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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经典之作，《水浒传》研究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热点。统观20世纪《水浒传》研究方法的递嬗演变，可以说走过了一个从中西结合、多元拓展，到一元独尊，再到理性自觉、多元并举的曲折历程。而且，《水浒传》研究总是接纳最新的理论方法。在50至70年代，《水浒传》研究与政治理性关系复杂，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的界域。因此，从许多方面来看，《水浒传》在20世纪的学术命运都比其它古代小说更具有代表性。研究的理论方法往往规定着学术研究的面貌，透过20世纪《水浒传》研究方法的兴替递擅，不仅可以折射出百年《水浒》研究的演变发展，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还可以透视百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衰状况。 20世纪之初，《水浒传》曾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选作宣传革命的工具。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认为，《水浒传》和《金瓶梅》“二书皆政治小说而寄托深远者”[1]。王钟麒《论小说与社会改良之关系》称《水浒传》为“社会主义之小说”[2]。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序》则认为，《水浒传》提倡“平权、自由”[3]。这种“动辄索引古人之理想，以阑入今日之理想”[4]的政治实用主义性质的评论，严格讲来称不上学术研究。这些言论虽然对封建社会长期歧视小说的观念有一种反拨作用，但是这种给古代小说贴政治标签的做法，却为60至70年代《水浒》研究的政治化开了先河。 20年代至40年代末：《水浒传》研究方法中西并用、多元拓展的时期 这一时期《水浒传》研究完成了向现代型的转型，逐步形成了以西方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传统考据学三种理论方法为主，兼有其它多种方法的研究格局。本期《水浒传》研究的主要内容为成书过程、作者、版本、故事源流等几个方面，并取得了重要进展。相对说来，对于《水浒传》思想内蕴、审美价值等方面的探讨则比较薄弱。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了解的加深，他们普遍认识到西方物质文明的进步，依赖于发达的科学技术，而发达的科学技术却取决于先进的研究方法。当时在中国学界兴起了介绍、学习西方科学方法的热潮。历史术、归纳法、进化论、实证法等被纷纷介绍进来。其中，研究物种进化的进化论最受重视，被广泛运用于人文社会各学科的研究。 20世纪以现代学术观念和方法对《水浒传》进行专题研究始于胡适。他作于1920年的《<水浒传>考证》[5]，采用“历史演进法”对《水浒传》的成书及版本作“历史的考据”。他的总论点是：“《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里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这一结论为后来《水浒传》成书问题研究奠定了基本框架。他在《<水浒传>考证》中表达的“种种的不同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品”的见解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发表于1913年）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都贯通着一种文学进化的思想。这种观念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学退化观、复古观的彻底颠覆。胡适在西方进化论指导下对《水浒传》成书过程进行的实证主义研究，尽管曾遭时人及后人訾议，如责其机械套用进化论，过分倚重考据法等，但其在确立《水浒传》研究现代规范方面的意义却不容抹煞。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其实就昭示着对传统经学研究方法的超越。在20年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6]、李玄伯的《读水浒记》（1925年北京燕京印书局排印本《百回本水浒》卷首）研究《水浒传》成书过程，皆受到胡适的影响。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7]用进化论观点来研究《水浒传》的源流发展，并在研究中注意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把文学作为社会现象来考察，体现出理论方法的更新与进步，为古代小说研究观念和方法创立了更好的典范。 科学方法提倡任何学说、权威都必须接受质疑、求证和检验，从而彻底颠覆了传统经学圣言独断的思维模式。但是运用“进化论”研究古代小说也存在问题，即自然科学的有效方法难以准确解决人文学科的问题。 20年代至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也开始在中国传播，并不断向纵身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引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人的思想意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社会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等，影响及于方法论，就是主张从经济的、阶级的立场去观察、分析意识形态现象。早在20年代，即有人运用阶级观点研究《水浒传》。谢无量认为：“《水浒传》大半是鼓吹他那种‘好汉’主义，……一个人或一阶级受迫太甚，自然有反动，自然要革命的”[8]。谢文从“革命”、“阶级”的角度分析《水浒传》的思想内容，在当时确有新人耳目之效果。