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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水浒传》的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它的语言的地域色彩与其他名著不同。它不像《西游记》、《儒林外史》及《红楼梦》那样，是以一种地方话作为基础方言，形成全书的语言色彩，而是既有大量的山东话，又有大量的江浙话，两种方言构成了全书语言的地域色彩。在社会大众的阅读活动中，山东人或熟悉山东话的人，会觉得《水浒传》基本上使用的是山东话。所以长期以来，《水浒》的语言一直被认为是山东风格；而江浙人或熟悉江浙吴语的人，则认为使用的是江浙吴语，有的学者还专门著文论述“《水浒传》的基础方言是江南吴地的方言”。[1] 《水浒传》语言的双重地域色彩怎样形成的？这种语言特点形成的动因是什么？这双重方言成分是一种简单的混合，还是有机的融合、结合？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水浒传》语言双重地域色彩举例 广大读者之所以有《水浒传》使用山东话和使用江浙话的强烈感受，这是由作品中有大量山东和江浙地区的语言词汇和句式这种客观存在造成的。 我们现在就列出作品中的一些例证，并对有的例证加括号作必要的说明。如所举单词含意难明，则列出一个短语，并将该单词改为黑体字，以表明重点所在。 山东话 俺 娘儿两个 哥儿两个 头口(骡马等大牲畜) 被卧 时辰搭膊(布制的扎在衣服外的宽腰带) 条桌子 土炕 一个甕 门楼 草料场 干粮 晌午 晌午饭 划(主意、主见) 撒泼(放肆) 蒿荐(用麦秸或其他谷草制作的席子) 梯己人(亲信人员) 蒙汗药 挠钩 证见(人证和物证) 财主 做媒 说亲 亲事 扁担 抹布鞋(棉鞋) 便(bian)宜 长工 鏊子(生铁铸成的圆形带有三只短腿做烙饼用的灶具) 妮子(女孩) 舅子 那伙人 鳌鱼(图形首尾相勾连的阴阳鱼) 脊梁 屋脊梁 大尽(大月) 头上疙瘩 货郎 我见他独自个来 趁钱(富有钱财) 作死 好歹 勾搭 鳖拗 寻思 匹腰揪住 瞅他 问酒保借笔砚 不自在 有功夫(时间) 四下里(四周) 今日且喜叔叔家来 捎到 军前觉近便 江浙话 面皮 索 索子 天晓 快活 吃酒 吃惊 吃官司 吃我也杀得快活 箬笠 汤 面汤 茶汤 粟暴 气力 耳光 猢狲 马泊六 没脚蟹 间壁 隔落头(角落头) 角厮底(脚底) 胡梯郎中(医生) 牢头 禁子 家私 鲞鱼 竹榻儿 丈丈 婆婆 姆姆 阿舅 阿哥 老公 娘子 盖老(孤老) 回头人 路歧人 张 张看 撺掇 搅扰 亏煞 受用 省得 晓得 理会 不晓事 向火 消遣 尴尬 晦气 周回(围) 即目 目下 多样时(多时，许久) 个把 转念头 争奈 争些儿 见鬼了 做张做智 酒也吃得 饶你不得 低着头自做生活 在《水浒传》全书中，特别是在鲁智深、林冲、宋江、武松、征方腊等部分，无论是作者的叙述语言还是人物的语言，山东话和江浙话比比皆是，以上属举例性质，只是列出极小的一部分，但仅从这小部分例证就可以看出，它们包含了名词、动词、量词、形容词、代词等实词。在上列两种方言词语中，山东方言词语现今仍在口头使用，江浙方言词语中有少数如“多样时”、“角厮底”则在现今的口语中已经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方言词语，不仅仅是在一个句子中单独出现，往往是同时出现，它们组成的句子顺畅、自然，并不使人有生涩不顺之感。以下列举出这类句子，并对其中的山东话词语和江浙话词语分别在下面加上直线和曲线，以示区别。 母亲说他不得，呕气死了。大哥，你便打点一间房，请叔叔来家过活，休教街坊道个不是。问他讨茶吃。贼猢狲，高则声，大耳刮子打你出去。掇个杌子，横头坐了。捉个交床，坐在打麦场边柳阴树下乘凉。舀了一桶汤。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众人忧的你苦，你却在这里风。且不要慌，我自帮你打捉。有些小事绊住了脚，来迟了一步。熬不得夜。提着桶洗面汤进来。 由以上随手拈来的例句可以看出，山东和江浙这两种方言的词语组成的句子，不是简单的混合在一起，而是在其他语言要素黏合之下，结合、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通观全书，除少数篇章如征辽部分外，大部分篇章都使用山东话和江浙话两种方言，但又不是以一种方言为主，再少量吸收另一种方言，而是两种方言并存并行，而且相互结合、融合，共同构成《水浒传》语言的双重地域色彩。