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975年，萨尔曼·拉什迪28岁，出版了长篇处女作《格林姆斯》，书名取自古代波斯神话史诗中一种非常会讲故事的智慧神鸟。那时的拉什迪多半没有想到，此后他鲜有提及的这部初试啼声之作，其实已经奠定了他写作的基调:基于印度文化的魔幻性和传奇性，用一种狂欢化的叙事语调和语言风格来讲述离奇的人间百态，而他本人更像是智慧神鸟的现代转世——作品所具有的巨大争议性，和人生际遇的传奇色彩，这位英籍印裔作家构造了一个当代文学的神话。 他的第二部长篇《午夜的孩子》于1981年出版后好评如潮，《泰晤士报》有人撰文称:“自从阅读过《百年孤独》以来，还没其他小说像它这样令人惊叹。”小说连续获得了包括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1993年的“25周年布克小说奖纪念奖”，2008年“40年最佳布克奖”等在内的多项大奖。也正是这部小说为他赢得广泛的国际声誉，使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君特·格拉斯等世界级文学大师并肩。作为当代英国文坛上的领军人物，他还被誉为“后殖民”文学的“教父”，又有人把他和奈保尔、石黑一雄并称为“移民三杰”。 拉什迪的生活和他小说里的人物一样颇具戏剧性。多年来，围绕他的话题、新闻不断。他的出名不只是因为作品，更是因为1989年2月14日情人节那天，他在自家门口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伊朗当时的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判定他的小说《撒旦诗篇》亵渎了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和《古兰经》，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对他和他的出版商处以死刑，并一度将悬赏金额从200万美元提高到520万美元。 此后，拉什迪告别了自由，不得不在英国警方的严密保护下，开始长达九年东躲西藏的隐藏生涯:保镖，秘密住址，旅馆窗子里铺着的防弹毯子，漫长的国际谈判……1998年，因为伊朗方面的“谅解”，拉什迪总算开始在一些国际文学活动上公开露面。虽心有余悸，但他似乎生来不甘于寂寞，无论是私生活还是每次出版新书，都会继续掀起不小的波澜。近日，由《羞耻》打前站，除《撒旦诗篇》外，他的小说都将陆续由凤凰联动引进我国。 2 同为英籍印裔作家，2001年度诺奖得主奈保尔向来语出惊人。说到“拉什迪事件”，他一言以蔽之:这是拉什迪作品的最极端的文学批评形式。如此评论不无讽刺、挖苦的意味，却道出了一个事实:拉什迪的作品充满争议，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现实政治的积极介入。1982年，在一篇题为《想象的家园》的文章里，拉什迪便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有着高度政治意识的作家机智而犀利的一面:“小说是拒斥那种官方政客版展现真实的一种方式。” 成名作《午夜的孩子》，标题来自于拉什迪的虚构。说的是1947年8月15日午夜，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德里宣布印度独立，就在零时至一时之间，印度全境共生出了一千零一个有一定魔力的婴儿，其中有五百八十一人活了下来。主角萨里姆·西奈即是其中之一，他有一个巨大的鼻子，能看穿人类的内心和灵魂。在此书中，拉什迪让他在走向人生终点之前向女伴博多讲述自己的家史。 显然这部从1975年——当时正值印度总理英·甘地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法”——开始创作的作品，讲述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家族故事。小说时间跨度长达62年，覆盖的地域包括克什米尔、德里、孟买等地。这半个多世纪在印度次大陆发生的种种重大政治事件，例如印度独立前的宗教冲突、印巴分治等无不在书中得到了反映。拉什迪心知肚明:“很明显，这是一场罕见的危险赌博。”果然，因为对当权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调侃，小说被印度当局禁止在国内发行。 而下一轮“文学赌博”也在马不停蹄地进行，拉什迪于1983年出版了关涉巴基斯坦独裁政治的长篇《羞耻》。小说明显地影射了巴基斯坦动荡不安的近代史。故事环绕虚构的哈拉帕及海德两个家族间的恩怨情仇展开，实则影射了巴基斯坦前总统齐亚·哈克以及著名的布托家族，该书不仅在巴基斯坦遭禁，他本人也被指控犯有诽谤罪。 小说惹起的风波一部比一部大，拉什迪不仅“不思悔改”，而且变本加厉。5年后出版的《撒旦诗篇》终于让他真正尝到名声的“苦头”。这部曾获当年怀特布拉德奖提名的小说，通过一位电影演员亦真亦梦的经历，反讽了伊斯兰教的起源，这一破天荒的举动，多年后还被与他激烈论战的惊险小说作家勒克瑞引为“笑谈”:“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为或自然的法律允许一个人去亵渎一个那么伟大的宗教。” 这位“不改悔的惹事者”也偶有疲惫的时候，近年的小说《佛罗伦萨妖女》出版后，在其文学经纪人安德鲁的办公室接受《泰晤士报》专访时，拉什迪表示:“我用了半辈子的时间趟政治的浑水，后果有目共睹，我真是受够了。”他停了一下，微微一笑道:“但也不担保永远会这样。” 无愧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道义、责任、使命感使拉什迪的创作始终充满了政治激情，他不仅把敏锐的触角伸探到印度和巴基斯坦，还延伸到英国社会为代表的西方内部。1982年，拉什迪即撰文猛烈攻击英国社会歧视外来移民的种族主义行径。