1924年陈独秀为亚东图书馆《水浒》第三版所作《水浒新叙》中提出，《水浒传》白胜所唱“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四句诗“就是施耐庵作《水浒》的本旨”。显然是指这首歌谣清楚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陈独秀以《水浒传》中一首诗歌概况它的主旨，对50年代以后的《水浒传》题旨研究产生过显著影响。不过当时就有人反对陈独秀的看法，潘力山《水浒传之研究》[9]认为，谢无量、陈独秀想把《水浒传》“社会主义化”，“平民革命化”，主观色彩太浓。郭箴一《中国小说史》认为，《水浒传》“全书完全为贪官污吏与不良政治的反响，所以处处表现出一种强毅的反抗精神。……这是真正的平民文学，这是一部平民对于贵族政治表示反抗精神的伟大的杰作”。[10]强化了《水浒传》所反映的平民与贵族政治的矛盾，以及平民的强毅反抗精神。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则称《水浒传》“是一部中国未曾有过的无产阶级革命小说”，并称梁山好汉“确实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也确实在梁山水泊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11]这种言过其实的论述昭示出，《水浒传》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自40年代末即已露端倪。 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注重从经济因素和阶级关系角度来解读《水浒传》，对于揭示《水浒》成书原因、探求文本思想内涵拓展了崭新的视角。但也存在某些缺点，如重功利性而轻视文学性，过分看重经济因素而忽视其它因素，过分看重阶级性而忽视人性等。 20至40年代，在《水浒传》版本、人物、作者、成书等问题的研究中，传统的文献学手段仍然是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二三十年代标榜科学方法的学术大师们实际都有很雄厚的中国传统学术的根底，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历史考据法，实际是中西学术传统血缘融合下的产物，其中既有传统朴学的考据因子，又有美国詹姆士和杜威实用主义理论的神髓，并将其比较成功地运用于古代小说的研究。可以说，胡适、鲁迅、郑振铎三位大家在新的学术观念指导下对《水浒传》成书、版本进行的开拓性研究，都是以坚实的文献考证功底为基础的。孙楷第“博考载籍，旁搜故实”而成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一书(初版于1933年)，代表了当时《水浒传》版本目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该书对异于金本的许多早期刻本的著录介绍，为后人研究《水浒传》的成书、版本递嬗及章回小说的演变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另如赵孝孟《<水浒传>板本录》（载《读书月刊》1卷11期，1932年9月10日）、孙楷第《由高阳李氏藏百回本水浒传推测旧本水浒传》（刊1941年7月5、12、19日《星岛日报》副刊《俗文学》25、26、27期）、文华《<水浒传>七十回古本问题》（载《猛进》33、34期，1925年10月16、23日）、俞平伯《论水浒传七十回古本之有无》（载《小说月报》19卷4期，1928年4月）等在版本研究方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拓展；在《水浒》人物研究方面，用力最勤，成就最为突出的要数余嘉锡先生，他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最初发表于1939年《辅仁学志》第8卷第2期，该文序言及正文中对水浒故事、人物的考证，对《水浒传》成书过程的叙述，揭示出我国早期长篇通俗小说对历史有所依傍的特点，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另外，谢兴尧《<水浒传>人物考》（载《逸经》1期，1936年3月5日）、李彤印《宋江考》（载《民治月刊》第17期，1938年1月）等也都各有创获。 当时还有人采用传统注疏法研究《水浒传》，如张真如《<水浒传>方言疏证》（刊1921年5月6、11、13、14、16、17、19、21、23、27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余嘉锡《<水浒传>之俗语》（刊1946年10月9日《经世日报》副刊《读书周刊》9期）、汪馥泉《水浒辞典草稿》等，为后人的《水浒传》文本研究奠定了一定的文献基础。 30年代还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水浒传》，发表了一些有相当影响的著作。如萨孟武《水浒与中国社会》（南京正申书局1934年7月版）是最早研究《水浒传》的专著之一，作者借水浒故事以反思、批判中国传统社会，笔锋所至，及于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诸多领域。有的学者不同意萨著的观点，李辰冬《水浒传研究》[12]称“萨孟武先生在他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里，以《水浒传》所表现的为流氓之徒与无产阶级，这是一种错误”。但是，萨孟武的批评方式对20世纪下半叶港台地区及海外的《水浒》研究产生了不小影响。?刘毓松《<水浒传>的社会思想研究》（《历史社会季刊》1947年3月第1卷第1期）分析了该书的社会背景、梁山人物的阶级属性，剖析了梁山的指导思想，结论是：“梁山泊的失败，是由于没有社会运动的中心，没有革命的政纲政策与坚强的政党来作有组织有力量的领导，结果梁山泊的暴动，也与过去历来所有的农民暴动一样地宣告惨败了，这是历史所注定的事实。”这种批评方式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偏离学术本体的趋向。 当时还有人运用西方理论解读《水浒传》。