这种总体特征充分表明，作品的语言是以山东方言和江浙方言即吴语方言作为基础方言的。 《水浒传》语言的地域色彩是在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特殊环境的产物《水浒传》语言的双重地域色彩是怎样形成的呢？根据对有关史料的研究可知，这与《水浒传》成书之前水浒说话艺术发展的历史、与宋代“靖康之变”后南北文化交流，其中包括说话艺术中心南移这两个因素直接相关。 我国的说话艺术源远流长。大约在中唐时期，说话已从先秦和魏晋六朝俳优手中自然分化出来，成为一个面向社会大众的独立的艺术品种；到北宋时期，说话进一步发展，分为小说、说铁骑儿、说参请、讲史四家[2]，著名说话人有15人之多，而且有了专题说话艺人，如霍四究是“说三分”的专家，尹常卖是说“五代史”的专家，张山人是“说诨话”(讽刺、幽默)的专家[3]。同时，说话艺人有“瓦舍勾栏”作为自己献艺的固定场地。据史料记载，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的六处瓦舍中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其中最大的“可容数千人”[4]。这些说话艺人的演出吸引了大量观众，他们“不以风雨寒暑”，从早到晚“日日如此”。可以说，当时的汴京是全国的文化也包括说话艺术的中心。 但是，发生在十二世纪二十年代末的“靖康之变”，打断了北宋历史的进程，迫使全国文化中心南移，客观上为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当时，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一方面，金兵将徽钦二帝、后妃宗室、部分朝廷官员和大批工匠伎艺人员以及朝廷御用器物、文物图籍等劫持北去；另一方面，新即皇帝大位的康王赵构，又率领原来朝廷的大批文臣武将渡江南下，于建炎三年(1129)-绍兴五年(1135)三次驻跸杭州，称杭州为行在所。绍兴八年(1138)第四次驻跸杭州时，正式定都于此。金兵攻陷汴京以后，除朝廷文官武将外，还有数以万计的文人学士、商贾富户、工匠伎艺及一般市民，纷纷南渡，到江南许多州郡居住，其中以杭州最为集中。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载：“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于常。”同书卷173绍兴二十六年(1156)载：“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大诗人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云：“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之民，商贾辐辏。”陆游的《剑南文集》卷15《传给事外制集序》一文中也记述：“中外人物悉会于行在。”杭州在北宋时，本来就是经济繁荣、人文荟萃的大城市。柳永的《望海潮》词中曾说杭州“参差十万人家”。按每户5口推断，应是50万人口的大城市。在靖康之变后，在建炎三年、四年，金军两次攻陷杭州，第二次攻陷后火焚全城，城垣民居，化为废墟，残存人口只及原人口的十分之二三[5]。但从建炎初年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这30年间，经过三次北民南迁的大浪潮，外来人口已超过残存的原居民数倍[6]。在此后百年左右，已有人口的自然繁殖，再加上陆续迁入的北方移民，到南宋后期，杭州城区的人口激增至150万之众[7]。 伴随着大量北方移民而来的是，杭州的城市面貌、人文风俗也出现了北方化的特点。一方面，南宋朝廷在杭州大兴土木，仿照汴京的样式，建造新的宫殿、官署，许多重要宫殿、城门都以汴京原有的名称命名[8]；另一方面，杭州北方移民和当地原居民在杭州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中，诸凡街道房舍、酒楼歌肆、瓦舍勾栏、诸行百业、餐饮风味等等，均以汴京为蓝图、为标准进行建造和经营。《都城纪胜》、《梦粱录》和《武林旧事》三书在记述南宋中后期杭州各行各业繁荣兴盛景象的同时，一再指出许多行业是“旧京师(指汴京)人开张”或“多是效学京师人”。