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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武力禅让是促进封建社会朝代更替、思想进步的潜规则 在《三国演义》中经常碰到“禅让”的说法，实际上它的内涵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了。最初是指舜禹的禅让，之后便异化成了“世袭”和“篡逆”两个方面。因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违背事物发展顺逆交替的自然规律，所以自从实行世袭之后，篡逆的幽灵就一直跟随着他们。实际上世袭只是阴阳顺逆中的“顺”，它能够促进物质的发展，或者说生产力的发展。与之对立的篡逆则是阴阳顺逆中的逆，它能够促进意识的发展，或者说生产关系的发展。《三国演义》中的禅让一是指舜禹式的禅让，比如陶谦对刘备；二是指武力禅让，即篡逆。罗贯中本质上也不赞同舜禹式的禅让，认为它过于主观、模糊，一般人把握不了它，没有普及意义（从陶谦不识张闿可以反映）。他赞同的是合理的世袭与合理的武力禅让。比如在世袭中应遵照立贤不立愚，立长不立幼等；比如在武力禅让时应遵循弱肉强食、推陈出新等。 诸葛亮由于思想意识非常先进，所以他具有武力禅让的合理性。那么他先进在何处呢？第一，“外儒内法”尽管本质上与先法后儒的王朗、庞统相近，但更为隐蔽。王朗是“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庞统是先逆取后顺守。然而王朗因过于暴露而被骂死，庞统也因过于激进而让刘备忐忑不安。只有诸葛亮假以“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不伤刘家同宗，才让刘备拜服。这样诸葛亮也才能有条不紊实施自己的宏伟计划。第二，“外儒内法”的新意除了真伪难辨之外，更主要的是它内外并济，能以最少的社会动荡和生灵杀戮换得最大的胜利，能让国家平静、快速地实现朝代更新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司马家族更是善于通过反向培育对手来强壮自己，强壮国家。这是此前单纯的法、儒和性三品的手段都做不到的。它在具体运用中主要是借力于人又移祸于人，自己则从中渔利，达到逆取的目的。比如诸葛亮先是借东吴和周瑜火烧曹操，后来自己一方又做好人，放走曹操。比如他先借周瑜之气量小和箭伤除掉他，之后又去吊孝。比如他先借用庞统之耿直说服刘备去取刘璋，后又借箭射死他，并再度以痛哭掩饰。整个过程既完成了杀戮又赚得盆满钵满。其手段是越来越悄然。 正因为罗贯中非常欣赏诸葛亮敢于将新思想率先运用于实践的胆识和气魄，所以他将诸葛亮当成了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并大加褒奖。在他之前，虽然曹操比献帝“有德”，刘备比曹操“有德”，后者都有资格取代前者，包括曹操之前的外戚、宦官、诸侯、农民和山贼领袖也都比傀儡的傀儡皇帝刘协强，属于正常的食物链范围。但曹操取代献帝，刘备取代曹操都没有超越历史的意义，中国依旧只能在秦、汉之间徘徊不前。何况曹操强不过嬴政，刘备强不过刘邦、刘秀，曹、孙、刘三人捆在一起也仅能组合出一个“性三品”的矛盾体。惟有诸葛亮和司马氏的思想有创新有突破，不但能又快又省地实现禅让，还能很好地治理未来的天下。所以他们最有理由获得禅让。 由此也可以看出，小说的整体结构是从无限离散到无限聚合。表面上，自昏君刘协到“三国”，到明君司马炎是1——3——1的一分一合的过程，实际上只存在从一盘散沙到稳固金字塔的合并（塔尖是司马炎）。中间的三国只不过是合并进程中出现的暂停，而停顿、和缓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合并。另外，在“三国”分立的阶段，各国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扩张、兼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性三品理论并非没有进步意义，它为哲学的跨越提供了台阶。 武力禅让之所以能够完成国家的合并，本质上是因为激烈的竞争促进了国家内在聚合力的增大或者说雄性激素的增加，表现在君主就如司马炎是“人物魁伟，立发垂地，两手过膝，聪明英武，胆量过人。”