李辰冬《三国水浒与西游》（重庆大道出版社1945年3月初版）一书借用西方美学大师克罗齐、丹纳、弗里契的理论，从作品来源、美感基础、艺术造诣三个方面对《水浒传》进行分析，发表了许多新见，如指出《水浒传》的风格是“简捷雄伟”，并指出《水浒》之所以不朽与伟大，在于“创造了许多不朽的人物”等等，颇有新意。 另外，这一时期，还有人从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方言学等不同角度进行《水浒传》研究。李文治《<水浒传>与晚明社会》（载《文史杂志》2卷3期，1942年3月）、余嘉锡《<水浒传>宋江平方腊考》（载《清华周刊》37卷9、10期合刊，1932年5月）、罗尔纲《<水浒传>与天地会》（刊1934年11月16日《大公报》副刊《文史周刊》第9期）、谢兴尧《南宋使之忠义军与<水浒传>》（载《越风》6期，1936年1月16日）、恨水《水浒地理正误》（刊1928年8月30日，9月6、13、20日）、湘如《<水浒传>的年代与地理的错误》（载《北洋画报》1297、1298、1301、1303期，1935年9月17、19、26，10月1日）、谢兴尧《梁山泊的沿革与形势》（载《人间世》27期，1935年5月5日）、子振《<水浒传>和宋元风习》（载《文潮月刊》2卷5期，1947年3月）等都从不同方面深化了《水浒传》研究。 总之，20至40年代《水浒传》研究理论方法，呈现出中外兼济、多元拓展的发展态势，在成书研究、版本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尤其是胡适的《水浒传》成书研究、鲁迅的《水浒传》版本研究，都为20世纪后半期的《水浒传》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水浒传》研究方法由多元走向一元的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确立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不过在50年代初，《水浒传》研究方法还基本上延续了40年代的传统，譬如文献考证法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5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变成了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并逐步排斥其它的理论方法。 50年代上半期，在《水浒传》研究领域既有传统的考证法，又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法，体现一种过渡期的特征。老一辈学者如何心、赵景深、陈中凡、张政烺等仍然运用传统的考证法开展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而一些青年学者李希凡、张友鸾、宋云彬等则主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水浒传》，挖掘其社会政治意义。但更多的是将考证法与社会学批评结合起来。 何心先生《水浒研究》一书于1954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这部研究著作汇集了何先生对《水浒》作者、版本、本事等方面的考证材料及结果，是建国后问世较早的研究《水浒》的专著，对《水浒》文献整理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陈中凡《论<水浒传>的著者及其成书年代》（载《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1月号），张政烺《宋江考》（《历史教学》1953年第1期）等文都是于扎实的考证中蕴涵卓识的力作。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对勘和互证等传统手段仍是一些学者惯于使用的方法。何心《水浒研究》一书将《水浒传》与罗贯中《龙虎风云会》杂剧的词语进行了对勘，发现二者有五处相同，在此基础上得出二书同出罗贯中之手的结论。陈中凡先生则采取以戏曲证小说的方法，将元代水浒戏中的情节、人物与今本《水浒传》相较，指出元代水浒戏对于《水浒传》小说的贡献不独材料的扩充，还表现在主题思想、艺术成就等多方面的提高。[13]但是传统的考证方法在这时也遭到了批判，杨丁《评何心著<水浒研究>》[14]一文就认定，何心是“依照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从事《水浒》研究”，“以考证代替了作品的分析、研究，引经据典，以说明作品中的某人某事曾见于某书某章…… 把《水浒》降低到仅仅作为社会学、历史学的注解。”杨文并提出“首先应阐述《水浒》的主题社会政治意义”。可见在50年代中期，传统的考证法越来越受到排斥，对于《水浒传》的价值评估开始逐渐摒弃美学标准与历史标准，而趋向于一元化政治标准。 王利器先生本来擅长的是考证，但又尝试运用新理论解读旧材料，往往理论是理论，考证是考证，不能有机结合在一起，给人一种穿西装带瓜皮帽的感觉。他在《水浒与农民革命》[15]中认为，“《水浒》一方面反映阶级斗争，一方面反映民族意识，因而《水浒》是一个有政治性的斗争武器。它从晚明以来，一直标识着农民革命的榜样，照耀着反抗侵略的道路”。他列举晚明以来大量史料，如李自成的诏文、李岩所编的口号，还有《崇祯存实疏钞》、明郑敷教《郑桐庵笔记》等文献的记载，以证明农民起义“都是以《水浒》为榜样的”。其实，说《水浒传》小说对明清农民暴动有一定影响也是事实，至于称《水浒传》为“有政治性的斗争武器”，一直标识着“农民革命的榜样”，“照耀着反抗侵略的道路”，“它影响农民革命几乎整整地占了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之久”云云，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这时期将考据法与社会历史分析法结合起来研究《水浒传》的还有聂绀弩，其《<水浒>是怎么写成的》[16]谈到《水浒传》的创作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人民口头传说阶段。第二阶段，民间艺人讲述、演唱和记录的阶段。第三阶段，编辑、加工、改写阶段，也就是《水浒传》形成的最主要阶段。 