例如，杭州的茶肆“插四时花，挂名人家画，装点门面”；酒肆“门首彩画欢门，设红绿杈子，绯绿帘幕，贴金红纱栀子灯，装饰厅院廊庑”，这都是效学汴京风俗。至于杭州的民风民俗，也与汴京相似。如杭州“若见外方人为人所欺，众必为之解救。或有新搬移来居止之人，则邻人争借动事，遗献茶汤……又率钱物，安排酒食，以为之贺”。这种济困扶危的民风都是“效学汴京气象”，与《东京梦华录》记述的汴京民风相同。又如“七夕节”的乞巧活动、互赠的食物果品、市井儿童手执荷叶模仿“摩喉罗”塑像举动等这样的风俗，也是“东京(指汴京)流传，至今不改”。应当指出的是，靖康之变后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并非单向输入，而是双向交流与融合。虽然这方面的史料缺乏，但现在所见的几条记述，仍然透露出个中消息。《都城纪胜》“食店”条记述：“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张”，他们开的“南食店谓之南食，川饭分茶。盖因京师开此店，以备南人不服食北食者。今既在南，则其名误矣”。汴京人开的食店，为了适应、照顾南方人的饮食习惯，不得不学习南食的制作工艺并单开南食店，以满足南方人的需要，这就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和融合。《梦粱录》卷16“面食店”条记述：“向者汴京开南食面店，川饭分茶，以备江南往来士夫，谓其不便北食耳。南渡以来，几二百余年，则水土习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这条记述清楚地说明，经过长期的交流、磨合，在杭州地区人们的饮食习惯已经不分南食、北食，完全融合了。另有《武林旧事》卷3、卷7两处记述，有一位“东京人氏，随驾到此(杭州)”的卖生鱼羹的宋五嫂，在宋高宗游西湖时，被接见并赏赐财物，从此她的生鱼羹名声大振，成为人们竞相品尝的风味。这道菜肴至今已八百余年，盛传不衰，变成地地道道的杭州风味名菜，被载入典籍[9]。这几条史料虽然只是记述的饮食菜肴的状况，但观一叶而知秋色，它们还是有说服力的。 杭州在宋室南渡后，不仅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又是当时中国境内的文化中心。据《梦粱录》、《武林旧事》等记载可知，杭州在南宋中后期，文化娱乐业空前发达、繁荣。当时的文化艺术团体称“社会”。“文士有西湖诗社”，下层群众有蹴社、打球社，锦体社、傀儡社、女童清音社等名目繁多的团体20个 [10]。有瓦舍23处，有包括说话人在内的“诸色伎艺”人员506人，其中仅说话人就有88名[11]，可谓精英荟萃，名家云集，其规模和繁盛程度，远远超出了北宋的汴京。 杭州处在江浙吴语方言区的中部，属于核心地带。吴语在音调、词汇、句式上与北方官话差别较大。靖康之变后大批北方人移入杭州，这必然产生语言、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局面。由于宋高宗率大批朝廷官员进驻杭州、号令全国这种居高临下的政治态势，由于被杭州人称为“西北人”的北方人是以数以钜万计的数量密集涌入，再加上不少人有“随驾到此”的政治色彩，所以，他们所使用的北方官话就是一种强势方言，这种强势方言在集中、成片地进入汪洋大海般的吴语区后，不会被淹没、消失，而会持久地存在下去。同时，数量相对较少的杭州原居民，他们使用的吴语方言，虽然不占优势地位，但因为有周围广大吴语区为依托，他们的方言也不会被北方官话所代替。两种方言在并存并行的局面中，经过长时期的交流、碰撞、磨合，必然会相互吸收，相互融合，这样就形成了以两种方言为基础，既有吴语方言色彩，又有北方官话色彩的混合型的方言。近代语言学家把这种特殊的方言称为“杭州官话”，也有的称为“半官话”。他们经过实地调查发现，这种特殊的方言“它的分布地域有限，大致相当于杭州市区的范围”[12]。有的研究者讲得更为具体：“杭州方言属吴语方言太湖片方言，使用范围很小。东部及南部到钱塘江边，西至九溪、转塘、留下一带，北经拱宸桥至三墩附近，东北经笕桥至桥司之间，比城市五个政区的范围略小一点”[13]。 《水浒传》的语言就是在这种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形成的。 近代以来，学术界公认《水浒传》是在宋元说话艺术的基础上成书的。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的《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这四种话本的名目，应当是最早出现的小本水浒故事。