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尤利西斯》是詹姆斯·乔伊斯的代表作，是20世纪100部著名小说中的翘楚。T.S.Eliot评价说：这部小说是当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反映，每个人都能从本书中得到启发。(Eliot，424)。相对于乔伊斯的其他作品，《尤利西斯》这部小说很难理解，自出版以来，一直被认为抽象晦涩，总是被曲解误读。这是因为作者运用了意识流手法和象征手法，从而丰富了小说的主题。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我设置了很多谜，足以让教授们忙活了。” 乔伊斯使用了多种象征手法。通过象征手法的运用，尤利西斯这部小说成功地反映了爱尔兰甚至整个世界的全景，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意义的。乔伊斯采用了与荷马(Homer)《奥德赛》对应的结构和框架，借古讽今，整体上具有象征意义。作者将书中三个人物一天的经历与奥德赛十年的漂泊和艰难经历相对应，生动描述了三个都柏林人持续变化的心理活动，揭示了他们的疏离感和孤独感。通过把神话故事与毫无意义的，乃至荒诞的现实生活相结合，乔伊斯将历史与当前、传说与现实、英雄与反英雄进行了对比，由此达到一种讽刺效果。当代尤利西斯(主要人物——布卢姆)是一个俗不可耐、懦弱无能的广告推销员。摩莉(布卢姆的妻子一珀涅罗珀)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业余歌手。而史蒂芬(忒勒马科斯)是一位精神空虚、意志消沉的青年教师。正如J.W.Beach所说：“将古希腊英雄与当时爱尔兰的瘫痪状态并置，很明显是一种讽刺的说明。”(Beach，416)。显而易见，史诗与现实的对应产生了一种广泛而深刻的象征意义。 近几年，文学评论界对《尤利西斯》中的两位主要人物——布卢姆和史蒂芬已有定论，认为他们是爱尔兰民族边缘文化和艺术边缘文化的化身。但是对于小说中唯一的女性——摩莉的解读仍然停留在性别诠释的框架之内。她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通常被批判为荡妇。然而最近她从文化的角度被解读为“布卢姆通向永恒的护照”。一些评论家认为她是世界文化的化身，这意味着摩莉是摈弃了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偏见的富于广泛的包容性和无限生命力的化身，她与数个性伙伴的关系乃是爱尔兰民族文化和英国文化杂交的象征模式。摩莉的形象寄托了乔伊斯对爱尔兰民族文化的期望以及他的世界文化理想。(申富英) 在对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进行多角度的刻画后，乔伊斯将描述重心转向了摩莉。她出生在直布罗陀，父亲是一位军官。一开始她并没有直接出现在读者面前，直到最后一章。在这一章她进行了长达40多页无标点的内心独自。“最后一个词是留给珀涅罗珀的。”(schwarz，258)。从小说的意义来看，乔伊斯对摩莉的刻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摩莉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是“圣灵”。对乔伊斯来说，完成这部小说非常必要。因为这是关于他如何超越史蒂芬所代表的年轻自己的局限的故事；是通过反英雄犹太人布卢姆对现代爱尔兰社会的解剖；是对统一欧洲文明主要时期的基本模式的发现。而这些都是通过摩莉表现出来的。 从象征主义的角度来看，摩莉扩展了小说的宇宙意义。一方面，她是一个粗俗性感的、有活力的、没多少文化的女性，致力于追求自身的快乐。但她又欣赏丈夫的品质。她的观念和方式让我们很难把她的独自解读为简单的隐喻或讽喻。另一方面，她又成就了小说的隐喻模式。很明显，她从空间上扩展了小说，包含了人类之前或至少个人之前的意识世界。这样，摩莉代表了《尤利西斯》中很重要的价值。她对世界的看法是唯我主义的，但她并没有因她的观念而麻痹。 创造摩莉这个人物有多个目的。她是寻找精神家园的布卢姆的家的意象，也是史蒂芬渴望成熟、完善自我的目标。对于布卢姆来说，摩莉是新的耶路撒冷。乔伊斯将耶路撒冷描写为一个如花般的少女。“沙漠里的玫瑰，峡谷里的百合”(Schwarz，263)。布卢姆也把摩莉与花联系在一起，而摩莉也欣然接受这样的联系：“对啦!他说我是山里的一朵花儿”(尤利西斯，1199)。摩莉也是史蒂芬所需要的。我们应该记得，当史蒂芬离开布卢姆家走在夜色中，他并不满足，他问自己“该我了?什么时候?”(Schwarz，267)因为摩莉讽刺性地实现了史蒂芬那个被一个手拿甜瓜的人引领的梦。“那个人替我引路，对我说话。我并不曾害怕。他把手里的甜瓜递到我面前。漾出微笑，淡黄色果肉的香气……”(尤利西斯，100)。当布卢姆亲吻摩莉时也把她的屁股比作馨香的瓜。难道布卢姆没有返回迦南并为史蒂芬指明道路吗?正因为耶路撒冷是长期遭受痛苦的犹太人希望的象征，摩莉变成了布卢姆和史蒂芬希望的化身。 