50年代在古代文学研究界曾有一场方法论之争，突出表现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并很快波及包括《水浒传》在内的整个古代小说研究领域。其实质是关于如何处理基础研究与文学规律研究的关系问题。结果后者占了上风，后者从批评基础研究的繁琐考证，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用庸俗社会学方法，即以贴阶级标签和做人事档案的方法来评价作家作品。与此同时是对传统考证方法的批判，胡适的《水浒传考证》成为批判的对象，作为只重历史事实而轻视思想研究的代表，并给胡适的研究扣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帽子。 50年代之初，已有人运用阶级斗争理论研究《水浒》，突出表现于重思想阐发而忽略艺术美学分析、用今人价值观去苛求或拔高古人的反历史主义倾向。刘中《谈<水浒>中的几个问题》[17]就指责《水浒传》的作者，因为不懂阶级斗争理论，对封建阶级皇帝的本质缺乏认识，才为《水浒》英雄安排了招安的结局。张文勋的争鸣文章《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18]也说“整部《水浒》从开始到结尾，所表现的是以‘赵官家’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间的矛盾”。这种把文学作品给予简单化政治图解的方法，为“文革”期间《水浒传》研究彻底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埋下了伏笔。 50年代之初《水浒传》研究就与政治纠缠一起，是有其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的。据陈新《近五十年来<水浒传>出版情况琐忆》[19]一文的回忆，195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七十一回本《水浒传》，这也是该社建国后出版的第一本古代小说，在当时是把《水浒传》看作歌颂农民起义的“革命作品”的，思想性最高，所以安排首先出版。当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短评声称，这“是具有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的事情”。同时，在当时思想文化界还存在着对于文学本体认知上的幼稚病。当时关于《水浒传》的讨论中曾出现的许多时髦说法都让今人难以理解。张真《谈谈读<水浒>的态度》一文认为，“读《水浒》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使我们对于古代的一次农民革命，发生感情的联系。”[20]有人不同意张的说法，张真在《答李蔚同志的意见》中又进一步声称：“文学艺术，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21] 195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方法由40年代前的一种方法变成了独尊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被做了简单狭隘的理解，物质决定意识、阶级分析、一分为二等被当作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突出表现为过分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和政治工具性，而消解文学的本体性，甚至取消文学研究的独立性。60年代，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谈到《水浒传》的形成时，把元末农民大起义作为《水浒传》产生的重要社会原因。[22]这一时期对于《水浒》招安结局的争论、对于宋江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都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而变成了政治斗争、思想路线斗争在学术领域的延续。 到了“文革’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基本上丧失了它的功用，即便马克思上义方法也遭到歪曲。当时哲学上鼓吹打倒一切的“斗争哲学”，影响及文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方法被随意歪曲，已经完全走向异化。“从政治与方法的关系而言，则是政治对研究方法的全方位的彻底的控制。哲学在西方中世纪成了宗教的婢女，马克思主义方法在‘文革’中成了政治的婢女”。[23] 1975年9月至1976年9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评《水浒》”政治运动，报刊广播到处是批判宋江的文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66、7—1979．12）的统计，在这次为时一年的运动中，发表的评《水浒》文竟有一千七百篇之多。但这些文章呓语满纸，又千篇一律，总的看来都与学术无干。学术研究彻底迷失了自我。何满子先生曾称这种小说批评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机械独断意识”，并忧心忡忡地指出，“文革”以后的若干年内这种风气在学术界仍有市场。[24]今天我们可以体会到，何先生的话绝非无的放矢。 70年代末至90年代：《水浒传》研究方法从一元独尊到理性自觉、多元竞争的时期 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的二十几年，《水浒传》研究从开始拨乱反正，到重新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全方位地参照和吸取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理论方法的合理内核，使《水浒传》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发展、百家争鸣的局面。 