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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的德国浪漫主义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袁志英 参加讨论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打开门窗,让一阵浪漫清风进来也许不无裨益。Romantik(浪漫)是从Romanze(罗曼司)和 Roman(小说)那里派生出来的。其实“浪漫”一词中国本来就有,苏轼曾有“年来转觉此生浮,又作三吴浪漫游”之句,“浪漫”在此是放荡不羁之意。舶来的“Romantik”其音其意都与本土的“浪漫”甚为契合。如今说起浪漫,中外融为一体。
    浪漫是一种精神内涵,浪漫主义则是文学分期,它盛行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欧洲。这一时期,欧洲处于大分化、大动荡、大变革、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阵痛之中。法国大革命一声炮响,震撼整个欧洲,敏感的知识界顿时失去平衡,产生了精神危机,浪漫主义运动便是危机的反照和产物。德国社会经济落后,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资产阶级软弱,因而其浪漫主义别具特色,起步较早,体系庞杂,影响深远,以致有人把德国文化等同于浪漫主义文化。
    法国大革命前,德国文学运动从启蒙到狂飙突进都是相对统一的。大革命爆发时,德国绝大部分作家都欢呼了一阵子。随着革命的深入,雅各宾专政的加强,罗伯斯庇尔必要或不必要的恐怖日甚一日,国王被送上断头台,热烈的欢呼很快转变为强烈的憎恨。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新登上历史舞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一切神圣的感情“淹没于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文学上形成三大派别。一是以歌德和席勒为首的古典派,他们拒斥法国革命,把革命说成是“群众成了群众的暴君”,反对“在德国人为地制造出类似的场面”;改造社会势在必行,但不愿走法国人的路,要通过文学改善社会成员的道德面貌,或者说首先要来抓“精神文明的建设”。席勒视戏剧舞台为道德法庭,把幸福与困厄、智慧与愚蠢、德行与罪恶昭示于众,以涤荡人的灵魂。要通过审美教育造就完善的人,感性和理智相和谐的人,亦即所谓的“古典英雄”。古典文学闭眼不看眼前而往前看,为未来描摹人道主义图景。第二派别是雅各宾派,主张文学干预政治,为革命鼓呼。他们书写传单,发表演说,号召起义,甚至建议莱茵区与法兰西共和国合并。席勒对其行动表示“殊不可解”,认为这将使他们“蒙受耻辱”。第三个文学派别与这两派并存交叉,也就是所说的浪漫派。 
    浪漫派也反对法国革命,更反对在德国演出那同样的“血腥场面”; 提出文艺要独立,要作者读者脱离眼前的困扰而回归自身、回归主观;要在文艺中追求美,追求自由,追求无限,使生活诗意化。弗·施莱格尔说:“浪漫主义的诗艺是一种进步的、包罗一切的诗艺,它的使命是将诗艺中相互分裂的体裁重新结合起来,使诗艺和雄辩术与哲学相联系,还应把诗与散文、天才与批评、艺术诗与自然诗混合或融合起来,使诗充满活力,无拘无束,并使生活与社会充满诗情画意。只有浪漫主义的诗才是无限的,才是自由的。诗人任凭兴之所至,而不能忍受任何规律的约束,此乃它的第一要义。”
    浪漫派从狂飙突进运动那里接受了对天才的崇拜,将艺术的主观性和非理性强化到至神至圣的地步,放大了艺术家的自我意识。其实这正是浪漫派艺术家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表现,艺术成了政治失意的代偿物。正因为如此,在浪漫派的作品中艺术家自身的问题往往处于中心地位。他们痛苦的经历、孤芳自赏、自命不凡、自我意识,以及与鄙俗的环境所发生的冲突,常常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浪漫派的背后是唯心主义哲学(康德、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黑格尔、叔本华),在这种哲学的鼓舞之下,施莱格尔、诺瓦利斯、蒂克等人将精神、想象力、诗的创造力抬到吓人的程度。施莱格尔所说的“诗人任凭兴之所至”,正是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绝妙体现。后来诺瓦利斯也有类似的表述:“世界一定要浪漫化……我赋予卑微以高深,俗常以神秘,已知以未知的威严,有限以无限的灵光。如此这般,我便完成了浪漫化的进程。”
