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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在翻译成韩国译本时书名改为《三国志》，采用的是记载有关三国历史的史书的名称。这部有关中国历史的小说在韩国并没有因为历史背景的差异而受到冷落，恰恰相反，如果在韩国网站上检索《三国志》，得到的结果毫不逊于在中文网站上检索《三国演义》这个关键词，因为《三国志》在韩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其普及的程度也许会让中国人感到吃惊。 《三国志》最早可能是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传入韩国的。根据十七世纪小说家金万重的作品《西浦漫笔》记述：“今所谓三国衍义者，出于元人罗贯中，壬辰后盛行于我东，妇孺皆口诵说。”所谓“壬辰”是指一五九二年发生在韩半岛的“壬辰兵乱”，当时处于幕府制下的日本试图侵略韩半岛，遭到李舜臣等韩国民族英雄的阻击，败退。之后，当时的朝鲜王朝又遭到金国的侵略，称为“丙子胡乱”。也许是由于这两次兵乱，人们有渴望英雄出现来拯救国家的心理，而从中国传入的《三国演义》正好符合这样的民间心理，所以“妇孺皆口诵说”。《三国演义》在传入朝鲜后，不仅原作人气鼎盛，而且还出现了不少改型和翻译的作品。例如节译本《关云长实纪》、《张飞、马焦实记》、《赵子龙实记》和《华容道实记》等，还有不少全译本、改译本。一九三七年，日本作家吉川英治所做日文版长篇小说《三国志》也由于殖民统治的文化支配而来到韩国 。 一九四五年光复以后，流传的版本以全译本为主，几乎每隔十年或者二十年就有新的译本出现，朴泰远、朴钟和、金邱镛、黄皙暎、赵星基、金洪信和李文烈等人先后翻译了这本书，共有三十多个版本。其中金邱镛的译本被称为最忠于原著的版本，而李文烈的版本被认为最具有历史意识，160络游戏的。其他的虽声称为文学性的，但也多与网络游戏有关。真正与正史或者小说有关的网址不超过五十个。总而言之，《三国志》对韩国人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本外国文学作品。 为什么《三国志》在韩国得以广为流传呢？因为这本书来自中国，因为这本书本身的魅力。韩国人有中国情结。一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历史上的韩国一直具有事大思想，信奉华夷论，认为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包括韩国都是夷地。作为中国的附属国，韩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中国的极大影响。新罗时代的佛教，高丽王朝的儒教，甚至从西方传来的天主教，都有假道中国来到韩国，或者直接来自中国的渊源关系。直到世宗大王发明韩文之前，朝鲜半岛一直使用的是汉字作为书写和官方的正式文字。本身的语言并没有文字可以表述。正因为这样悠久的以及深厚的关联，韩国开化期以前的文化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影响源。直到今天，中国文化在韩国冠以“汉风”之名称仍受到重视。包括《三国志》在内的许多中国书都是韩国人所钟情的读物。 如果抛开《三国演义》传入韩国而且最为畅销。从一九八八年出版后到今天，李文烈本已经销售了一千四百万册。这是一套十册的版本，照此计算，最少已经销售了一百四十万套。如果按照每个家庭三口人计算，可以说有四百二十万人已经阅读了这套书，约占韩国人口的十分之一。黄皙暎的译本是二○○三年七月刚刚面世的，是译者倾尽七年之功的力作，并想与李文烈的版本一决高低。此外还有《女性三国志》《、三国志辞典》《、小说三国志》《、罗贯中不知道的三国志》和《数码三国志》等系列书籍，以及从中文和日文翻译的有关研究书籍，总共有一千余种。对于这本书，许多韩国人不仅读一遍，而且还在不同年龄段反复阅读，从中吸取有关生活的哲理，并得到有关中国方面的知识和中国人的形象感。 《三国志》不仅停留在文学层次，还上升到民间宗教的范畴。在韩国人的心目中，关羽和孔子并称为中国的两个“神”。汉城的关羽庙是地方第五号文化财产，每年要举行一次祭祀仪式。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三国志》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还以网络的形式得到更为广泛的认知。韩国有关《三国志》的网址有近四百个，其中三百个左右是有关网161时的实用性目的，从现在韩国人选择《三国志》的原因来看，韩国人认为《三国演义》是中国人的必读书目，如果想了解中国，就应该读这本书。这也是汉城大学将《三国志》列为学生必读书目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许多公司的经营人员在开发中国市场时阅读《三国志》的重要理由。