优美到在翻译时要让人心焦的地步，惟恐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和意境”。在两种语言世界中犹豫并要作出选择的人往往会对语言本身表现出一种更为积极肯定的构建愿望，希望维持其中某一种自己选定的、用来创作的语言中原本的纯净优美。 一般而言，小说家会趋向于相信语言世界的真实性。我们知道，克莱齐奥排斥现代文明、现代消费社会的种种弊端，可以说，他自小就为了逃脱丑恶疯狂的世界而转向写作，在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的激烈抗争之中，投身于文字语言纯美而洁净的天地之间。在那里，人们可以认为，具有绝对的自由，快乐、悲伤都由自己选择，而不再像在现实世界那样被动无助。在题为“在悖论的密林深处”的诺贝尔演讲中，克莱齐奥谈及了自己同语言最初的亲密接触：“在战后的岁月中，我们被剥夺了一切东西，特别是书籍和书写材料。由于纸张和墨水缺乏，我最初的画画及文字是写在定量配给票证簿的背面，用的是木匠的蓝红相间的铅笔。这一经历给我留下了一个喜欢用粗糙的纸张及普通铅笔的偏好。由于缺乏儿童图书，我就阅读祖母的词典。这就像是个神奇的门径，通过它我走上了发现这个世界之旅。当我看着那些插图、地图以及所列的生词，我就到处漫游着，做着白日梦……” 回到家园的流浪者 克莱齐奥是位真正的、自己选择的流浪者。上面已经提到，他仿佛首先选择的是在语言世界里流浪。在20世纪的文学史当中，我们能够发现有不少可以在两种或更多语言世界穿梭来往的文坛巨擘，如纳博科夫、贝克特等。不同于有些流亡作家，克莱齐奥不是被迫流浪，他的父母亲分别来自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他自小就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毛里求斯文化，非洲文化这些无法拒绝的出身为他带来了多重文化身份。他年轻时就对南美，尤其是美洲印第安文化，发生了浓厚兴趣。而随着他创作的不断成熟，南美的风情、传说与文化给他的作品带来越来越多的异族及异国风情。他曾经在一部作品中写及此事，称：“这一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对世界和艺术的看法，改变了我和其他人交往的方式，改变了我的衣食住行，改变了我的爱，甚至改变了我的梦。”克莱齐奥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行者，旅行与他的生活方式和创作生涯密不可分，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年近七旬的他现在仍然在不断地旅行，他自由自在地游移漂泊，从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把不同文化和文学的思想及意象，吸收消化，最终完美地糅合在一起。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克莱齐奥在作品中描述了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冲突，以及占统治地位的西方理性主义所引发的诸多问题。 其作品多以漂泊不定的边缘人物为主人公，而这些人物的存在，大多通过一连串的迁徙建构起来，漂泊游移则是他们自由的标记和象征。克莱齐奥的处女作《诉讼笔录》（Le Procès-Verbal，1963）就是叙述流浪汉边缘生活的。作品描述了流浪汉亚当·波洛神奇的流浪生活方式和他的精神世界。亚当不关心社会，也不思索自己的过去，似乎与现代社会斩断了一切联系，最后他被视为精神病人而送入医院。小说带有浓郁的奇幻色彩，通过充满讽刺与逆反的对比式写法，显示了作者对人、对社会、对现代文明的诘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该作品也成克莱齐奥自己流浪的起点。而他1997年发表的《金鱼》（Poisson D'or）则讲述的是一位非洲少女所遭遇的辛酸和不幸的故事。一直都在流浪的她，没有名字，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六七岁被偷走，辗转贩卖为奴，从北非到法国，从巴黎到波士顿、芝加哥、加州，再回到欧洲南部。潜逃、流浪、越界、偷渡，即使最后得来护照，甚至美国移民局的证明，但仍然没有任何归属感。如果我们跟着第一个收养她的嬷嬷叫她“莱伊拉”（阿拉伯语的意思是“夜”），那么莱伊拉的自我就如同黑夜。 也许对于克莱齐奥来说，出走、离开、流亡就是回家的一种方式。至少可以说，在出走、离开和流亡的背后，深藏着回家的愿望。克莱齐奥在流浪的过程中真正找到了、并且用文字搭建起了自己的家园。而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个家园很有乌托邦的意味。小说《乌拉尼亚》就是描述的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度。在那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没有贫富和阶级的差异，人人平等。人们安居乐业，孩子们无需上学，他们需要学习的就是自由和真理。但这个理想国在人类社会的围攻下被迫迁移，不得不去别处寻找出路。