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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对封建王朝败亡规律的揭示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陈辽 参加讨论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但秦王朝到二世就灭亡了。以后,每个新建立的封建王朝无不吸取了前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他们都没有总结过封建王朝何以败亡的历史规律。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他已对秦王朝至元王朝败亡的历史过程十分熟悉,而他又是个对历史现象善于思考的小说家,加之东汉末年至三国覆灭的全部史实,又恰好是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王朝败亡的历史规律,于是,他在《三国演义》的创作中,便对封建王朝何以覆灭这个大问题,作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回答。自然,罗贯中不是社会科学家,他也不可能在小说中写历史论文,但是,形象大于思想,通过对东汉王朝及魏、蜀、吴三个小王朝先后灭亡的这一历史真实的具体的、形象的、审美的描写,罗贯中确实揭示了封建王朝何以败亡的若干规律。
    (一)
    当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历史上已发生过秦末陈胜、吴广的农民大起义,西汉末年的赤眉农民大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农民大起义,隋末的农民大起义,元末的农民大起义。虽然罗贯中并不支持农民起义,把起义人员称之为“贼”,但他的现实主义使他不能不看到,正是农民起义冲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造成了封建王朝的灭亡。
    《三国演义》第一回,就是从农民起义写起的。他写张角、张宝、张梁兄弟三人,张角入山采药,遇一老人,因此得道。中平元年正月,疫气流行,张角散布符水,为人治病,自称“大贤良师”,很得民众拥护,“青、幽、徐、冀、荆、襄、衮、豫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张角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张角的“徒众日多”,“乃立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称为将军”。张角与弟弟张宝、张梁商议:“至难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顺,若不乘势取天下,诚为可惜。”于是发动起义,自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张角对民众鼓动:“今汉运将终,大圣人出。汝等皆宜顺天从正,以乐太平。”结果,“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贼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靡”。在这些如实描写中,除了按照传统习惯,将农民起义称为“贼”外,看不出作者对黄巾起义有多大敌意。尽管黄巾起义被朝廷派遣的卢植、皇甫嵩、朱儁的精兵和地方政府的武装镇压下去了,张角、张梁死于战争之中,张梁被内部叛徒刺杀,但黄巾余党仍“聚众数万”,“称与张角报仇”。东汉末年的这场农民大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汉王朝。朝廷威信大大降低;军力、财力损失至巨;可以说,东汉王朝至此已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
    罗贯中能看出并写出,是农民大起义撼动了东汉王朝的基础,加快了东汉王朝的败亡,这在封建时代里是很不容易的。
    (二)
    重用宦官,导致宦官专政,必然导致封建王朝灭亡,这是《三国演义》揭示的又一历史规律。
    秦始皇是个至今仍有争议的人物。他统一中国有功,晚年独裁有过。他信用宦官赵高,就是他的一大错误。所以,西汉王朝始终不让宦官得势,到了东汉末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三国演义》写道:东汉“分为三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桓帝死后,灵帝即位,“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中涓乃侍从的臣子,指太监)自此益横”。太监“横”到什么程度呢?光和元年,“种种不祥,非止一端”,议郎蔡邕上疏,以为“乃妇寺(寺是寺人,即侍人,也是指太监)干政之所至,言颇切直。帝览表叹息,因起更衣”。这一切,被曹节看在眼里,“遂以他事陷邕于罪,放归田里”。这是说,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太监的监控之下,而且太监可以让他们不喜欢的人获罪。“后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于是触发黄巾起义。