这些小本故事的主人公在宋江三十六人起义之列。宋江等人的起义发生在“靖康之变”前的宣和元年至宣和三年(1119-1121)之间，比“靖康之变”后张浚、韩世忠、刘錡、岳飞等人的抗金活动稍早。后四人抗金故事在《醉翁谈录》里被称作“新话”。在《梦粱录》中记载张浚、岳飞等人的抗金故事又被称作《中兴名将传》，是由一个名为王六大夫的说话人在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讲说。相比之下，《石头孙立》等4个话本的主人公的活动年代只比张、韩、刘、岳抗金活动稍早数年[14]，但在《醉翁谈录》中却被列在一些传统的话本名目之中，而且并未称作“新话”，这就表明，它们的出现会远远早于咸淳年间，大约是在南宋中期，即宋光宗在位期间(1190-1224)，也或许更早一点，在宋孝宗晚年。我认为最早讲说这些水浒故事的，应当是南宋初年南移入杭州的鲁西南籍山东人。这些说话艺人，有的从客居的汴京南下入杭，有的由鲁西南直奔杭州，成为这个新的文化中心的成员。《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条记有“张山人说诨话”。据王灼《碧鸡漫志》卷2载，张山人为山东兖州人，活动于宋神宗、哲宗年间(1068-1093)，他“以诙谐独步京师”。南宋洪迈《夷坚志》卷18载：“张山人，自山东入京师，以十七字诗著名于元祐、绍圣间，至今人能道之。”《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说话艺人均未注明籍贯，但我怀疑山东籍贯的未必只有张山人一人。宋代的南戏《宦门弟子错立身》中描写了一个东平府女艺人到河南府(今洛阳)去演出的情形：“老身赵茜梅，如今年纪老大，只靠一女王金榜作场为活。本是东平府人氏，如今将孩儿到河南府作场多日。”这赵茜梅母女虽然是作品中虚构的人物，但作品写她们的籍贯和前去河南府作场的行径，必然有生活基础和依据。这两条材料都表明鲁西南地区的说话艺人走向大城市献艺的趋向。鲁西南地区的兖州、东平、任城(今济宁市)等州郡，自唐宋以来即人文兴盛；这几个州郡所在的地区又是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义的发源地和南宋初年民间抗金义军活跃的区域，可以为说话艺术提供丰富的生活素材。这个地区的说话艺人在南宋初期经过不同的路途陆续进入新的文化伎艺中心杭州后，一方面讲说传统的说话故事，另一方面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消化、酝酿和揣摩后，独自、也可能与当地书会才人合作，编撰出了《石头孙立》、《行者武松》等这样小本的故事进行讲说。他们以山东人、用浓厚的山东乡音讲说发生在山东的英雄好汉故事，自然会激昂慷慨、声情并茂、神采飞扬，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感染力，因而也会受到新移居杭州的广大北方市民和北方士兵的热烈欢迎[15]。在这些北方受众面前，来自山东的说话艺人并不感到有重起炉灶学用杭州吴语方言讲说的迫切需要。但是，他们毕竟生活在杭州，他们的受众不可能只是北方人，必然也有或多或少的杭州原居民，因此他们在讲说时也就不能不注意适当吸取一些吴语词汇，以吸引原居民。同时，他们的行业晚辈承传人，无论是自己的子侄抑或拜师入门的原居民，这些自幼生长在杭州的年青一代，在严格遵循父老、师尊的说话家数、规矩和口耳相传的水浒故事内容的同时，在讲说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掺入了更多吴语方言词汇和句式。而且年代越久，承传的辈分越多，故事中的吴语方言色彩越重，以致达到了并存并行的程度。经过几代说话艺人淘沙取金、删芜存精般的千锤百炼，水浒故事由小本单传，发展到南宋后期的《宣和遗事》具有整体框架的三十六人的大故事，最后到思想、艺术俱臻成熟的元代后期的“施耐庵的本”，水浒故事的基本内容、篇章结构、语言风格终于定型化，再也容不得后辈艺人随意作出改动了。直到元末明初经罗贯中最后“编次”成为定本的百回《水浒传》，罗贯中虽然作了一些加工和增益，但对我们前面指出的那些基本部分，并未触动，书中这几部分有的在描写上仍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疏漏之处就是佐证[16]。