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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先生去了。 我感到了悲伤，但更多的却是惆怅。那个我们曾经如此真挚地投入了我们的感情、迷恋文字的魔力、探索文学的未知空间、发现现代汉语的新的可能性的时代，那个我们度过了青春时代的20世纪80年代，已经如此之远了。而林斤澜先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先驱者和开拓者，也是在那个时代以自己的努力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人。斯人已逝，但过化存神，他的创造精神和温厚性格仍然在给予我们启迪和教益。对于我来说，林先生其实是那个文学的狂飙时代的一个标志，一个象征，一个精神的坐标。 今天的年轻人不太了解林先生和他的写作了，也不会知道当年他对于我们的意义了。林先生当年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当代文化的重要部分，他的精神和作品属于那个时代，却超越了那个时代而具有了永恒的价值。林先生本人也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在丰富了自己时代的文学的同时，也给了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文学特殊的精神遗产。对于林先生来说，他的写作是执著的和坚定的，他的探索和对于人性的体察是深入的，但同时他从来都是寂寞的，包括在他最“红”的80年代，其实他的写作还是偏于一隅，是真正“小众”的。喜爱他的作品的人从来就不是多数，他也不可能获得公众性的名声和影响，但他却靠着自己并不多的短篇小说，为我们和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的时期留下了自己的见证。 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知道林先生的时候，是由于他1978年发表的一篇相当长的短篇小说《竹》，这部小说当时还由电影学院的教授汪岁寒先生改编成了电影，名字也叫《竹》。在当时这部根本没有受到过关注的电影还是有自己独到的试验的。我那时还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中学生。这部作品用书信体写成，整个小说就是一个下乡到母亲曾经战斗过的南方竹乡的女儿和母亲的通信。情节不脱当年“伤痕文学”潮流，但其文笔和对水乡竹林的描写还是可以看出作家的情怀和表现力。这里的“竹”被作者写得格外有神采和风致，文笔也有林先生特有的高度凝练和对于文字的考究。有一段写竹子开花就是死亡的段落，到今天还让我记忆深刻。其实林先生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是有名的作家，但他真正有影响的作品都是在《竹》之后写出的。90年代中叶，我为湖南文艺出版社编一部《全国小说奖获奖、落选代表作及批评》（短篇卷），在1978年第一届短篇小说评奖落选小说中惟一选了这篇《竹》，不是为了它的故事，而是为了那一片“竹”和那独特的文笔。 此后，整个80年代林先生都和他的好友汪曾祺先生一样进入了他们创作的“盛期”。林先生和汪先生一样在应该是创造力最强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没有充分展露自己创作才华的机会，他们都是到了将近60岁的时候才显露了才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前所未有的理解。林先生1981年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头像》，写的就是才华被埋没的痛苦和经过了长期压抑后的喷发。这篇小说当年和汪曾祺先生的《大淖记事》一并获奖，开了“新时期”文学的新路径。林先生关于温州家乡的“矮凳桥”故事和具有极为深沉寓意的“十年十癔”系列都是80年代文学的最重要、也最坚实的收获之一，今天再读仍然并不过时，无论独特的文笔和意象，或是立意和思考，都应和了时代同时又超越了时代。 初次和林先生见面的人，会觉得林先生是个“好好先生”，人情练达，对于世道人心有深刻的理解，为人圆融。汪曾祺先生有一篇写林先生的文章，题目就叫《林斤澜！哈哈哈哈……》，这四个“哈”让人印象深刻。其实林先生是外圆内方，他的个性和思考都有强烈和执著的一面。汪先生的文章就点出了林先生的这一面：“斤澜平时似很温和，总是含笑看世界，但他的感情是非常强烈的。”这种风度其实是古典的，也是一种圆润而坚硬的“玉”的风格，但林先生又是现代的。他对于小说艺术的思考也是非常强烈的。他不断地尝试小说文体的新的可能性，尝试给予小说新的生命，在这方面他是异常执著的。所以，他对于西方来的新理论非常感兴趣，也相当熟悉。他多次和我谈起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等等，也谈过诸如约翰·巴思、冯尼格特、罗布-格里耶这样的作家，他对于这一切丝毫也没有隔膜和厌倦。比起许许多多比他年轻许多的人，他对于新事物敏感得多，也开放得多。这其实不是“趋时”，而是通过对于小说的不断追求达到对于世界不断的新的发现，在这时，他总会和许多新的事物劈面相对，总是要深入到这些事物的深处去探究它内在的奥秘。我那时被许多人视为一个热衷时髦理论的年轻人，但林先生和我谈得来，他对于新的理论有深入而独特的理解，往往能够从感受中悟到新理论的精髓所在。而林先生从小说写作里悟出的理论，其实对我有极大的启发。让我知道，理论和现实不间断地对话才会有阐释的力量。林先生自己也写对于小说的思考，那些文章其实有极高的理论性，也有非常通达的见识。 我想，在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写作中，汪先生和林先生可谓“双峰并峙”。如果说汪先生打开了“抒情”的路径，而林先生则打开了“象征”的路径。两个文坛前辈其实接上了中国现代小说被中断了的传统。汪先生是感性而抒情的，林先生却是沉思而象征的。汪先生的文笔随性冲淡，林先生却是炼字炼句，每一句都有耐人咀嚼的深厚意味。林先生其实是最大限度地开掘现代汉语表达能力的人。他在小说中所做的如同写诗，短小却意象纷披，境界深远。“十年十癔”里面的那些诡异的形象、怪诞的故事其实都是将短篇小说的力度和强度推向极限的作品，这些作品里的“黑色幽默”确实是现代主义的，但它的文笔却接近传统。情景好像是中国的笔记小说式的，但其内涵却充满了内在的“现代”的紧张和吊诡。刘心武先生曾经说林先生的小说是“怪味豆”，正是道出了林先生为旁人不可企及的妙处。他在80年代那个中国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为小说的艺术和中国人对于人性的体察提供了独特的参照，也为当时的年轻写作者开辟了道路，80年代后期直到90年代一直持续的“实验小说”的潮流，林先生实开其端。 历来喜欢龚自珍的绝句，其中有一首纪念他的前辈同乡诗人宋大樽的绝句，可以表达我此时的心境：忽作泠然水瑟鸣，梅花四壁梦魂清。杭州几席乡前辈，灵鬼灵山独此声。 林斤澜先生安息。 原载：《文艺报》2009-04-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