70年代末80年代初，《水浒传》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对“评《水浒》”运动进行拨乱反正，使《水浒》研究重新回归学术本体，突出表现于当时为金圣叹翻案、为宋江平反的学术思潮。但是这个时期，社会学方法仍是最重要的理论方法。在《水浒》主题是否表现“农民起义”的争论中，各家理论武器仍是阶级分析法。《水浒》艺术研究也不脱社会学色彩，如林文山《<水浒>的人物塑造》[25]认为，《水浒》中人物性格的形成决定于其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 80年代初，《水浒》研究逐步纳入学术正轨，并形成了作者研究、成书与版本研究的热潮，传统的文献考证法又重现生机，对勘法、比较法和旁证法等再立新功。在作者研究方面，戴不凡、张国光等人提出的郭勋说，罗尔纲提出的罗贯中说，都是在扎实文献考证基础上提出的。罗尔纲《水浒真义考》[26]、《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传>著者和原本问题》[27]等论文提出《水浒传》作者为罗贯中，原本只有七十回。他将《平妖传》和容与堂刻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二书的赞词、叙事、对待人民大众的态度进行对勘，得出两书都是罗贯中所著的结论。1981年8月江苏兴化又发现了一些所谓施耐庵文物史料，围绕这些史料的真伪，章培恒、何心、何满子、戴不凡、刘世德等学者进行了详尽细微的考证辨析，拨除了作伪的重重迷雾，证实此一“施耐庵”并非著《水浒传》的施耐庵。在成书研究方面，高明阁《<水浒传>与<宣和遗事>》[28]、王利器《水浒释名》[29]等都立足于文献的占有与分析，而提出了一些新见。1983年，《水浒争鸣》第1辑发表了日本学者的两篇论文。一是白木直野的《<水浒传>的传日与文简本》，称“文简本始于十六世纪后半，万历之初，经福建建阳书贾之手而始创，以当时通行之文繁全二十卷一百回本大加删节”。二是大内田三郎的《<水浒传>版本考》，作者对比了繁本《水浒全传》和简本百十五回本，说明二本字句的不同，并认为简本是繁本的节本。有的学者借用传统的文史互证法来考证《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的观点。张国光《水浒祖本探考》（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从明代地名建制入手，论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而非元末明初。罗尔纲从明代里甲制度，以及“南京建康”地名出处等角度研究《水浒》成书年代，认为应在洪武二十年后至永乐初，而不是如汪道昆所说成书于洪武初[30]；石昌渝从明代的土兵制、明代商品流通中白银的使用，以及腰刀、子母炮等兵器的使用情况等角度探讨《水浒传》的成书年代，认为今本《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元年至十九年（1522—1540）这样一个时段”[31]。这些基于扎实考证提出的观点都对传统成说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由于《水浒传》现存早期简本多在海外，国内学界很少有人直接接触这些版本，因此研究时只能采用间接资料。海外学者马幼垣自1973年开始访求《水浒》简本的海外遗珠。先后从法国国立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丹麦皇家图书馆、梵帝岗教廷图书馆等寻获五种《水浒传》简本的残本，发表《牛津大学所藏明代简本<水浒>残叶书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现存最早的简本<水浒传>》（《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辑）等论文，对包括巴黎本在内的六种版本进行了详细互勘，纠正了郑振铎记载及推论的一些谬误。他的研究于材料之搜罗考辨甚见功力。 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人文科学新方法大量传入中土，美学、比较文学、心理学、原型批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接受美学、语义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模糊数学、阐释学、传播学、人类学等理论和批评方法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普遍欢迎。1983年、1984年全国兴起的方法讨论热潮便是学界方法论意识自觉的表现。新的理论视角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水浒传》研究方法迎来了多元拓展、百家争鸣的局面。 《水浒传》叙事学研究。《水浒传》来自宋元说话艺术，其叙述方式基本上采取说话人全知叙述角度，但是总体的全知叙述中也不乏局部的限知叙述的精彩之笔。清代的金圣叹评点《水浒》时已经触及叙事中视角转换的问题。80年代以来，学界借用西方叙事学对《水浒传》在内的中国古典小说进行了重新审视与解读。叙事视角问题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多数学者认为，由于《水浒传》直接来源于“说话”艺术，故其叙事全部采用全知全能的说话人视角，并因此歧视《水浒传》叙事方式的落后。这种认识自然有其片面之处，杨义《<水浒传>的叙事神理》[32]一文对《水浒传》叙事视角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水浒传》不仅有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还采用了流动视角、环形视角和辐射型视角。如二十九回“武松醉打将门神”，就是采用武松的限知视角。《水浒》更多采用的是故事中人物视角与站在故事之外的叙述者——说话人视角的相互转换。 叙事学认为，叙事结构不仅是叙事成分的机械组合样式，而且是作家世界观、艺术观的一种形象图示。表层由人物、事件组成的不同叙事单元之下往往隐含着深邃的哲理意蕴。美国学者浦安迪认为，明代中叶奇书文体以“十回”单元为基础的“百回”定型结构，已成为文人小说形式的标准特征，正好符合中国艺术美学追求二元平衡的倾向。“百回”总轮廓划分为十个十回，形成一种特殊的节奏律动。