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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时，你会发觉自己不得不时常停顿，似乎总需要调整一下视距，调整一下节奏，自然也需要调整一下思维和心态，并不主要是因为深奥、晦涩，而更多的是因为晕眩。那么绚烂的画面、无边的想象、迅即的转换、突然的中断，密集，刺眼，反常，神秘，速度，空白，跳跃，所有这一切只能让你感觉晕眩。但停顿片刻之后，你禁不住又会抬起目光，你抵挡不住那道光的诱惑。他的文字中确实有一道光，照亮了一片独特的天地。 波兰文学向来都有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密茨凯维奇、显克维奇、莱蒙特、米沃什等等都是典型的波兰作家。他们把作家的使命看得很重，愿意担当民族的代言人。舒尔茨同贡布罗维奇一样属于异类。贡布罗维奇离经叛道，有意识地破坏所谓的民族性，更愿意把小说当做游戏和嘲讽的天地。舒尔茨则转向内心，转向宇宙深处，在想象、梦幻和变形中构建自己的神话。他身上有卡夫卡、里尔克、穆齐尔等人的印记，还明显受到普鲁斯特、爱伦·坡等作家的影响。以色列当代作家大卫·格罗斯曼对舒尔茨的评价准确、传神：“他的书页上的每一个时刻、每一只小狗、每一堆垃圾、每一碗水果，都是一场喧闹、一出激昂的戏剧。每一个时刻都不能够完全容纳它自己的意义，都在溢出。布鲁诺·舒尔茨的写作有如涨潮。” 诗意的想象 这是布鲁诺·舒尔茨用文字创造的天地。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叫它们小说，也可以笼统地称它们散文，格局其实都不太大，人物就那么几个，背景基本固定，那就是作家的家乡，波兰东南部加利西亚地区德罗霍贝奇镇，有时甚至就是他和父母居住的“黑洞洞的”公寓。可有限的格局、人物和背景却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衍生出辽阔的世界，充满了各种景致和意味。 想象力在此发挥出奇妙的作用。对于作家而言，想象力有时就是创造力。正是凭借想象，舒尔茨总是孜孜不倦地从日常和平庸中提炼诗意。他常常通过儿童或少年的目光打量世界，展开想象。童年目光，纯真、急迫、无拘无束，可以放大一切，也可以冲破一切界限。画家天赋又让他对色彩极度敏感，给想象增添了表现层次和空间。在炎热的八月，看到女佣阿德拉从集市归来，他会觉得她“犹如从白昼的光焰中冉冉现身的果树女神波莫娜。她的篮子里流溢着色彩缤纷的阳光之美——琼浆欲滴的红草莓表皮晶莹剔透，神秘的黑色酸樱桃散发出来的香气比品尝时更沁人心脾，饱含金色果浆的杏子躺在那个漫长的午后的果核上”。当父亲在公寓里喂鸟时，他发现鸟儿“在地板上聚拢成一张五光十色、错落有致的地毯。这张地毯仿佛有生命似的，每当陌生人闯进来，地毯就会四分五裂，变成一幅幅碎片，扑簌簌地飞到空中，最后高高地栖息在天花板上”。 布鲁诺·舒尔茨懂得语言的魔力。对于他，语言既是神话，也是宗教。语言的魔术帮助他深入世界的梦幻，最终将平庸和腐朽化为神奇：“当我把手伸向蓝色颜料时，随即一个深蓝色春天的光影便落在所有沿街的窗户上了。玻璃在颤抖，一块接一块地布上深蓝色和天堂般的火光，窗帘仿佛在警告似的拂动着，一股欢乐的气流在窗帘和空荡荡的阳台上的夹竹桃之间的过道升起，仿佛远方有人出现在一条长长的、明亮的林荫道的对面，一个发光的人在走过来，预示着好消息和好兆头，由飞翔的燕子和一里又一里散步的火的信号来宣布。” 这些都是诗意的想象。 隐喻与变形的现代主义写作 倘若舒尔茨仅仅停留于诗意的想象，那他很有可能成为一名浪漫主义作家。但他显然又往前走了一步。这一步至关重要，又意味深长，是质的飞跃。事实上，他在不断提炼诗意，也在随时摧毁诗意。犹如女神的阿德拉可以用一把扫帚或一个手势挡住父亲的幻想事业。而父亲，“那个不可救药的即兴诗人，那个异想天开的剑术大师”，由于生命力的衰竭，由于种种内在和外在的因素，蜕变成了秃鹫、蟑螂和螃蟹。相反，走近了看，狗竟然是人。想象因而获得残酷却又激烈的质地，上升到梦幻、神话和寓言的高度。在神话和寓言中，边界消除，自然规则让位于内心需求。内心，就是最高法则，就是最高真实。这顿时让他的写作获得了浓郁的现代主义特征。 在舒尔茨的小说中，父亲是个令人难忘的复杂人物。他本是小镇一家布店的店主，却总是不务正业，有着各种各样的奇思怪想和趣味癖好，与世俗生活越来越格格不入。最后，他几乎完全摆脱了肉体的需要，可以接连几个星期不进任何食物，每天都沉浸在匪夷所思的内心活动中。他经常失踪几天后才再次现身，浑身充满神秘气息，家里人对此已习以为常。“我”因而怀疑他就是秃鹫，或者去过自己的蟑螂生活了。他时而研究起火、天空、树叶和鸟儿，时而把耳朵贴在地板的裂缝上，专心致志地倾听着什么。