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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底，顾彬一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见2006年12月11日《重庆晨报》，顾彬后来一再澄清说，媒体歪曲了他的原话）深深触动国人神经，也让这位从事了40多年汉学研究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的德国汉学家，顿时成了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颇引人“瞩目”。这里自然有媒体借其口来制造话题的因素，但顾彬每一次言论是否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都非常有学术价值”呢？ 欲准确判断顾彬的对话价值几何，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看其最新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学术著作《20世纪中国文学史》（顾彬著，范劲等译，李雪涛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在公众眼里，顾彬最引人瞩目的是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事实上，顾彬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是《论杜牧的抒情诗》，获得教授资格的论文是《空山——中国文学中自然观之发展》，当代中国文学在他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仅属于边缘地位。而这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仅是他主编和撰写的十卷本的德文版《中国文学史》中的第七卷。在这部文学史的中译本中，仅用了65页篇幅论及包括诗歌、小说在内的新时期文学，这几年在国内引发口水大战的言论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虽然从表面看，这些论点比媒体报道似乎更具有学术性和说服力，然而仔细研读，却仍有失严谨和过于草率，有着过多的主观判断而无有力的论据和严谨的论证。首先，顾彬的阅读是非常有限和片面的，且不说他挂一漏万的其他重要诗人和作家（其对1985年之后出现的“第三代”、“非非”、“莽汉”、“他们”等一些诗人群体的忽略以及对1990年后中国文学的陌生都是显而易见的），单就其论及的重要小说家，如高晓声、张洁、王安忆、邓友梅、汪曾祺、贾平凹、阿城、莫言等人，从书中注释可以发现，其阅读材料多是二手的，甚至是这些作家的作品，也多靠德译本，且仅仅还是一部分作品；其次，顾彬对更多作家作品的评价直接转手于其他学者的文章。因此不难惊讶地发现，顾彬对于当代中国作家的许多评价，几乎没有分析，只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无论这个判断是否客观是否准确，似乎都难以说服读者，更难以用学术二字来评判。如苏童追随着世界范围的“‘粪便和精液的艺术’潮流”等评价，让人怀疑顾彬是否读了他的全部作品。而文中出现的“张贤亮是《锦绣谷之恋》的情人原型”的流言（第322页），以及在一个注释中将贾平凹的家乡弄到山西（第341页）的错误，似乎更是一本严谨学术著作所不应出现的。由此可见，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评价是非常可疑的。 平心而论，顾彬的文学史虽不“平稳”，且固执偏见得可爱，却恰恰给正在垃圾化的文学史写作提供了一个写作的范例：以个人的历史观和文学观来构建文学史，并以此来评判作家作品。虽然有“盲人摸象”之嫌，但顾彬孩子般的“真话”却教会读者如何阅读：不要被作家的名声和评论家的捧声蒙蔽双眼，失去了自己的阅读判断。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顾彬本人的言论和他对当代中国作家作品的评价。 读完这部文学史，我首先想说的却是：与其说这是顾彬五年半写就的文学史，不如说是海外汉学家与国内少数学者几十年来集体创作的一部文学史，顾彬在其中，甚至算不上一位出色的作者。虽然他宣称自己是“借文学这个模型去写一部20世纪思想史”，但实际上似乎更像借20世纪思想史来编一部海外汉学研究史。因此，与其说顾彬是这部文学史的著者，不如说是一位优秀而诚实的编者。 这只要认真翻阅这本书下面认真而严谨的注释和后面长达50页的参考文献目录（我只在其中发现两本参考文献属于顾彬编著）就可以发现这一点：大到贯穿整部书的理论（如在考察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时，顾彬的视角来自于海外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的执迷”说和捷克汉学家高利克强调的西方语境），某一历史阶段社会、政治、文学的分析（如对“五四”社会和文学的分析引用的是海外学者周策纵、林毓生等人的观点；对延安时期的政治和文艺分析，则来自汉学家杜博尼、普实克、麦斯纳、Robert tung等人的话语；对新中国初期文学的评价，则多出自海德堡汉学家瓦格纳等人的研究），小到对某一作家作品、社会文化现象的分析，甚至举例，甚至是用词，都不难发现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对土改文学的分析，里面便引用了国内学者陈思和的“民间理论”，举的例子也是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只是文中将陈思和的“民间理论”改名为“乡土”，这不知是顾彬先生的笔误还是翻译错误导致？这种通文借用和引用的例子在书中俯拾皆是，其比例之大，组合之紧密，让我几乎难以从中找到属于顾彬个人独见的东西。事实上，眼拙的我，只发现几个重要评论基本属于顾彬本人的研究成果，如对上个世纪之交长篇小说的评论（这里还是引用了王德威的观点）；对苏曼殊的评价以及对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等几位现代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评价。 这似乎才是顾彬这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学术价值所在：给我们集中展示了海外汉学家多年来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成果，虽是管中窥豹，却颇有振聋发聩之效，如司马涛关于白话文的研究、杜博尼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貌的研究，普实克对于解放区文学的研究，瓦格纳对新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研究等，就此而言，这部文学史的注释和附录的价值远远胜于正文。曾有一篇报道称顾彬为“一位搬运工”，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将中国文学搬运到德语界，而此次，顾彬似乎同样做了一次搬运工，只是方向相反，将海外汉学界的研究成果搬运到中国学界。这，似乎是顾彬的位置，也是应该属于他的位置——普通学术交流中的一位学者而已，无他。 原载：《文艺报》2009-02-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