《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早期版本，大致都分成十卷，每卷十回。这个看来似乎是出于偶然的版本学细节，其实暗蕴明清文人小说布局的一个重要秘密。[33]浦安迪并以《水浒传》结构为例，驳斥了某些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典小说缺乏“艺术整体感”的指责，他说：“中国奇书文体的字无虚用、事无虚设体现在‘事’与‘事’之间的空间布局之上。”[34]郑铁生《论<水浒传>叙事结构》[35]一文，引入西方叙事学理论中的“单元结构”和“结合部”概念，认为人物是一个建构过程，他将在矛盾中不断地被否定和置换。他把《水浒传》七十回以前的叙事结构归纳为五个大单元：鲁十回、林十回、武十回、宋十回、卢十回，另外还有五个小单元。另外王平《论<水浒传>的叙事逻辑》（载《齐鲁学刊》，1999年第6期）也发表了新的见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引入，为《水浒传》叙事研究增添了几分科学的素养。 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都有专论《水浒传》的章节，他反复从“反讽”视角来揭示小说中存在的种种悖谬现象。认为从整体上观察，《水浒》对许多山寨英雄的描写都有一种反讽意味，既写出了他们义勇高尚的一面，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卑微世俗的另一面。围绕着这些内涵复杂的人物，小说的多层次质感才逐渐展现，传统小说批评的多元化倾向得以因此而确立。 从女权主义角度对《水浒传》女性观的批判。从50年代以来《水浒传》的女性观就不断受到批判，聂绀弩先生曾说过“《水浒》上的英雄豪杰竟几乎都是风化主义者”[36]。90年代有的学者运用西方话语理论，指出《水浒》中的女性无论是被“非道德化”的淫妇妓女，还是被完全“男性化”的女英雄“都夹杂着叙事者的爱憎，这是叙事者权力的体现，是为男性话语所特设的‘陈述’。”[37]《水浒》所设计的淫妇、女英雄的两极女性形象，不过是男性话语权力和男性叙事策略的体现。 语言学角度的研究。本时期借用语言学理论研究《水浒传》的版本取得了一些成绩。李思明《通过语言比较来看<古本水浒传>的作者》[38]一文分析了《古本水浒传》前七十回与后五十回所使用的语言在十四个方面存在的差异，它们有的是语法方面的，有的是词语方面的，也有的是用字方面的，并得出结论：这种差异的出现，决不带有偶然性质，因为它存在于前七十回的近六十万字加上后五十回的近三十万字共达九十万字的作品中，每种语言事实都有相当的数量，因此完全能够证明，后五十回是他人所作。1999年魏达纯又再次撰文论证所谓《古本水浒》，其后50回并非施耐庵所作。他是从用词、句式等七个方面对比了《古本水浒》前70回与后50回所存在的差异得出的结论。[39] 比较文学的角度。将《水浒传》与中国古代其它小说进行比较研究，自30年代即已兴起，而且一直为国内学界所重视。进入90年代以来，在国内比较文学热的背景下，将《水浒传》与西方文学及其它东方国家文学进行比较成为一个新的热点。站在中国文化立场，将《水浒传》与产生于异域文化背景的作品进行比较，有利于更清楚认识《水浒传》的民族特点，丰富和深化对于《水浒传》文化精神的研究。李树果《<八犬传>与<水浒传>》[40]将《水浒传》与日本江户时代曲亭马琴(1767-1848) 著《南总里见八犬传》进行了比较，论述了从构思、结构、体裁和写法等方面《水浒传》对于《南总里见八犬传》的全面影响，但也指出了《南总里见八犬传》的独创性与民族风格。李君《两个在梦中跋涉的不幸女人—－浅论爱玛和潘金莲的形象》[41]将《水浒》中的潘金莲与法国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夫人进行了对比，指出了两者的差异与相同。王立《精神摧残与肉体毁灭——中西方复仇文学中手段方式及目的比较》[42]对比了《水浒传》英雄们的复仇与西方文学中复仇主题的价值取向的不同，认为《水浒》英雄的复仇偏重于肉体毁灭，而西方复仇小说则偏重精神摧残。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水浒传》的比较文学研究将会展示更加广阔的前景。 文化学研究。《水浒传》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经典文本，是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类文化精神的厚重积淀，因此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文本解读和文献考证是很不够的，还必须跨进到广阔的文化史视域。80年代中期以来，对《水浒传》进行文化学阐释日益成为最富生机的一道景观。文化学理论认为，文化是一种行为的“控制机制”，运用于文学研究，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探明文本中人物行动的终极取向，还可触及人物的无意识区域，而不仅是社会关系方面的经验性描述。 其实，早在30至50年代就有一些老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研究，后来由于政治原因被中断。80年代以来的《水浒传》文化研究，是以主题研究中“农民起义”说的消解为背景的，难以想象，政治价值至上的语境中会有文化解读的空间。进入新时期，许多学者从传统思想文化的角度对《水浒传》进行审视和解读。 1986年，李庆西用儒家伦理文化观照《水浒传》创作原旨，提出“伦理反省”主题说。他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等正直知识分子对困扰于心的儒教纲常进行强烈反思的忧愤之作。[43]周克良、汤国梁等也发表了类似观点。1990年，王晓家在《水浒琐议》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水浒传》与儒、释、道三家的关系，明确指出儒、释、道“三教同源”是对《水浒》的最终形象图解。1991年，王齐洲在其《四大奇书与中国文化》中从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宗教意识、审美理想等不同角度，探讨了四大奇书与大众文化的密切关系。作者试图为《水浒传》做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文化定位。