刘备讨黄巾有功,郎中张钧启奏:“黄巾造反,其原皆十常侍卖官鬻爵,非亲不用,非仇不诛,以致天下大乱,今宜斩十常侍,悬首南郊,遣使者布告天下,有功者重加赏赐,则四海自清平也。”不料十常侍反诬“张钧欺主”,“令武士逐去张钧”。十常侍共议:“此必破黄巾有功者,不得除授,故生怨言。权且教省家,铨注微名,待后却再理会未晚。”因此,有大功的刘备只当个安喜县尉。不仅如此,“十常侍既握重权,互相商议,但有不从己者,诛之,赵忠、张让差人问破黄巾将士索金帛,不从者奏罢职”。汉灵帝又封赵忠等为车骑将军,张让等十三人皆封列侯,“朝政愈坏,人民嗟怨”,“于是长沙贼区星作乱;渔阳张举、张纯反;举称天子,纯称大将军。表章雪片告急,十常侍皆藏匿不奏”。大臣刘陶、陈耽入宫进谏,汉灵帝“怒,命牵出”,两人皆下狱。“是夜,十常侍即于狱中谋杀之”。汉灵帝死后,国舅何进用事,谋诛十常侍,接受袁绍的意见:“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曹操反对这个坏主意:“宦官之祸,古今皆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若欲治罪,当除元恶,但付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败也。”何进不听。结果,何进反被张让等人所杀。虽然十常侍后来被袁绍诛杀,但因宦官专政而召来的西凉刺史董卓入都后,却胡作非为,将朝政搞得一塌糊涂,留下了东汉王朝日后败亡的大隐患。后来,蜀汉刘禅当上皇帝后,诸葛亮有一次伐魏,取得胜利,宦官听信流言,“说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将篡国”,建议后主“可诏还成都,削其兵权,免生叛逆”,遂使那次北伐无果而归。姜维北伐中原,斗阵破邓艾,邓艾派党均携带珍珠宝物,到成都结连宦官黄皓,“布散流言,说姜维怨谗天子,不久投魏”,后主听信,“即遣人星夜宣姜维入朝”,也使姜维那次北伐“半途而废”。邓艾偷渡阴平,又是黄皓隐瞒军情:“此诈传耳。神人必不肯误陛下也。”蜀汉之亡,宦官的确负有很大责任。所以,《三国演义》把宦官专政视为封建王朝败亡的必然规律是正确的。唐宪宗死在宦官手里;唐代后期皇帝的废立都由宦官操纵,终于导致唐王朝覆灭,也证明了《三国演义》对这一规律的揭示符合历史实际。
    (三)
    再次,《三国演义》又揭示,皇帝专任某一大臣或某一军帅,让其拥兵自重,必然导致其篡位自立,这又是封建王朝败亡的一个规律。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为魏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曹操的儿子曹丕称帝,还能自掌军权,多次御驾征吴。但他的儿子曹叡就不同了,他把司马懿当作靠山,“遣使持节,复司马懿官职,加为平西都督,就起南阳诸路军马,前赴长安”,对抗诸葛亮。随着司马懿军事上的胜利,曹叡对司马懿越来越重用,“命司马懿为大都督,凡将士悉听量才委用,各处兵马皆听调遣。”曹叡临死前,竟把司马懿当作托孤的大臣:“朕幼子曹芳,年才八岁,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勋旧臣,竭力相辅,无负朕心。”曹叡死后,没多长时间,司马懿诈病赚曹爽,夺得了全部兵权。从此,傀儡曹芳,令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同领国事”。其后,司马昭大权独揽,废曹芳,立曹髦。曹髦写《潜龙诗》,谓:“龙者君象,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在井中,是幽囚之兆也。”司马昭闻之大怒,对贾充说:“此人欲效曹芳也!若不早图,彼必害我。”于是指使贾充、成济杀死曹髦。最后,让他的儿子司马炎篡魏,颠覆了魏王朝。司马懿、司马昭父子以大臣兼军帅掌握兵权,专制朝政,篡夺旧王朝的政权,在封建社会里具有普遍性。南北朝时期,大臣兼大将刘裕,拥兵自重,取代了东晋王朝,建立了刘宋王朝。大臣萧道成执掌政权,乘宋明帝大杀宗室和文武大臣,又取代了刘宋王朝。大将陈霸先,灭梁称帝,建立了陈朝。五代末期,大将兼大臣赵匡胤搞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又取代了后周王朝,建立了宋王朝。其中,有些大臣或大将,本人倒不一定想做皇帝,但因为他集中了全国性的军权,自有他的部下拥立他为帝,以便他们取得荣华富贵。如萧道成(齐高帝),出身“布衣素族”,“原来并没有夺取帝位的野心”[1],但后来部属拥立,由不得自己了。赵匡胤称帝,是半推半就。部下给他披上黄袍,他也就成了兵变的胜利者,当上了皇帝。当某个历史人物被推上掌握全国性军权的地位时,或者是他本人乘机夺取前王朝的政权,或者被部下拥护成新皇帝,都是历史事实。所以,《三国演义》对这一历史规律的揭示,也具有普遍性。
    (四)
    因董卓乱政,曹操矫诏给诸镇:在历数董卓罪行后,“今奉天子密诏,大集义兵,誓欲扫清华夏,剿灭群凶。望兴义师,共泄公愤;扶持王室,拯救黎民。檄文到日,可速奉行”。由是,各镇诸侯,起兵相应,共十八镇诸侯。他们是袁术、韩馥、孔伷、张超、刘岱、王匡、张邈、乔瑁、袁遗、鲍信、孔融、陶谦、马腾、公孙瓒、张扬、孙坚、袁绍。此后,各镇诸侯的势力有消有长,并出现了新的诸侯。诚如《三国演义》最后一首古风所言:“孙坚孙策起江左,袁绍袁术兴河梁;刘焉父子据巴蜀,刘表军旅屯荆襄;张燕张鲁霸南郑,马腾韩遂守西凉;陶谦张绣公孙瓒,各逞雄才占一方。曹操专权居相府,牢笼英俊用文武;威镇天子令诸侯,总领貔貅镇中土。楼桑玄德本皇孙,义结关张愿扶主……”《三国演义》作者认为,方镇割据,架空朝廷,是封建王朝走向灭亡的另一历史规律。