在此意义上，《三国志》已经不单单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中国这个国家，或者中华民族的一个形象描述。由于出场的人物众多，形象各异，而且又处于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各方神圣纷纷表现出极其鲜明的特色。典型时期的典型人物，最容易反映出典型的特性。韩国人一方面认为《三国志》中出现的人物可以代表中国人的特征，读这本书就可以认清中国人的面貌；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又是在中国人人必读的一本书，那么中国人或多或少会受到书的内容的影响。即使原先中国人的典型形象与书中人物不符，但读书过程会改变中国人的原有特点，从而塑造一种新的中国人。如果想了解深受《三国演义》影响的中国人，还是应该读这本书。正因为满怀了解中国这个庞然大国的热望《，三国演义》基础上演义而来的《三国志》就成为韩国人演绎中国的一个捷 径 。 韩国人也有《三国志》情结。 韩国有句俗话，为“不能与读过三遍《三国志》的人较量”。大家认为这本书可以给人以生活的智慧以及勇气，如果能够将这本洋洋大观的著作通读三遍以上，那么什么人都不是其对手了。一九七八年，《三国志 》漫 画 版 在 韩 国 出 版时，当时的军政府曾经删掉了其中的百余页，因为会对其统治不利，足见韩国人对这本书的敬畏心 理 。 还有一个说法与中国情结有关，即现在中国人最为尊敬的伟人毛泽东和孙中山都喜欢读《三国演义》。这两位都说当时的中国处于外国侵略之中，为了抵抗侵略，将来重建新中国，应该读这本书。而且果不其然，孙中山推翻了清朝政府，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而毛泽东则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三国演义》中有统一国家的方略，值得一读。无论是人事管理、公司经营、国际关系，还是待人接物、修身养性、处身立志，这本书都可以提供有益的参考。正因为如此，韩国的中学生被要求阅读这本书，甚至可以从中学习作文的逻辑论证方式。韩国的学者研究《三国志》人物的领导形象，从中得到管理国家的基本原则162等等。此外，韩国在历史上也曾出现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并立的三国时代，最终以新罗统一半岛。现在，朝鲜半岛又处于分裂状态，韩国人都希望能早日实现统一。这样的历史相似性也许对《三国志》的流传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来自有文化同源背景的中国，又满含韩国人所热切寻找的人生智慧，《三国志》就顺理成章的在韩国落脚，甚至成为其第二故乡。 如果单单从选择《三国志》的直接原因来看，还不能透彻地理解这本书在韩国社会中的位置。在《三国志》向中国以外的地域转移时，日本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如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在近代之前循着中国→韩国→日本的方向流动、传播和转移，但之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文化也随同商品以反方向进行反传播和反转移。如果加入日本，这样一个中日韩三角地带的比较可以更加清楚的透视《三国志》这一文化现象及其在韩国的表现。实际上，文化的传播过程不仅是横向的、区域的，而且也是纵向的、历史的。 日本最早的“三国物”可能是江户时代元禄三年（即公元一六八九，清康熙二十八年）开始刊行的《通俗三国志》，作者署名“湖南文山”。应该说晚于韩国，但具体的传播方式不能求证。之后出现的两部作品都与日本侵华战争有关。其中甲午战争时出现的长诗《星落秋风五丈原》赞颂了忠于刘禅的诸葛亮，有宣扬对天皇效忠的意图。之后一九三七年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则在日本公然发动侵华战争时出版，有想借用这本书的智慧战胜中国的意图。这本书并非是原著的直译，而是加入了作者的阐释，并参考了原《三国志》等历史文献，是在《三国演义》基础上的一次再创作。就是这样一本书对韩国书写《三国志》的传统产生了从书名到编译方式等多方面的影响，成为日本对殖民地韩国进行文化控制的一个佐证。但是与日本的侵略夸张意识不同，韩国人自己书写的三国志却另有一番风味，是一个以“合”为主要倾向的历史小说。而且这个“合”与日本的“大和”要和于天皇又是截然不同的，是共同体文化的体现，鼓励所有人的参与。 这样在横向传播的过程中《，三国演义》就出现了韩国和日本两个翻版。其中的微妙之处从三个国家最尊敬的小说人物中可见一斑。如果没有错的话，中国人喜欢诸葛亮的人比较多；而韩国较为尊敬刘备和关羽，其中关羽更升格为武163神；相反，日本人普遍倾向于曹操。