    诺瓦利斯简直成了魔法师,手挥魔杖,念念有词,说声“疾!”,界限就会消失,腐朽就会化为神奇;大千世界的沉浮完全由其主观精神主宰,宇宙万物成了“自我”的一统天下。浪漫派追求的是无限,是下意识,是梦境、奇境、幻境,是神怪,是无休止的渴望;它取消信仰与知识、艺术与宗教之间的界限;它强调所有艺术之间的联系;它要建立一种整体艺术,一种“包罗一切的诗艺”,最后将一切归化为诗。大而言之,这是所有体裁的混合;小而言之,追求一种“联觉”的效果。浪漫文艺主观随意性强,追求“无限”这一高远目标,因而结构松散,与古典文学前后呼应、工稳严谨、和谐统一的文体不可同日而语,这在前期浪漫派身上表现尤甚,作品常常采取开放形式,即所谓有头无尾的“断片”体。
    唯心主义哲学最后的归宿往往是宗教。在大动乱的年代许多人处于“无树可栖,无枝可依”的彷徨境地,宗教便成了最好的庇护所。浪漫派作家的作品或多或少,或浓或淡都带有宗教色彩。诺瓦利斯在《基督教还是欧罗巴》一文中鼓吹宗教是立国之本,认为有着统一基督教的中世纪才是人类的黄金时代。 
    对待德国浪漫派,以往抓住它的某些弱点常常扣上“反动、病态、消极”的帽子,全盘否定。其实德国浪漫派远非步伐协调、整齐划一的运动,从1798年施莱格尔兄弟创办《雅典娜神殿》算起,到1830年结束,长达三十多年,经历了不同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同一阶段也有不同的派别;即使同一派别也各有其侧重点。这里切忌以偏概全,以某一派的特点概括整个浪漫派的特点,以某一人的特点概括某一派的特点。在进行评价时要抓实质本质,不可抓住片言只语而不及其他。浪漫派本身充满着矛盾,应当尽可能客观全面地看待浪漫主义运动。歌德批评过浪漫派,说浪漫派是病态的,浪漫派诗人是“病院”诗人,可他本人受到浪漫派极大影响,他的《浮士德》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海涅在其《论浪漫派》一书中嬉笑怒骂,对浪漫派进行了批判,但也不得不指出,他也有些偏激,甚至大耍粗口,进行人身攻击;他本人却对浪漫派挥之不去。
    浪漫派和古典派在创作方法上有分歧,前者主张“任凭兴之所至”,后者则认为,“在限制中才显露出能手,只有规则才能给我们自由”(歌德)。他们面对现实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一个是“顾后”,一个是“瞻前”。但两者都不满现实,逃避现实,都在现实面前迷惘。它们都欢呼过法国大革命,都对四分五裂的德国的落后鄙陋状态深恶痛绝,都对孜孜为利、蝇营狗苟的小市民抱着反感的态度。两者都逃避,浪漫派逃避到中古和东方,古典派则逃避到古希腊和罗马。浪漫派从封建宗法社会的“好处”和“妙处”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坏处”,但其出发点和古典派是吻合的,都向往一个幸福康乐和谐的社会。以席勒和歌德为代表的古典派闪耀着民主人道的光辉,浪漫主义文艺沙龙也充溢着民主进步的气息:突破了封建等级的界限,参加者除了思想自由化的贵族而外,主要成员是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沙龙的中心人物往往是才智出众的女性;在这里,自由讨论取代了死板的礼仪,对友谊爱情的看重代替了贵族那种洛可可式的玩世不恭;在这里,思想比理智更受到重视。沙龙完全不同于思想僵化、等级森严的贵族团体,也和那种重利轻义的资产阶级环境大异其趣,是友情和共同的追求将沙龙参加者联结在一起。最初的浪漫派在沙龙里曾掀起歌德崇拜的第一次热潮,诺瓦利斯所属的耶拿派对歌德推崇备至。过去过分强调了古典和浪漫之间的差异,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共同处。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浪漫文学,都同属于资产阶级文学,因它们有共同思想基础。
    德国浪漫派的实质并非复辟倒退,而是反映了资产阶级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是现代意识的表现。如前所述,德国浪漫派的哲学基础是德国唯心主义古典哲学,强调精神,放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重视灵感,崇拜天才,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自在自为的,它本身就是哲学领域内的浪漫主义运动。没有浪漫主义,就不会有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成果。正如恩格斯所说,古典哲学的浪漫主义“是政治变革的前导”。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宣扬的也是人的“无限”自由,这在客观上适应了资产阶级摆脱封建羁绊、进行自由竞争的要求;同时唤醒了个人的尊严感和民族意识。
    在拿破仑入侵而引发民族解放战争的年代里,浪漫派作家同仇敌忾,参加了这一战争,甚至亲赴前线。浪漫派作家培养了民族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对德国最终统一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不过民族意识也是一把双刃剑,弄得不好就会发展成为惟我独尊的民族主义,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备尝了它的苦果。