他不但比颓废的刘协强健无数倍，比空长一副帝王相的刘备也能干得多。所谓乱世出英雄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与“天下合并”对应的“天下分离”是出现在什么时期呢？是汉高祖到汉献帝的世袭制时期。它是国家聚合力减小或者说雄性激素逐步消耗的过程，最后是“雌鸡化雄”、“妇寺干政”。 尽管罗贯中的本意是赞同诸葛亮暗中消灭过于“宽仁”落后的刘氏集团，意识应当革新，社会应当发展，但不管是在“三国”时期还是在罗贯中所处的朝代都是以“仁政”作为正统王道，所谓“自然之理”都被斥之为篡逆者的借口，是大逆不道的异端，决不允许作为正理宣扬。而且在封建抑恶扬善的儒家思想长期影响下，民众也不能接受他灭除刘关张等仁义之人的做法。即便在事后解释也不会有用，因为民众的觉悟转换不了创新者本人那么快，不能明白“外儒内法”、“外法内儒”为何物。而创新者本人一旦取得胜利也自然不会公开他的致胜武器和篡逆“原罪”，他还是要用所谓的仁政来永远地维护自己家族的天下。正是这个原因，直到罗贯中的年代也还是不敢公开称颂当初诸葛亮的创新理念，他便只好在写作时也采用了诸葛亮同样的办法，将本意隐藏在文字之中，覆以“拥刘反曹”的假象。与此同时，作者将原本比诸葛亮思想创新更完备的司马氏也放在了并不太光彩的角落。毕竟他们最终篡逆成功了，无法掩饰他们自己也不敢正视的“原罪”。 原来，诸葛亮的内心已被他自己和罗贯中蒙上了双重“回护”，难怪让人无法捉摸。只怕现代人也仍是不能接受这个一千多年前的新思维，接受不了诸葛亮为了实现社会进步而不得不击倒刘关张的做法。这只能说明其认识水平还仅仅处在“三国”之前，或者罗贯中之前的阶段，急需扫毒、换代。 历史无数次证明，通过或明或暗的武力斗争实现禅让，虽然不能被自私的封建统治者接受，但它却是封建制度下实现生产关系革新的潜在机制，任何人为的力量都不能压制它的运转动力。可以说它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普选制的前身。只不过武装革命的规模缩小了而已，扭打和谩骂依旧。但这就是辩证法呀，没有必要、充分的斗争，人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陈代谢如何进行？当然，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普选制在一定时期之后也会过时，辩证法会从第二代过渡到第三代。这也是罗贯中思想的局限所在。 五、“三国五方”之天时与人和的比较 且看“三国五方”的新、旧和强、弱的关系如何。我们知道曹、孙、刘三方分别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在天时方面曹操是挟住了最值钱的“天子”——金字招牌；孙氏兄弟是据有父亲淘来的有一定流通价值的“玉玺”——银牌；刘备则只有遥远的“皇叔”关系——铜牌。在人和方面，曹操尚“勇”。尽管他自己的勇力有限，但法家意识使他相信块头是致胜的保证，比如他最偏爱勇将典韦、许褚。同时这一意识也使他容不下、留不住身边的书生、贤士，更不用说挽留刘备、关羽、徐庶和庞统等人了。孙权在兄长“小霸王”孙策尚“勇”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义”的主张。刘备则尚“仁”，且配以关羽之“义”和张飞之“勇”。相比之下孙权和刘备在人和方面更全面，但总量却微不足道。孙权营中是主降声震天，刘备则只能四处投靠，保命有余，取胜不足。 另外的两方诸葛家族和司马家族起初则什么天时都没有，不过他们具有超强杀伤力的人和。比如诸葛集团在勇、义、仁的基础上增加了运筹帷幄之大“智”。他们分别是诸葛诞、诸葛瑾、诸葛均和诸葛亮。而且他们发现了孙氏兄弟和刘关张兄弟在时间、空间方面存在的不足：一是异姓兄弟虽然比自家兄弟更能实现强强联合，但往往只能共患难而不能共享受，尤其是进入下一代，主次或长幼关系更是难以调和。二是孙氏兄弟只有时间上的接力，没有空间上的合作；而刘关张则只有空间上的合作，时间上不能接力，因为他们是“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这就与统一天下所需要的力量和周期很不匹配。三是他们都没有设置在敌国的内应力量。针对这些问题，诸葛兄弟一一加以改进，不但拥小弟称帝，而且将兄弟三人分布到不同的国家，所谓异国强于异姓。以诸葛诞之勇迎合曹操勇的需求，以诸葛瑾之义迎合孙权义的需求，仁者诸葛均则躬耕种地，让刘备不疑。