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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高校，翻译著作是不算学术成果的。我从事翻译多年，深知文学翻译的价值、智力投入和社会影响有时候远远超过一部分“学术论文”，文学翻译不能和学术职称评选挂钩，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引进图书名列世界前沿的翻译大国。 ●著名翻译家迈克尔·亨利·海姆(曾译有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认为，忽略翻译的创造性是不合理的，因为“译者首先是作者”(Atranslatoris first and foremost a writer。)为了改进其他翻译同行的命运，他在推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发布了一份正式文告，将文学翻译正式纳入学术范畴。 《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等名著译者力冈先生当年在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工作，从讲师职位上评选副教授，遇到了一些阻挠，力冈先生二话不说，捧出自己的所有译著摆到领导桌面前，质问：请问你们谁有这些著作，再来论断我。领导傻了眼，力冈先生非但顺利评选，而且破格提升，绕过了副教授，直接晋升为教授。 这在我们的母校成了一段佳话。之所以成为佳话，因为这样的例子实属罕见。 在大部分高校，翻译著作是不算学术成果的。我从事翻译多年，深知文学翻译的价值、智力投入和社会影响有时候远远超过一部分“学术论文”，造成文学翻译不能和学术职称评选挂钩，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引进图书名列世界前列的翻译大国。 不过在美国，文学翻译在学术界的地位也一直不怎么样。其原因之一，是因美国的翻译市场规模远比中国小，人们对这一行所知甚少。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早在2003年，《纽约时报》上有人撰文称“美国人读起外国小说就打呵欠”。大量美国小说被翻译成各国文字，但是一些别国的、享誉国际的作品，却很少被翻译到美国的图书市场上来，所以形成了美国文学交流的巨大“顺差”。美国人文基金会文学总监克里夫·贝克(Cliff Becker)曾称这是“一场全国性危机。” 此后多年，我在美一直比较留意美国书店和图书馆中的翻译作品，发觉数量日渐增加起来。我猜想这可能是“9·11”后的美国人陷入了集体性反思，希望在“文明的冲突”之中，多了解一些别国文化。由于这一原因，来自国外的作品，尤其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作家，如帕慕克，卡勒德·胡赛尼，也开始登上了美国书店和图书馆的显要位置，甚至登上畅销书的榜单。这是一个不被人提及，但实实在在发生着的变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越来越走向纵深的全球化，让美国人意识到了翻译的重要性。连续几年，美国人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诺奖委员会中甚至有人称美国文学“孤岛化”，这可能也是他们日渐注重文学翻译的一个原因。 在美国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多半是在大学做教授的。他们的翻译工作也与我们一样不能得到认可。比如一个多年从事文学翻译的老师去评终身教授，他可能面对的现实是：评审委员会的负责人或许是文理学院(School ofArts and Sciences)的院长，这院长的背景可能是化学专业出身，你要是说在某某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他会有概念，如果你说在某某出版社出版了某某译著，他是不可能去衡量其学术价值的，因为他根本找不到坐标系，因此无从评估，只好作罢。 在评终身教授的时候，一般高校都有一套标准(Rubrics)，这标准多含“创造性、学术性著作”，但是翻译由于定义模糊，很多时候不能入选。所以在一段时期之内，文学翻译在美国大学的地位也颇为尴尬。纽约城市大学的艾斯特·艾伦(Esther Allen)教授就曾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过他的不理解，“三千年来，翻译其实一直处在文学研究的核心，可是要说做文学翻译却对自己很不利。”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可·安德森(MarkAnderson)是一位卡夫卡专家，他刚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有人请他翻译卡夫卡的名作《审判》，可系主任得知消息后，立刻将其劝阻，让他把自己的学术著作写完，评完了职称之后再去搞翻译。最终，他听从了系主任的话。不过在此期间，他忍不住手痒，翻译了另外一部德语名著。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学术前途，他用了笔名Jack Dawson来发表译作。后来评完职称，和系主任说起此事，两人竟相视大笑。 翻译学术地位模糊的情形如今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增设翻译专业或翻译课程。不久前，我曾受邀去一个高校，与他们的文学创作班谈翻译，这是多年来少有的事。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今年破天荒地刊登了一篇关于文学翻译学术地位的文章。文中举例说，著名翻译家迈克尔·亨利·海姆(就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拉夫语系，曾译有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说他非常幸运，他所在的斯拉夫语系非常支持，认可他的文学翻译工作。海姆先生认为忽略翻译的创造性是不合理的，因为“译者首先是作者”(A translatoris first and foremosta writer。)为了改进其他翻译同行的命运，他在推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发布了一份正式文告，将文学翻译正式纳入学术范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是美国语言文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全国性组织，其认可将对文学翻译在学术界的“登堂入室”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现代语言学会最近三任主席迈克尔·霍尔克斯特(MichaelHolquist)，玛乔丽·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凯瑟琳·波特(CatherinePorter)本身都把翻译作为自己学术工作的重要部分。在去年12月的现代语言学会年会上，当年主席凯瑟琳·波特甚至将年会主题定为“文学翻译”，并发表了一席热情洋溢的主题讲话。在该学会新闻简报中，波特博士又通过《为什么翻译？》一文继续陈述翻译的重要性。她说她在想象一个没有翻译的美国会是什么样？“没有翻译，我们都不会看到新约《圣经》，不会有文艺复兴，不会有宗教改革，不会有思想复兴，不会有科学和工业革命。我们也不会有美国宪法，联合国宪章，更不会有欧盟的存在。” 由此，她呼吁将翻译纳入学术评估的范畴之内。“我曾经在多处呼吁，应该将文学和学术作品的翻译，作为学术活动的证据之一，进入教师聘请、提升、终身教授评选的决策依据。”她认为这样也是学术多元化的一个做法。因为MLA的“终身教授升职学术评估小组”的任务之一，是要打破学术论文一统天下的局面，而要提高“学术性散文”(scholarlyessay)的地位，拓宽通往职称评选的多元管道，利用多元组合，综合评估一个教师的学术成就。而翻译，完全可以作为教师学术成果组合(scholarlyportfolio)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波特博士所言，没有翻译的美国不可想象。没有翻译的中国同样也不可想象。因此，我想呼吁国内学术界，可和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一样，重新评估教师聘任和职称评选的标准，将文学翻译纳入正式学术评估的范畴之内。若能这样，必然有助于社会对翻译的重视，有助于翻译水平的提高，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作出积极的贡献。 谁能料想哥伦比亚大学的卡夫卡专家马克·安德森为了不影响学术前途，曾用笔名发表译作。 2009年现代语言学会年会当值主席凯瑟琳·波特博士撰文《为什么翻译？》，重申“难以想象一个没有翻译的美国会是什么样？” 原载：《文汇报》2010年5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