    可以说,《三国演义》自第五回“发矫诏诸侯应曹公”起,至“赤壁之战”止,写的全是各镇诸侯之间的斗争和战争。先是写曹操如何“移驾幸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后写袁术与吕布如何恶斗;曹操怎样消灭吕布;再写曹操与袁绍战斗,最后袁绍失败;又写孙策、孙权兄弟在江东崛起,在兼并过程中“碧眼儿坐领江东”;再写荆州刘表保守,引进刘备自卫;但刘表死后,刘琦、刘琮兄弟相争,刘琮投降了曹操。在赤壁之战前,除西凉马腾、韩遂未平定,西川汉中未归顺外,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孙权已占有东南半壁江山。整个中国都不受朝廷节制,东汉王朝基本上已被完全架空了。通过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描写,《三国演义》揭示了存有方镇割据是封建王朝必然灭亡的又一规律。
    《三国演义》对这一规律的揭示,又为东汉以后的历史所验证。唐代中期安(禄山)史(思明)之乱后,也是方镇林立,架空了朝廷。虽说唐宪宗曾暂时平藩成功,但方镇的势力依然强大。其后,“方镇叛乱再起,直到唐亡,并未改变割据的情况,而且从割据走向分裂了”[2]。唐王朝灭亡后,一方面是梁、唐、晋、汉、周的中原政权;另一方面则是由方镇衍化而成的五代十国:钱所建的越国、杨行密所建的吴国、李昪所建的南唐、王审知所建的闽国、刘隐所建的南汉、马殷所建的楚国、高季兴所建的荆南国、王建所建的前蜀国、孟知祥所建的后蜀国、刘崇所建的北汉国。方镇割据的确导致了旧王朝的灭亡。其实,在西汉时期,就曾发生过吴、楚七国之乱;在西晋时期,曾发生过“八王之乱”,这是同姓王搞方镇割据而造成的叛乱。七国之乱幸被周亚夫平定;八王之乱则造成西晋王朝的垮台。可见,方镇割据是导致封建王朝灭亡的另一历史规律。
    (五)
    《三国演义》作者还以其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察知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大搞声色犬马,造成丧失民心、丧失多数朝臣拥护的后果,又必然导致封建王朝的迟早倒台。
    魏国之亡,在公元265年,但魏国的转折点却在曹叡青龙三年(235),即在三十年前。《三国演义》写是年三国各不兴兵,曹叡便在许昌,“大兴土木,建盖宫殿;又于洛阳造朝阳殿、太极殿,筑总章观:俱高十丈;又立崇华殿、青霄殿、凤凰楼、九龙池,命博士马钧监造,极其华丽;雕梁华栋,碧瓦金砖,光辉耀日”。又“选天下巧匠三万余人,民夫三十余万,不分昼夜而造。民力疲困,怨声不绝”。曹叡还“降旨起土木与芳林园,使公卿皆负土树木于其中”。大臣进谏,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斩首。曹叡公开他大兴土木的目的所在:“朕建高台峻阁,欲与神仙往来,以求长生不老之方。”马钧奉承魏主,说长安宫中有一柏梁台,台上立一铜人,手捧一盘,名曰“承露盘”,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取此水用美玉为屑,调和服之,可以返老还童”。于是曹叡命马钧“引人夫星夜至长安,拆取铜人,移置芳林园中”。铜人、承露盘运来后,曹叡又下令将百万斤的铜柱打碎,运来洛阳,铸成两个铜人,号为“翁仲”,列于司马门外;“又铸铜龙凤两个,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立在殿前”;“又于上林苑中,种奇花异木,蓄养珍禽怪兽”,可谓穷奢极欲,劳民费力之极。他“又降旨广选天下美女,入芳林园中”,以满足其淫欲,由是,不只民怨沸腾,而且多数朝臣也从此不再忠于曹魏,而偏向司马氏了。所以说,曹魏灭亡,亡于曹叡。东吴之亡,则亡于孙皓“奢侈无度,公私匮乏”,“又大兴土木,作昭明宫,令文武各官入山采木”。孙皓的所作所为,与曹叡如出一辙。蜀主刘禅,则“日与宦官黄皓在宫中游乐”,“每日只在宫殿中饱宴欢乐”。魏、吴、蜀三个小王朝的败亡,都与君主的享乐无度、滥用民力分不开。
    《三国演义》对封建王朝败亡的这一规律的揭示,也为历代王朝的败亡史所证实,秦始皇的大起民夫造阿房宫;隋炀帝的穷奢极欲,大造宫室;宋徽宗的荒淫游乐,大兴花石纲,起造园林,都导致了秦王朝、隋王朝、北宋王朝的灭亡。
    总之,作为一个小说家,罗贯中能够通过作品揭示封建王朝何以败亡的历史规律,给后来的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给后代的读者提供启示,这不仅是以往小说家所不曾有过,而且开了后代历史小说“以史为鉴”的先河,具有长远的社会价值和指导意义。继承与发扬这一优秀的创作传统,应该是今天从事历史题材创作的小说家们不容规避的义务!
    注释: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2页。
    [2]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274页。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4期,总第9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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