事情也确实如此，当张飞说诸葛均无礼时，刘备很理解说：“彼各有事，岂可相强。”剩下诸葛亮则抓住军师徐庶离开，刘备求贤若渴的时机高高坐上了军师的位置。他们兄弟就如田忌赛马一样，最强的人潜入最弱的主，以便早日出头。大智者诸葛亮的到来果然让刘备大逆转，他先以刘备独有的“仁”为专利，以两家都有的“义”为纽带，联合江东更多的“勇”，再加上周瑜、庞统和自己的“智”便战胜了曹操。诸葛集团顺利实现了他们的第一步：三足鼎力。 看起来诸葛兄弟的时空布局确实比前三方都更新颖更有效，但他们为什么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呢？还有比他们更绝妙的。 司马集团在诸葛亮“智”的基础上又注入了更新更强的因子——慧。他就是司马徽。司马集团在空间和时间上又作了改进。在内外配合方面，他们不是让各人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而是让司马徽一人做“山野闲散之人”，卧底于整个尘世之外，用他那超凡脱俗的顶级智慧和与世无争的隐士身分操纵世上所有的贤士高人。通过他将不同级别和特性的谋士陆续输送到不同的国家，以便给司马懿反向铺路搭桥。这样做不但使各国主子不怀疑，贤士自己也蒙在鼓里。所谓异世强于异国。司马徽实际是个入世极深的假隐士，以无为胜有为。比如他推荐的徐庶、诸葛亮就是将司马懿推上权力高峰的最直接的反作用力。如果他真是隐士，就不可能做出这番对尘世影响深远的动作，就不可能“终日不倦”地与谋士们研究兵法。此外，在《三国演义》中，司马和诸葛两姓基本都是同族同宗，且立场一致。如隐语：北斗九星“散而为九，合而为一也。”云云。 司马的内应布局显然比诸葛更有效。诸葛诞就曾因与诸葛亮存在兄弟关系而被魏国长期冷冻，诸葛瑾也被陆逊中途而废。须知在敌对国之间，正向帮助往往不容易形成，反向配合则时时都可以进行，所谓以反应反。不仅如此，司马徽所借的人都是可以决定战争胜负的顶尖高手，包括诸葛亮。 其次，司马氏认为诸葛氏尊弟称帝在时间上还不够从容，应拥孙称帝。另外，在空间上，由于司马徽一人在外就能以一当十完成全部间谍任务，控制大智库，所以司马懿就能做到四祖孙同事曹魏，强于诸葛集团的单兵作战。司马的这一招鲜果然就吃遍了天。 也许有人问：司马徽与司马懿虽同姓、近地，但小说并没有说明司马徽与司马懿有什么关系呀？但这就是隐士，如果清楚地说明了还能称得上是“隐沦”吗？而且小说也用司马望为司马徽和司马懿做了链接。再者，《三国演义》将司马徽塑造成了几乎能慧悟一切的高人，如果他真想支持刘备，他就不会明知孔明“不得其时”还极力推荐，刘备也不会只成就西蜀。他好不容易出山助一次人，决不会只办出一件半吊子的事，自毁声名。其实他推荐孔明不过是他向各国推荐谋士的行动之一而已，而他这一回之所以要两度隆重出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要将自己装扮得比诸葛兄弟更“外儒”，说明自己虽不想入世，却怀有救世的仁义之心，同时也就与后来的司马懿划清了界线（实际上由于世道轮回，当司马懿出山时，他也已披上了归顺大国和荀学儒家的外衣）；二是为了引出孔明，让他充当自己的敢死队。表面上看，司马徽的“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是预言刘备不能成功。诸葛亮本人也是这样理解的，所以他认为刘备不得其时正是自己家族打天下的最好时机，这样一来他就“大梦我先觉”地出山了。他没有想到司马徽的预言同时也是指他自己。虽然“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然而善察人心的司马徽却不会不知道。三是为了骄诸葛亮和庞统之心。他造谣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而最后真正安天下的巨龙司马懿他却雪藏不提。很显然，由于他的提前宣扬，伏龙、凤雏才成为了众人追捧、防范的对象。而后来诸葛亮和庞统也正是因骄傲而自取灭亡。值得说明的是《三国演义》用无数的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骄傲是人类最大的敌人。骄傲水平线的高度往往就是这个人事业的极限和生命的终点。诸葛亮就是先用骄兵之计杀关羽，后来又被司马徽的骄兵之计所杀。狡黠的司马徽“酷”到了最后。 原载：中国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