从隐喻结构来看，摩莉可能是荷马式原型的隐喻，也可能是诺拉的隐喻。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扮演了激励艺术家创作的传统缪斯的角色。艾尔曼(Ellmann)曾写道：“尤利西斯如一首诵诗；爱是它创作的源泉。”(Ellmann，James Joyce，379)。乔伊斯认为诺拉在他的创作中起到关键作用。他写道：“噢，让我进入你的灵魂……这样我就可以成为我民族的真正的诗人。当我这样写的时候，诺拉，我能感觉得到”(Joyce，Selected Letters，169)乔伊斯认为诺拉使他重生。这些让我们想起了在“伊大嘉”的最后，布卢姆请求摩莉让他重生。 躺在床上半梦半醒，满脑子是性，摩莉成功的展现了身体的史诗。摩莉代表了爱尔兰的希望，好像她那淫荡的、自我补充的能量将英国殖民者和罗马天主教双重压迫推向一边，暗示了她将会生存下来并超越它们。她变成了象征爱尔兰的那位老妇人——“贴雷马科”中的送牛奶的老妪。(尤利西斯，42)她也变成了达奴——凯尔特生殖女神，从而替代了之前无生育力的爱尔兰的女性形象。布卢姆曾让摩莉往他的茶里加牛奶，这正强调了她取代了送牛奶的老妪，象征着无限的潜能和旺盛的生殖力。史蒂芬在小说第一章也注意到了那位老妇人，让他失望的是，她认同穆利根而轻视了他。这表明史蒂芬在本国不被接纳，才华得不到施展。 通过乔伊斯将爱尔兰比作以色列的事实，我们认识到小说中摩莉与布卢姆的团圆代表了爱尔兰迟早要回归的可能。我们发现摩莉的形象遍布于恢复圣地的梦中。也许小说的高潮部分是布卢姆在“瑙西卡”末尾的冥想，总结为“多年的岁月回来下端阿根达斯神魂颠倒可爱的给我看她那第二年抽屉里返回下一个她的下一个”(尤利西斯，675)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流亡者、一个寻求归途的思乡人，布卢姆是传统的一部分。他把新耶路撒冷作为自己长期探寻的目标。 对一些读者来说，“摩莉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因为她不关心政治，漠视死亡和道德，而且不在乎别人的感受。”(French，250)在他们眼里，摩莉是一个富于启示性的反常者。事实上，作者创造这个形象是为了象征人物自身之外的东西。从摩莉的独自中我们看出.她是一个复杂但不世故的人。摩莉在自己的想象中重造现实，她代表了乔伊斯的情感以及《尤利西斯》中的潜在的浪漫。(Schward，269)她的独自揭示了她现在乃至以前生活的本质。比如，她将布卢姆看做太阳的形象说明了她对布卢姆非凡气质的认同，因此她最后下定决心再给布卢姆一次机会：“好吧，我愿意，好吧。”(尤利西斯，1200)，暗示了她对布卢姆的认同。她与布卢姆在霍斯岬角的第一次约会，那萦绕在脑海与布卢姆的愉快的记忆，令人回味。小说的结尾是一出表演，是摩莉性的激情爆发。在摩莉与布卢姆的生活中，“好吧”暗示了想象的力量，唤起过去展望未来。 作者在最后不仅给予了历史性的肯定，读者从中期待在将来各种关系可以恢复，最后一部分同样也作出了共时性的肯定。通过以大写的“yes”开始，以“yes”结束，并把字母“y”、“e”、“s”倒置，乔伊斯确认了他历史循环和共时的观点。他还暗示了人类生命的延续。这样，“yes”就是处在小说中心的位置，向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历史文学人物辐射，源于现今并回归于此。(schwarz，272)“生命的河流”在小说中是一个人体进程的隐喻，也是历史重要相似性的隐喻。因此，摩莉的独自表明了人类生命的延续是一种价值，同时也对小说的暗藏主题——历史是其本身的重复构成挑战。与自然和性的复活相联系，摩莉变成了生命河流的象征“我真爱花儿呀恨不得让这房子整个儿都漂在玫瑰花海上天上的造物主啊啥也比不上大自然蛮荒的山啦大海啦滚滚的波浪啦再就是美丽的田野一片片庄稼地里长着燕麦啦小麦啦各种各样的东西一群群肥实的牛走来走去看着心里好舒坦呀河流湖泊鲜花啥样形状香味颜色的都有连沟儿里都绽出了报春花和紫罗兰，这就是大自然……”(尤利西斯，1198)她的意识流变成了使智力、精神、艺术的成长成为可能的能量的最终象征。她的想象使一切变成了对她意愿有利的事情。 总之，《尤利西斯》是充满实验性和创造性的一部文学作品。自出版以来，人们极其关注小说中所运用的意识流手法。然而，象征手法的运用同样很重要。乔伊斯认为，一部小说的成功取决于其丰富的内涵。这部晦涩的作品能反映出现实生活的经历和不确定性，对其解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生命的意义，获得秩序与和谐。作为小说中最重要的女主人公，摩莉这个有争议的人物使小说内容更加丰富。摩莉是一个美丽、性感、浪漫、精力充沛的女人，代表了爱尔兰的希望。正如斯图亚特·吉尔伯特(Stuart Giibert)所言，摩莉和多个性伙伴的关系象征着爱尔兰文化和英国文化的杂糅，摩莉这一形象象征着乔伊斯对爱尔兰民族文化的希望和他的世界文化理想。 原载：《山花》2010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