    浪漫派鼓吹婚姻自由,在男女交往方面显得大胆与开放,这也为妇女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那些才貌出众的女性,都是沙龙的女主人,谈吐高雅,举止大方,诗人在她们那里如鱼得水,频频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奥·施莱格尔甚至陪同法国作家斯塔尔夫人周游列国。他们提倡男女之间更为自由、更为自然的关系,可说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奥·施莱格尔认为,浪漫主义“意味着一种更为现代的风格,一种更为现代的体验方式”。席勒和歌德也认为,浪漫主义属于现代文化。席勒首先提出素朴诗属于尚在自认状态的古代,感伤诗属于已开化的现代。感伤诗、现代诗或理想诗乃是浪漫主义的同义语。席勒认为,古希腊人与广义的自然是和谐统一的;而现代,由于阶级分化劳动分工造成人与自然的分割和人的异化。诗人只能寻求和谐,寻求自然,寻求人类的童年,寻求人的完整性。这种寻求表现为描摹理想,因而诗人往往发思古之幽情,认为只有古代才会有统一和谐,眼见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感叹之余便沉湎于奇境幻境;客观世界矛盾重重,于是便逃匿于自己的主观世界;目睹人性的扭曲,他们便像“一个病人渴望健康”(席勒)那样追忆人类的童年。应该说,现代意识是浪漫派的基点。
    浪漫派作家批评资本主义,这并不改他们身为资产阶级作家的本质。除上述意识形态因素外,还可从以下情况说明:自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作家、诗人逐步成为自由作家或职业作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写出其愤怒与不平。在资产阶级“首先生产自己的掘墓人——无产者”的同时,来自本阶级作家的批评声便不绝于耳。这些批评,不管其出发点如何,都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与自由的扩大。按照当代著名的德国文学社会学家汉斯·费根对作家的分类(分为顺应型、逃避型、反抗型),浪漫派可归为逃避型作家。
    德国浪漫派促进了各国的文化交流,建立了很多新学科。他们重视东方文学,弗·施莱格尔是德国梵文研究的奠基人;施莱格尔兄弟也分别撰写了影响深远的比较文学论文,正是在浪漫派的努力下,德国的比较文学才得以发生和发展。此外,语文学、比较语言学、思想史、日耳曼学等等都源自浪漫派。
    德国浪漫派对后世的影响,对德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它是世界文学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通过施莱格尔兄弟、歌德、蒂克和海涅的努力,“世界文学”的概念才获得现代的意义。现代派当中的许多流派都源于浪漫派。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有消极方面,更有积极方面,在这里要摘去“反动”的帽子。“反动”二字在中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常和“阶级敌人”、“敌我矛盾”、“毒草”、“批倒批臭”等词语连在一起,即便在今天“反动”二字仍有令人敬而远之的威力。
    即使对消极方面也要进行具体分析。比如说,德国浪漫派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但应该知道,在一个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宗教信仰是不可避免的。席勒曾提出,如果没有宗教的约束,下层人民会“以无法控制的狂怒忙着达到他们兽性的满足”。席勒为了祛邪扶正,建立一个理想社会,提出一个双管齐下的方案:对上层,对有教养的资产阶级,采取美育方针,使其达到“完善的人格”;而对下层人民则利用宗教加以“驯化”。歌德曾写道:“谁占有科学和艺术,他也就有了宗教!谁不占有前两者,他或许有宗教。”
    最近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五部德国浪漫派小说系列,其内容难以一一介绍,但可用德国著名学者吕迪格·萨弗兰斯基的话来加以概括:“浪漫精神,异彩纷呈,如天籁般悦耳,极富魅力,销人魂魄。浪漫喜爱未来和过去的遥远,喜爱日常中惊喜,喜爱极端,喜爱下意识,喜爱梦幻,喜爱疯狂,喜爱反思的迷宫。浪漫精神并非一成不变,它在不断变化;它是矛盾的,它充满着渴望而又玩世不恭,它痴迷于高深莫测而又雅俗共赏;它冷嘲热讽而又热情澎湃;它孤芳自赏而又善于交际;它注重形式而又热衷消解形式。年迈的歌德曾说,浪漫是病态的,可他也不愿放弃浪漫。”让我们读读这几本书,来一个浪漫之旅吧!
    原载:《东方早报》2010年6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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