1993年张锦池在《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中一方面将“颂扬忠义”作为《水浒》主调，但同时又认为《水浒》反映出一种儒家文化与江湖文化的撞击与融汇，本质上是属于乱世半无产者与游民无产者的意识形态。 80年代后期，又有人从墨家文化角度研究《水浒传》文化精神。张未民于1988年《文艺争鸣》第4期发表《侠与中国文化的民间精神》，引经据典、追本溯源，将作为民间文化精神重要方面的墨侠精神纳入中国传统文化“互补”模式，以此来强调侠题材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与文化史上的突出地位。1995年宁稼雨发表《<水浒传>与中国绿林文化》[44]一文，指出：《水浒》所表现的绿林文化精神，是墨家影响下的侠文化的组成部分。 冯文楼在《<水浒传>：一个文化整合的悲剧》一文中借用西方关于文化“大传统”与文化“小传统”的观念，认为梁山义军从“打家劫舍”到“替天行道”的转变，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的做法，其实标志着梁山意识形态文化向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自觉趋近与融合；梁山义军的最终招安其实是主流意识形态对梁山文化整合的结果。[45] 从文化哲学的高度透视文学文本，体现了20世纪学术研究的“边缘性”、“兼容性”特征，其实也为21世纪的《水浒》研究确立了一个新基点，描绘了一种新走向。 另外，本时期还有人从系统论角度研究《水浒传》[46]，从商品经济的角度谈《水浒传》[47]，等等。 20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宏阔背景下，《水浒传》研究真正回归学术本身，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发展推进《水浒传》研究在文献、文本、文化诸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为21世纪《水浒传》研究的突破与超越提供了新的学术起点。 20世纪《水浒传》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还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深层问题。一是传统考据法的低级重复。20年代胡适《水浒传考证》运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取得重大突破以来，在《水浒》研究界影响深远，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传统的考据方法仍是研究《水浒传》故事本源、作者面貌、成书过程、版本演变、人物原型等的基本的方法。然而，新史料的发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有时直如大海捞针一样艰难。有些人不惜炮制伪材料，支撑假观点。最典型的莫过于20世纪有关苏北施耐庵文物真伪的争论。有些人只取胡适的“大胆假设”，却舍其“小心考证”，于是材料加臆测就等于结论，这方面实例不胜枚举。对于旧材料的解读，更是有人惟我所用，不惜穿凿附会，发展成为新索隐派；还有的人仅据孤证、内证便草率定论。 二是热衷标新立异，盲目照搬西方理论。80年代中期以后，形形色色的西方研究理论被介绍进来，许多年轻学者以为找到了解析中国古典小说的新的法宝，于是种种奇谈怪论都出来了。的确，有些西方理论确实能为中国古典小说的解读提供新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更客观、更清晰地透视中国古代小说，但是，许多文章一味搬用西方新术语，以艰深文饰浅易，往往不能解决任何学术问题。如用心理学原型批评理论分析《水浒传》人物形象，动辄说《水浒传》中人物是历史上某种原型的体现，就太过主观。还有人引入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的方法研究《水浒传》，却无视人文科学的本体特点，将《水浒传》研究引入歧途。求新不求深、务虚不求实的现象归根结蒂是理论的转化与重建问题没有解决。 三是热衷于热点争鸣，缺少对于历史的理性反思。至今尚无专门的反思过去、启示未来的《水浒传》研究方法的论著的问世，因而前贤的经验教训难以作为一种学术资源与智慧得以及时转化，并由此造成低层次的重复研究。 有感于20世纪《水浒传》研究方法之得失，我们认为，应充分吸纳现代人文科学理论成果，着力于《水浒传》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和理论建设。有必要首先开展《水浒传》研究方法的反思研究，以便为21世纪的《水浒传》研究提供新的学术支点，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寻求《水浒传》研究视野、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我们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法的工作：一是彻底摆脱庸俗社会学干扰，进一步回归作品本体研究，由社会学批语转入思辩性艺术本体评析，将传统的文献考证与西方先进理论方法结合起来，考论兼用。二是在文献学研究方面，本事考索、作者求证应该缓行，在没有发现新的强有力的文献材料情况下，应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水浒传》的传播与接受等方面的研究之中。另外，考据方法也要适应时代不断变革，计算机手段运用于考证校勘就是有益的尝试，并且前景极为广阔。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传统考证手段的现代品格也会大大增强。同时，现代化的考证与多维理性思辩的融通，将会极大促进研究水平的跃升。因此，考据方法的更新以及与理性思辩的结合将是未来《水浒传》研究的一个新的路向。三是要正确对待西方理论方法的运用。有些理论方法直接地拿来是不够的，往往需要在借鉴、吸收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重新创造出适合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新理论方法。