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百回本《水浒传》，其基本部分在语言上仍然呈现着双重地域色彩的原貌。以上所论，就是《水浒传》语言双重地域色彩形成的具体情形和原因。 总之，《水浒传》语言以江浙吴语方言和山东方言为基础方言构成的双重地域色彩，是在南北宋交替之后，在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现象；是当时文化中心南移，大批北方包括山东籍说话艺人移入杭州，说话艺术在一个南北两方的人们群居共处、两种方言并存并行的特殊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而形成的产物。这种双重语言成分，由于经过几代艺人千锤百炼的功夫，它们和谐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放射出强烈的艺术魅力，显示出有别于其他长篇名著的独特风格。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注释： [1]见1986年8月某日《新民晚报》关于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全国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的报道。 [2]见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3][4]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5“京瓦伎艺”，卷2“东角楼街巷”。 [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云：“初见临安府自累经兵火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 [6]同上书卷173。 [7]吴自牧《梦粱录》卷18“户口”条载乾道年间(1165-1173)和咸淳年间杭州附郭钱塘、仁和两县人口分别为14.8万余人和43.2万余人，但未载杭州城区的人口数。当代学者沈冬梅根据史料分析、推断，杭州人口在北宋末年有150万之多，见《宋代杭州人口考辨》，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将《东京梦华录》与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所载的大内宫殿和城门等名称相互对照，杭州有大庆殿、垂拱殿与汴京相同，而大庆殿又随事务和仪式的不同，临时改易殿牌曰文德、紫宸、集英，这也是汴京宫殿旧名。宫禁中的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等阁名，宫禁城门的东华门、西华门也是汴京的旧名。 [9][13]李荣、鲍士杰《杭州方言辞典》第267页“宋嫂鱼羹”条，“引论”。 [10]见《梦粱录》卷19“社会”条。 [11]见《武林旧事》卷6“瓦子勾栏”条、“诸色伎艺人”条。《武林旧事》记载的说话人数量并不完全。近人话本史料专家胡士莹先生另据《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偏安艺流》等多种宋人笔记统计，共得110人。见《话本小说概论》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页。 [1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二章“方言与移民的关系”。 [14]这里是以张、岳等人于靖康之变后开始抗金战争而言，实际上他们的抗金活动延续数十年之久，四人中最后一人刘錡死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 [15]《梦粱录》卷19“瓦舍”条记载：“杭城绍兴间(宋高宗第二个年号称绍兴)驻跸于此，殿岩(又称殿帅，正式名称为殿前都指挥使，统率禁军卫戍国都——引者)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军士是当时瓦舍基本观众、听众的重要组成部分。 [16]见邹振九等《〈智取生辰纲〉的地理疏误》，《水浒争鸣》第四辑。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