不言而喻，小说家通过对这个理想国的描写，来讽刺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读来颇为耐人回味。 克莱齐奥成了少数能够回到“自己家园”的流浪者。他总是生活或处在边缘，或者说他总是处在一种中间游移状态。人们很难将他归属于某个单一地区或国家。在这一点，他颇像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印度裔英国小说家奈保尔，可以说也是位“无根的作家”。由于他用法语创作，作品也都在法国出版，文学界及公众都把他当作法国人看待，但是他现在同时拥有法国及毛里求斯双重国籍。他的家族跟这个前法国殖民地岛国有密切的联系。当被问到什么地方可算作是他真正的家园，克莱齐奥回答得颇为干脆，“是的，有的。事实上，我看毛里求斯可真正算作是我的小小的家园，那是我祖先的地方。因而，那就是毛里求斯，这是肯定无疑的。” 多样的创作探索 克莱齐奥的创作生涯一般说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63年至1975年，这也是他早期创作生涯，其作品集中探索诸如疯狂、语言及创作等主题，致力于文学形式的实验。在这期间，他以革新与反叛的双重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作品主人公一般多有荒唐言行，曾受到福柯等思想家及评论家的赞赏。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克莱齐奥的作品风格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这便成为其写作生涯的第二阶段。此间，他或多或少放弃了形式上的实验，小说中所呈现出的氛围不再那么令人窒息和痛苦，作品风格则归于平静，探讨的主题多为童年、青春期及旅行等，这为他的作品赢得了更多的读者。近期其创作则转向对家族历史的挖掘。 克莱齐奥和法国新小说的重要作家之间都有交往。虽然他最终没有成为新小说的作家，但是在主题、对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所作的思索上，他还是和新小说作家有一些相似之处。在初期创作中，他像一些现代派作家一样，在小说结构上也同样表现出了与传统小说的决裂。我们知道，革命总是与青春密切相连的，文学创作也不例外。期望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以及丰满生动的人物刻画的读者，未免会对克莱齐奥的小说感到一些失望。在克莱齐奥最初的小说中，传统小说的四大要素几乎全无：作品中时间、地点、事件基本上被消减为零，“人物也只起到引领我们在物质世界游走的作用，而不再作为被描摹和建构的对象”。《诉讼笔录》里的亚当·波洛，《洪灾》(Le Déluge，1966)里的弗朗索瓦·贝松，《逃遁之书》(Le livre des fuites，1969)里的年轻人奥冈等都是如此。在克莱齐奥看来，人物的名字并不重要，他们所做的事情也不那么重要，因为他们在现实社会里几乎是没有身份和位置的。他们只是属于语言世界的人物。 虽然克莱齐奥早期以反叛者的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但是他对于传统的挑战也仅仅到消减传统小说的要素为止。在他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小说创作中，连对传统小说要素的挑战也已经不再那么激烈了。此后，他创作的小说虽然仍保留着现代派小说的某些特征，如情节及人物较为淡化，叙事上时间链的截断和错位等，但是作品已经开始有较为完整的叙事者视角，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并且还有了历史背景衬托之下的所谓故事情节等。较之其年轻时代的小说创作，这些似乎是传统小说所着眼的重要因素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 由于克莱齐奥颇为复杂的家庭背景，他的作品中一直表现出对“开始”及“转化”等主题的兴趣。譬如说，他的小说中，有的探讨孩提时代进入成年时期的那种转变，如《烧伤的心及其他浪漫小说》（Coeur Br?觠lé et Autres Romances，2000）。有的描写导致文化冲突的过程，如说《沙漠》（国内中文版标题译为《沙漠的女儿》），在该小说中克莱齐奥把非洲大沙漠的荒凉、贫瘠与西方都市的黑暗、罪恶进行对比和联系，把那里的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与主人公拉拉反抗西方社会黑暗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不仅在布局谋篇上显出匠心，而且非常有思想深度；有的则探讨过去、现在及未来交汇碰撞的节点，如《乌拉尼亚》。克莱齐奥通过其作品及自身的经历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所有的人都是移民，从自己的国家移往他国的移民；我们大家所要面对的未来，既给人以解放，又令人惧怕。 瑞典文学院的终身秘书恩达尔说：“从严格的文化视角来看待他，可以说他并不是一位特别法国化的作家。”克莱齐奥的确具有国际视野，他不仅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足迹，而且能跨越多种文化语言的障碍。