四是进一步强化比较文学研究，这里不仅指中外文学比较研究，还包括《水浒传》与历史上其它文体形式的沟通与连结。正如何满子先生所说“明清小说中潜藏着连接各种体裁的古代文学的沟渠，只是以往的研究工作对此还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48]。小说是一种综合语言艺术，它统摄涵盖多种文体，诸如诗、词、歌、赋皆有。明清时期的评点式研究又与八股文的影响不无关系，因而可以溯源至明清的科举制度。还要特别注意《水浒传》与其它艺术形式，尤其是说话艺术和戏剧艺术的联系。最后，在文化研究方面，应进一步拓展视野，展开跨文学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以便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对《水浒》所蕴含的艺术智慧与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和阐释。 回顾《水浒传》研究方法的百年演进史，它的从多元到一元，又从一元走向多元，从附庸于政治到走向独立，自有其不凡的历史意义。新世纪的《水浒传》研究应该在一个更高的基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上实现理论和方法的突破，正如20世纪初学者对古典小说研究的突破首先是观念与方法的突破一样，新世纪的《水浒传》研究也需要观念与方法的突破，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水浒传》研究向科学化、理论化的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1]邓狂言《红楼梦释真》，民权出版部1919年版，据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转录，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2] 王钟麒《论小说与社会改良之关系》，《月月小说》第一卷第九期（1907）。 [3] 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序》，《新评水浒传》卷首，清光绪三十四年保定直隶官书局排印本。 [4] 吴沃尧《说小说》，《月月小说》第一卷（1906）。 [5] 胡适《水浒传考证》，见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水浒》卷首。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173、174、175页。 [7] 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载《小说月报》1929年第20卷第9号。 [8] 谢无量《罗贯中与马致远》，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43、45页。 [9] 见郑振铎主编《中国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10] 郭箴一《中国小说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84页。 [11]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379页。 [12] 李辰冬《三国水浒与西游》，大道出版社1945年版。 [13] 陈中凡《试论水浒传的著者及其创作时代》，载《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1月号。 [14] 杨丁《评何心著<水浒研究>》，原载1955年5月22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15] 王利器《水浒与农民革命》，1953年5月27、28日《光明日报》。 [16] 聂绀弩《<水浒>是怎么写成的》，原载《人民文学》1953年第6期。 [17] 刘中《谈<水浒>中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44期，1955年3月6日。 [18] 张文勋《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对<谈《水浒》中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58期，1955年 6月12日。 [19] 陈新《近五十年来<水浒传>出版情况琐忆》，载《文教资料》1997年第3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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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西《<水浒>主题思维方法辨略——兼说“起义说”与“市民说”》，《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 [44] 宁稼雨发表《<水浒传>与中国绿林文化》，《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 [45] 冯文楼《<水浒传>：一个文化整合的悲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 [46] 见《以潘金莲的性格结构为例试谈用系统论研究<水浒传>》，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47] 见《水浒传和宋代商品经济》，载《郑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48] 何满子《明清小说研究途径随想》，见《何满子学术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原载：《菏泽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