这与三国本身的文化特征有关 ， 中 国 重 “ 义 ”， 韩 国 喜“仁”（韩国人认为孔子所指的东方“仁”之国指的是韩国），而日本崇“礼”，并可以对应法家的“法”、“势”和“术”三家。中国人对《三国演义》的开篇都熟记在心，朗朗上口，“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就必分”，体现出中国人一种全局性，而非解析性的思维方式，重视事物的基本原则，而对具体的人物不是太关注。对人物的偏爱也选择掌握大局的诸葛孔明，明义而不深究。相比之下，韩国和日本更为关注其中的具体人物形象。韩国是以萨满教为典型特征的公众参与文化。巫堂在做“术（Gut）”时需要巫堂、请受者、神等所有参与者的共同行动，只有在共鸣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目的。之后，大家还会一起将做术时的食物一起吃完，称为“共同食事”。这无不表现出一种大众性的特征，是韩民族的凝聚力之一。刘备胸怀宽广，有领袖魅力，是仁之典型；关羽以德服人，以仁待人，是其中最完美的人物之一。由于萨满教的多神信仰特征，关羽也成为其中一个神而得到侍奉。 日本则是一种精英文化，对大众要具有一定的支配力的人才可以做领袖。曹操善于用人，又公私分明，善于用术，是领导人的最佳人选。这当然符合日本人的心理认可。而且《三国志》中反映的勾心斗角、应对危机的策略在曹操的身上最为集中，是日本人在狭小的国土上互相竞争，在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与大国相拼的最合适的模仿对象。可见，即使在内容相似、人物相同的情况下，三个国家的读者在心理上对《三国志》进行了自己的再创造，也无怪乎译者的海阔天空了。到现在为止在韩国最为流行的版本并非最忠实原著进行翻译的著作，而是由译者加入自己的历史观念进行意译的作品。《三国志》是韩国人对《三国演义》的演绎，也是日本人对此的理解。此三国非彼三国，是继上述横向传播之后，在韩国以及日本的纵向传播。 实际上，中国人太熟悉《三国演义》了，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现代的中国人反而无法在其中感受到新鲜的东西。即使是名为“华容道”的玩具也不是近世之物了。纵向传播在中国表现的并不明显。对三国志传播的最为活跃的是日本，对三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现代演义。紧随其后的是韩国。如果按照年轻人的认知方式来排列，网络游戏应该当仁不让的排在首位。这样的形式已经绝不能算是文学了，但其普及程度又如同原来文学对大众的影响力。 实际上，网络游戏不仅担当了纵向传播的角色，而且还是反传播的媒介。在经过现代加工之后，《三国演义》以网络游戏的形式再回到中国。由于小说的本源性，这种文化传播自然很容易在中国找到落脚地。经过加工的小说改头换面以更广义的文化形式回流到中国，不仅具有原文化型，并加上韩国自身特有的文化特性，让人分不清到底是中国的“汉风”，还是韩国的“韩流”。在这样的反传播氛围中，中国也在悄悄的变化。在中国的新浪或者搜狐上以“三国”这个关键词搜索，得到的也多是与网络游戏有关的网址，真正严肃的文学评论或者文化考察的网址寥寥无几。可见现在的“三国”在中国年轻人心目中会是什么样的面目。或者说，中国年轻人接触《三国演义》的方式已经与以前大相径庭了。 《三国志》在韩国广泛传播，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一部书，其影响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学的范畴，构成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但对《三国志》的认识不应仅仅停留在静态，而应考虑到其动态特征。日本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参与者，不仅是韩国，而且连原创的中国也不能避免其反传播的影响。这样的一个文学跨地区转移现象是不能忽视的。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文化被创造出来。记得中国中央电视台有一次播放有关“哈韩”主题的节目，其中一个嘉宾的说法尤其引人注目，他说：“现在连《三国演义》、《三国志》都是日本版的，将来孩子们会觉得那个《三国演义》是日本人的事，不是中国的事了。多恐怖啊！”是的，每个民族、国家都有保护自己文化财产的义务，但是没有阻止其他民族、国家创造新文化的权力。实际上，保护的最有效的方式是让年轻人喜闻乐见。但是，在这个逐渐融合的历史过程中，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是文化的保护者，又都是创造者。如果是经典，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但此三国已非彼三国。 原载：《读书》2004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