作为一位作家，他经历了许多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其创作中接受并包容其他文明，其他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西方的。 克莱齐奥的作品也常常反映出他对原始部落、消逝的古老文明及文化的关注及兴趣。在他看来，这些原始文明远比建立在所谓理性之上的欧洲文明来得要强烈和热情得多，对世界也有更为感性及直觉的认知。在诺贝尔演讲中，他谈到了一位他在热带雨林中所遇到的令他无比崇敬的部落艺人，“她的名字叫埃尔维拉……她也是一位女冒险家，没有男人，没有孩子，自己一个人生活……但我很快就发现她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艺术家。她的音色、她手敲击胸部以及敲击由银币制成的项链时的节奏，而且最重要的是她讲故事时投入的神态和眼神，半恍惚半清醒的样子，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位听众。她讲的故事内容上都很简单……但她在这些故事中都加入了她自己的故事：她的流浪生活，她的爱情，背叛和苦难，性爱带来的强烈的快感，针刺般的嫉妒感，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感。她讲的故事可以说是集诗歌、古典戏剧、还有现代小说于一体，她自己就是所有这些融合而成的激烈火焰，在深邃黑暗的森林中，在昆虫、蟾蜍、蝙蝠的和声中燃烧着。这就是美。没有更好的词来形容了。就好像她的声音中包含着真正的、自然的力量，这同时也是最大的一个悖论：那就是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森林里，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文学渗透的地方，艺术却以最有力、最真实的形态的表达而存在着。”最为清楚不过，克莱齐奥在这里提出了对现代文明的强烈的质疑。 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多样，其不同的旅行游历反映在不同的作品中，给读者展现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他的不少作品都是在墨西哥、中美洲及北部非洲经历的提炼和浓缩，充满着对生态的关注和保护，对业已消失了的文化以及新的精神现实的追寻，以及对于现代都市文化的入侵以及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态度的批判。有论者评价说：“我觉得勒·克莱齐奥是法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总是关注人，关注困境中的人，关注被现代文明抛弃的人，关注在现代文明中被压抑的人。他的作品也非常具有批判意义。”克莱齐奥此次获得诺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现在已经具有全球的文化视野……他总是跟当代社会保持着一点距离，他总是四处在看、在思考”。这是作为一位有良知及社会责任感的严肃作家必须具有的品质，更让我们钦佩的是，克莱齐奥从来不跟着市场走，他总是远离媒体、远离名利。 文学依旧不死 不久前，克莱齐奥利用在瑞典学院作诺贝尔演讲的机会，向世人传递了一些信息。他还在演讲中引用了瑞典作家斯蒂格·丹格尔曼一段话，“因为就是在这里，他（作家）遭遇到的一个新的悖论：尽管他想做的一切就是为饥饿的人们而写作，但他现在发现只有那些吃得饱的人才有闲暇注意到他的存在”。穷人没有时间和金钱去关注作家及文学，而只有富人才有钱和有闲去阅读文学作品，这一悖论困惑着一切有良知的作家。克莱齐奥还把关注点投向文学以外更广阔的世界，对贫穷的人缺乏信息发出警告，呼吁出版界加大努力，把书籍送到世界各地贫穷的人们手中。克莱齐奥还为全球化辩护，对因特网在“阻止冲突”方面的功能表示欢迎。他认为，网络甚至有可能通过“嬉笑怒骂”来杜绝希特勒这种类型的人出现。同时，他对单凭因特网能够改变全世界人们生活方式的观点，颇不以为然,“给地球上几乎每个人都提供一台液晶显示屏，这是乌托邦式的想法……因此，我们究竟是在创造一个新的精英阶层，还是在给世界划分一条新的界线，把拥有通讯和获取知识条件的人与无法获得这些条件的人区分开来？” 同前几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样，克莱齐奥表达了对于书籍的颂扬及其在改变人生所起重要作用的强调。他认为，尽管书籍从外观看来老旧过时，但它依然是传播信息的最佳工具，能够把信息传递到天涯海角。在他看来，出版商必须大力支持文学翻译和创作，使图书对许多人（特别是穷人）来说不再是奢侈品。他还呼吁发达国家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进行联合出版，并建立基金会资助图书馆和流动书车，总的来说，更多关注来自小语种的要求和用小语种创作的作品——在大语种方面这些工作不言自明——将使文学在丰富多变的主题下，继续担当自我认识、发现他人和聆听人类心声的美好工具”。在演讲中，克莱齐奥表示他终生铭记这样一个信条：“即便文学受到传统习俗约定和妥协的磨蚀，即便作家无力改变世界，文学依旧不死。” 原载：《文艺报》2008年12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