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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拉·西斯奈罗斯（Sandra Cisneros）是著名的墨西哥裔美国作家，1984年她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芒果街的房子》（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并获得翌年的美国图书奖。之后于1991年出版了第二部小说《哭女溪》（Woman Hollering Creek and Other Stories）, 2002年出版第三部家族史小说《卡拉米洛披肩》（Caramelo）。在这几部作品中，墨西哥文化中的三个女性原型形象发挥着重要作用，即“哭泣的女人”（la Llorona）、玛琳琦（la Malinche）和瓜达卢佩圣母（the Virgin of Guadalupe）。 “哭泣的女人”在墨西哥以及墨西哥裔美国人民间传说中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一般说来就是失去孩子的母亲的灵魂在水边徘徊，她的哭泣具有诱惑力，会将流浪的孩子或者成年男子捕捉为猎物。有的学者认为它属于欧洲希腊神话中塞壬神话的变体，代表死亡的呼唤和诱惑；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对性禁忌隐晦的捍卫方式；但是更多的学者从墨西哥的殖民历史中来研究它。 玛琳琦的故事则见证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墨西哥的征服。玛琳琦出身于土著纳华特部落的贵族之家，1519年被献给西班牙殖民者赫南·科尔特斯。玛琳琦通晓多种土著语言，又学会了西班牙语，因而很快成为科尔特斯的翻译和情人。西班牙人认为她在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土著人则视其为叛国者，甚至将阿兹特克帝国的覆灭归罪于她。尽管其历史功过难以评判，但有两点可以确定：玛琳琦和科尔特斯的儿子成为最早的梅索蒂斯混血儿，因而她也象征性地成为现代墨西哥人“受蹂躏的母亲”的原型。在当代墨美文学中，玛琳琦的故事得到重新解读，同时这个综合性的原型形象也成为墨美裔女作家通过语言/文本构建自我身份、寻找自我认同并反抗男性权威的典型象征。 瓜达卢佩圣母是墨西哥的保护神，是天主教圣母和美洲土著女神结合的产物。根据史料记载，1531年冬季的一个清晨，圣母在泰佩雅克山上现身于皈依基督教的土著居民胡安·迪亚哥面前，瓜达卢佩圣母逐渐成为土著文化和西班牙殖民文化结合的象征。瓜达卢佩圣母和玛琳琦所体现的不同价值观同样贯穿了当代墨美女性文学作品中。在男权控制下，女性群体被分割成二元对立的两部分：遵从圣母准则的是“好女人”，否则便是“哭泣的女人”（或者玛琳琦）等“坏女人”。圣母原型的价值被片面化了，成为男权社会束缚女性的工具，而“哭泣的女人”和玛琳琦原型中女性价值的积极意义被否定。女性的性别身份成为男权控制的客体和目标。同时，女性的自我评价也依据自身对男性的有用性，只有循规蹈矩的“好女人”才能获得认同。 西斯奈罗斯的女性形象大都是这些原型的具体表现，从不同时期的几部作品可以窥见作者对圣母代表的传统女性形象从认同到质疑，再到颠覆的轨迹。 《芒果街的房子》由44篇各自独立的短篇小说组成，主人公雅斯贝兰莎作为叙述者将这些故事串联成有机整体，小说记录主人公身心成长的过程。但是墨美女性成长小说以女性的性别和种族身份为基点，有别于欧洲传统的成长小说和当代墨西哥裔美国文学先驱创作的成长小说。虽然它们都反映主人公处于土著文化、西班牙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文化杂交身份，以及主人公或者叙述者采用语言为媒介构建自我的成长过程。然而，在这两个过程中，女性成长小说具有鲜明特点，即女性的性别身份对自我成长的影响举足轻重，女性对男性权威的挑战和颠覆成为重要主题。 《芒果街的房子》的中心意象“房子”，表现双层含义：一方面象征着贫穷及其对主人公心智发展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是墨美传统家庭观念对女性的羁绊。在见证了萨莉等人的遭遇以及单身母亲米诺瓦和艾丽西亚等人的抗争之后，雅斯贝兰莎逐渐认识到她所希冀的房子不仅属于她自己，她所追求的书写的自由也是无数沉默的姐妹心声。她辩证地吸收了圣母原型中的积极意义，抛弃了传统女性的服从和隐忍，开始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的位置。但文本体现了主人公处于两种文化夹缝中的矛盾处境：“从思想层面上说，雅诗贝兰莎做着‘美国梦’，而在物质层面上，她和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一样全部被排除在外”。因而文本的叙述还不能算作女性的独立宣言。 与《芒果街的房子》相比，《哭女溪》具有更加鲜明的颠覆性。与小说同名的故事“哭女溪”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墨美女性对女性原型形象批判吸收的动态过程。主人公克里奥菲拉斯从墨西哥到美国、又回到墨西哥的螺旋式轨迹包含了自我认识的发展与成熟。克里奥菲拉斯对圣母原型的颠覆平行于她对“哭泣的女人”原型的新诠释。最初她心头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哭泣的女人”为何而哭呢？是痛苦还是愤怒呢？在经历了文化的碰撞和家庭暴力之后，克里奥菲拉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与传统女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哭女溪”如同她悲戚的控诉。虽然移居美国的女性大都不愿回到墨西哥，以免背上被丈夫抛弃的名声，但克里奥菲拉斯最终抛开了顾虑，驶过哭女溪、回到墨西哥。“哭泣的女人”变成了“愤怒呼喊的女人”，颠覆了民间传说中“哭泣的女人”所象征的女性的被动与服从，这种开放式的结局具有更加鲜明的女性自我意识。 《卡拉米洛披肩》中，玛琳琦原型中女性运用语言能力改变命运的隐喻集中在主人公/叙述者赛伊拉·雷耶斯身上。彩色披肩是墨西哥女性的传统服饰，“披肩”意象显然在突出小说的女性主义主题。赛伊拉以祖母的披肩为线索，讲述雷耶斯家族的移民历史。小说前的引语暗示了赛伊拉不仅在记录历史，更重要的是在“书写”历史。文本对“恶奶奶”形象的诠释一方面颠覆了祖母所代表的宗教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现代女性书写历史的自主性。 作者西斯奈罗斯也在用语言构建墨美女性的历史。她塑造的墨美女性冲破瓜达卢佩圣母原型对女性的束缚，剔除其中的被动性因素；对“哭泣的女人”进行改造，将幽怨的女人变成愤怒呐喊的女人；并吸收玛琳琦原型中女性的创造性和主体性，塑造全新的女性形象。安扎尔多瓦对墨美新女性的论述可概括西斯奈罗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新取向。她认为，新一代墨美女性打破了传统文化的暴政，创造自我的生存空间。西斯奈罗斯等作家就在进行这种探索和实践，从女性视角对古老墨西哥及墨美文化传统进行新的书写。 原载：《文艺报》2009-02-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