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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历史文化的时空:诗人顾彬与《世界的眼泪》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王卓斐 参加讨论
德国的顾彬(Wolfgang Kubin)不仅是视野开阔、思考问题严谨深邃的汉学家,他还是一位每天清晨五点半起身沐浴、朝拜的诗人,写诗已成为其每日的早课,以至于“一天不写诗会不舒服,几天不写诗会生病”。少年时代的顾彬便对包括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朦胧派在内的现代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正是从那时起,他便萌发了成为一名诗人的愿望,期盼能够过一种充满诗意的生活。而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更是强烈地扣动了他的心弦,乃至成为他毅然放弃神学改学汉学的直接动因。多年来,身为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作家协会会长的顾彬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先后出版了《新离骚》《疯人塔》《影舞者》三部诗作。诗人北岛对其诗歌的评价是“简短而节制,富于哲理”。2008年10月31日,顾彬先生在波恩市凯撒街46号的布赫拉登书店又为其第四部诗集《世界的眼泪》(Lacrimae Mundi)举行了作品朗诵会。该书的发行得到了德国文化部、维也纳市政府及波恩市文化署的友好资助与支持。奥地利著名文学家霍尔姆特·尼德勒欣然提笔作跋。
    《世界的眼泪》共分三个篇章,包含了60首短篇抒情诗作。第一篇章《鸽群的故事》描绘了诗人在波恩周边地区以及维也纳和西班牙游历的审美片断,第二篇章《你说,我说》回顾了他在青岛讲学时的轶闻趣事,第三篇章《在中国茶馆》则抒发了他在北京、香港、上海、台湾等地的体悟与感怀。与前几部诗集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世界的眼泪》中,顾彬在不少诗歌后面附上了与之相关的背景知识或自己的评注,这既使诗歌有了发生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又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读者能更为细致地把握字里行间的相互关联,从而较轻易地步入诗人的精神旅程。
    顾彬的诗歌创作一贯坚持的是精英文学路线,强调诗人应与创作对象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以便能够对其进行冷静地反思。正是这种与审美对象之间的适当距离感使他的诗歌中理性的思索胜过了单纯的情感宣泄,从而具有了一般作品所不及的深刻性、透彻性。有趣的是,也正是由于过于注重形而上的意蕴,顾彬本人曾一度得到过“说教式诗人”的雅称。与前几部作品相比,《世界的眼泪》虽然诗体结构更加开放,内容的戏剧性、叙事性色彩更为突出,但从艺术旨趣上看,并没有明显的“断裂”,仍是其精英式创作思路的持续纵深掘进。诗人将历史记忆、文化批判与个人境遇巧妙地融入到对欧洲与中国的精神发展史的反思之中,而贯穿其中的心灵主线则是对现今社会文化状况的深切关怀:我们应当怎样阅读?!我们的希望在哪里?!作为重点篇目的首篇“物的眼泪”与末篇“世界的眼泪”均采用了“眼泪”为主题,这一方面直接得益于欧洲17世纪著名的鲁特琴家约翰·道兰所创作的充满悲痛与绝望的帕凡舞曲《七滴泪》,另一方面,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带有命定论色彩的“还泪”说及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沃尔夫拉姆·霍格雷贝的思想也给了顾彬重要的启发。后者认为,人生总有一些事物是自己无法把握的,然而,一旦意识到有这样的事物存在,却难以接近的时候,悲哀的情绪便油然而生,安全感也由此不复存在。这使得两首诗作不可避免地弥漫着些许凝重哀婉的情调:而今你将泪水轻弹,而今我承受沉重忧愁。我们的家园在何方?(《世界的眼泪》,第130页)
    顾彬不是一个刻意追求艰涩的诗人,他的诗歌,没有过多晦涩的意象, 而每每用直接抒情的方式抒写胸臆。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对复杂盘诘的审美体验与诗艺化追求的表达。尤其第二篇章《你说,我说》中,那些捕捉生活瞬间的“性灵“之作,如《青岛山》《黄海之滨》《中国女孩》等大都因诗人偶然的灵感触发而成篇,意境却是异常开阔,令人产生无限的遐想。而《三人行》《沉鱼落雁》《中国梨(离)》等诗篇对中国历史典故的巧妙运用与引申, 既增加了立意的深沉凝重,又增添了几分浓郁的东方古典韵味,加上语言的紧凑精炼,令人读来不觉清新隽永、自然真诚。
    顾彬早年曾主攻神学,这一独特的经历使他的诗歌观念自然呈现出一种与神的内在亲和性。实际上,以往他许多以爱情诗为代表的作品常常具有神学诗的性质。尽管他本人表示,《世界的眼泪》因侧重强烈的政治意识与社会参与意识而使得神学的色彩有所减弱,但我们在诸如《沉鱼落雁》《一位犹太女子的肖像》《孤独》等以美、爱、罪恶、孤独、失家等为主题的诗篇中,仍可以切身感受到,“找神”的红线或隐或显地贯穿其中。那种在世间对美与爱的渴盼与寻觅,以及随之而来的失落与惆怅进一步说明了“美在世间没有居所”、“美与神原本就是无法分开的”(顾彬语)。
    顾彬指出,《世界的眼泪》并非一部自传体诗集。无论柏林、波恩、上海、青岛还是台北……总之,那些出现在诗中的生活图景都是经过诗人主观精神的提炼后升华而成的某种审美意象。这样一来,诗中的“我”,已不再仅限于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个体存在,而是涉及了对个体生存和文化记忆的多重深切体认,“我”的个体经验中强烈地蕴涵着“我们的”历史意识的诘问。而那些以“你说……”“我说……”双声部形式出现的诗句,实际已将个体的生存经验与广阔复杂的历史文化关联域纠结在了一起,因反复咏叹,语势极强,以至达到了多声齐鸣的效果。简言之,诗人内在的敏锐感以及身为汉学家的博学多才令诗歌虽以个人“小我”开始,却始终散发出浓厚的穿越历史文化时空的“大我”的气息。
    原载:《文艺报》2009-01-1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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