母亲和家人对他完全束手无策。可女佣阿德拉对他却有着不可抗拒的威慑力。这有点不可理解，却千真万确。短篇小说《鸟》中就有一个细节描绘了他面对阿德拉时的情形：每当阿德拉打扫房间时，他都把这当做一项伟大而重要的仪式：“他总是提前做好安排，要亲眼目睹这个仪式，带着恐惧与喜悦交加的兴奋感注视着阿德拉的一举一动。他认为阿德拉的所有动作都蕴含着一种更深刻的象征意义。那个姑娘用青春而决然的姿势在地板上推着那根长柄刷移动的时候，父亲简直不堪忍受。这时他泪如泉涌，无声的笑意把他的脸都给扭歪了，极度的喜悦冲击得他的身子直打哆嗦。他兴奋得浑身发痒，几乎快要疯狂了。阿德拉只要向他晃一晃手指头，装出挠痒痒的样子，就能把他吓得惊慌失措，穿过所有的房间，砰砰地关上身后的一扇扇门，最后倒在最远的那个房间的床上，在阵阵痉挛性的大笑中一个劲儿地打滚，想象着那种他觉得难以遏制的挠痒。”阿德拉成为父亲的对立面，父亲的幻想事业终于遭遇到了世俗力量的抗击，阿德拉就是世俗力量的象征和代表。 舒尔茨曾翻译过卡夫卡的《审判》，也读过卡夫卡的其它小说。变形，也许就是卡夫卡给他的最大启示。在塑造父亲形象上，这一手法用得最为彻底。变形是更高层次上的想象、象征或隐喻，能让写作获得更大的自由、更深的意义。变形既能打通生死之间的隔板，也能大大丰富生命的形式，还能让世界成为一个神话天地和魔术舞台。在《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中，父亲其实已经死了。但他却又以变形的方式一次次地归来。“他的形象已经弥散在他曾经住过的那个房间的各个角落”。“我”在楼梯上逮住他了，他现在是一只螃蟹。有一天，父亲被放在盘子里端了上来。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谁都明白这是父亲，谁都不敢动叉子。后来，盘上盖了一块天鹅绒布。几天后，惊心动魄而又深意无限的一幕出现了：“我们发现盘子空了。一条腿横在盘子边沿，淹在凝结的西红柿沙司和肉冻中，这透露出他逃走的迹象。尽管被煮过，而且一路上有腿脱落，他依然凭借剩余的精力，拖着身子去了某个地方，开始过起一种没有家园的流浪生活。”这一变形细节极具冲击力和震撼力，从中我们读到了各种滋味：忧伤、留恋、悲壮、顽强、厌恶、深沉而又无奈的爱…… 父亲有时又是综合形象，甚至就是作家本人。他代表着一类人，象征着一种力量和存在。在《裁缝的假人》中，父亲慷慨激昂地宣布：“造物主并不垄断创造的权利，因为创造是一切生灵的特权。物质是可以无限衍生的，具有不竭的生命力，同时，一种诱人的魅力吸引着我们去创造。”细心而又敏感的读者会发现，这其实也是作家本人的宣言。这段宣言是我们理解父亲形象、理解布鲁诺·舒尔茨全部作品的关键所在。在布鲁诺·舒尔茨看来，万物皆有灵魂和生命，而世界就是一本书：“它在阅读过程中逐渐呈现和展开，它的疆界向一切激流和波浪敞开。”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理解了父亲：“那个孤独的英雄，他独自发起一场战争，试图反击正在扼杀这个城市的无际的、本质的乏味。在孤立无援得不到我们认可的情况下，那个最匪夷所思的家伙捍卫着正在失落的诗意理想。”这是点题之笔。父亲形象的秘密由此泄露。孤独，这同样是舒尔茨的境遇。他一辈子都生活在外省小镇上，单调乏味，远离文化中心，靠当中学美术教师勉强维持着生存。这种境遇让他自觉走向了文字，在想象、变形和梦幻中找到出口，找到自由的天地，这是呼吸的需要。舒尔茨研究专家耶日·费措夫斯基说：“艺术之于他，乃是惟一的价值和关怀所在，是使生活高尚化的方式，是令世界更新的途径。” 命运无情。舒尔茨的文学天地并没有完全展开。正当他梦想着要写出更多的作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同其他犹太人一样遭受到磨难，只好停止写作。这时，命运女神似乎向他投来眷顾的一瞥：一名纳粹军官欣赏他的画作，充当起他的临时保护人。没想到，恰恰是这一保护为死亡埋下了伏笔。1942年，一个“黑色星期四”，布鲁诺·舒尔茨正在街上行走时，突然，一名对舒尔茨的保护人怀恨在心的纳粹军官向他举起了枪。这竟然是一名纳粹军官对另一名纳粹军官的报复：“你打死了我的犹太人，我也要打死你的……”天哪，这是怎样荒诞的世道！一位天才的作家和画家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倒在了血泊中。那一刻，舒尔茨年仅50岁，只留下了两本小说集、一些书信和大约200幅美术作品。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0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