2005年，他又在公开场合尖锐批评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助长了恐怖主义。 3 西方当代作家中，将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紧密联系的不乏先例，如萨特、索尔仁尼琴等，拉什迪也不例外。同样不可避免地，他也曾被简单地归为质疑宗教或反体制的小说家。然时隔多年我们回头看常会发现，其实拉什迪更关注的是文明，及古往今来不同文明背景下人类悲欢的冲突与交集，但人们总是没法容忍他的作品如一面镜子，照出自己置身其中的文明存在的残缺和狭隘。 即使在被指写“艳情历史”的小说《佛罗伦萨妖女》中，拉什迪讲述五百年前辗转于印度莫卧儿帝国首都和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的一位东方美女的遭遇，凸显的同样是他一贯的东西文明冲突的主题。在拉什迪看来，迷信与专制并非东方独有，启蒙和人文主义亦非与生俱来的西方传统。每种文明都兼具美好与丑陋，仁爱与残暴。 拉什迪对东西方文明的这种看似悖谬的深刻洞见，源于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1947年，印巴分治的那一年，拉什迪出生在印度孟买一个穆斯林家庭。他祖父是一位著名的乌尔都语诗人，父亲则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商人。因为家庭富裕，他从小过着充满幻想的轻松日子。1961年，还在上中学的拉什迪被父亲送到英国求学。其间，父母搬家到巴基斯坦。在剑桥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后，拉什迪带着对西方世界的爱恨交织回到巴基斯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冷遇，被视为一个中了西方毒害的“外来户”。在这个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国家，他只待了不到一年，就带着迷茫回到英国。 因为生活背景的多重性，拉什迪在文化上始终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这使他能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自我、观察世界。当被问到他究竟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抑或是印度出生的英国人，拉什迪的回答是，我认为没有必要在其中进行选择。在他看来，依照国籍或护照来判定身份的提法，本身就喻示着一种危险，“其最荒诞之处就在于:它完全错误地以为存在一种纯粹的东西，一种可以利用的未经融合的传统”。 正是这种对本真和纯粹的质疑，拉什迪得以穿越东西方文化界限的“骑墙”姿态，展开他别开生面的“政治批判”，在他的作品中没有“文学是民族性”的表达。他天然地对人为的界限表示警惕。出版于2002年10月的《越界》，即对国界疆界，各种人为的界，例如柏林墙等做出了反思和批评。他倡导“混质”、“互动”，力求在创作中构筑一个庞大、复杂、肉感、色彩鲜艳的文学世界，但悖谬的是，在他的小说中，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宗教和世俗等元素的对立，却是如此的清晰、分明，不存在任何黑白之间的中间地带。 4 谈到南非作家库切的代表作《耻》时，拉什迪曾说:“这本书无疑满足了一部伟大小说的第一要求:它有力地创造出一个地狱般的未来图景，把它附加在经过我们处理的想象世界之上，从而加大了我们认为它会出现的可能性。”他或许想说的是，文学不应该仅止于复制一个世界，更应该有一种“创世”的力量。这种力量，自然要求作家在具备把握现实能力的同时，更得拥有飞升腾越的想象之翅。 这同样也是拉什迪反驳奈保尔“小说过时论”的一个重要理由。奈保尔认为小说的时代已然过去，只有报告文学那样的非小说作品才能抓住当代世界的复杂性。拉什迪质问道:难道小说家就不能以他的想像力，突破地域限制，在男女之情的展开过程中，将之不同人物的命运绞合起来，并层层卷入大世界的波谲云诡？ 对拉什迪来说，小说故事就像印度民间传说中“故事海”的水，具有一种超自然的能量。和其一样具有超凡力量的，或许还有爱情。2001年，拉什迪推出带有其浓重个人生活色彩的长篇《愤怒》。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55岁的历史教授，名叫索兰卡。他出生于印度孟买，后在剑桥求学。索兰卡非常富有，对洋娃娃有着孩童般的热爱。为此，他放弃剑桥的教职，当起了动画片制作人。随着他创造的名叫“小脑子”的洋娃娃走红，他本人也成了炙手可热的电视明星。然而他终于对自己的明星身份感到厌倦，婚姻的不如意更让他痛苦难耐。他抛下妻儿，远渡纽约，却又很快在那里与年轻美丽的妮拉坠入情网。 其灵感来源于他的第四次婚姻:在纽约的一场名人派对上，他和1971年出生于印度新德里，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印度模特美女帕德玛·拉克希米一见钟情。当时拉什迪和他的第三任妻子英国作家兼出版商伊丽莎白·威斯特仍维持着婚姻关系。2000年初，拉什迪搬到纽约曼哈顿，这对被伦敦文学圈誉为佳偶的夫妻自此日渐生疏。婚姻仅维持了一年即告终结。 这段婚姻同样好景不长，就在拉什迪埋头创作《佛罗伦萨妖女》的紧要关头，拉克希米向他提出分手，“这就像一颗原子弹掉在了你的起居室里”。即便是这声孤独的叹息，我们依然能从遥远的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那里听到轰然的回响。 原载：《文学报》2009-08-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