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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传递正统观念的“过客” ——从《三国演义》孔融与曹操的关系说起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卫绍生 参加讨论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孔融与曹操是死对头,二人的关系从来就是水火不容。《三国演义》也正是按照这一思路,来表现孔融与曹操的关系。虽然孔融在《三国演义》中只是一个“过客”式的人物,但他毕竟是汉末最为著名的文士,显赫的家世也为他增加了不少光环。小说作者在表现汉末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无法回避孔融这样一个人物。从《三国演义》的有关描写来看,作者显然是要借孔融这样一个“过客”式的人物,强化正统观念,突出忠奸之争,宣扬自东晋而来的蜀汉正统观念。
    一、孔融与曹操的关系曾经甚为融洽
    在探讨《三国演义》中孔融与曹操的关系之前,有必要首先对作为历史人物的孔融与曹操的关系进行简要梳理。
    孔融字文举,鲁国(治今山东曲阜)人,孔子20世孙,汉末名士。他和曹操生活在同一时代,许多因缘机遇把二人牵扯到一起,使二人在建安之前就有了交往。司马光《资治通鉴》述汉献帝建安元年(196)事,对孔融有如下记载:
    北海太守孔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讫无成功。......黄巾来寇,融战败,走保都昌。时袁、公孙首尾相连,融兵弱粮寡,孤立一隅,不与相通。左承祖劝融宜自托强国,融不听而杀之,刘义逊弃去。青州刺史袁谭攻融,自春至夏,战士所余裁数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犹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夜陷,及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曹操与融有旧,征为将作大匠。[1]建安元年之前,孔融与曹操曾同朝为官。自中平元年起,孔融先后任大将军何进掾属、侍御史、司空掾,中平三年拜北中军侯,迁虎贲中郎将;中平元年,曹操亦在朝为官,先后拜骑都尉、议郎,中平三年征为都尉。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孔融为北海相,屡受黄巾军侵扰。初平三年(192),曹操自任兖州刺史,追黄巾军至济北,“受降卒三十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2]。孔融和曹操既同朝为官,外任时又毗邻为官,自然应该有不少相识和相会的机会。
    汉献帝初都许,孔融与曹操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建安元年八月,曹操奉汉献帝都许,紧接着把正处于落魄之中的孔融请到许都,任命为将作大匠。这个时候的曹操,兴义兵而奉天子,以安天下为己任,深得孔融的信任与爱戴。孔融曾写诗颂扬曹操,并多次向曹操进言献策。曹操对孔融也是信任有加,建安二年命孔融持节至邺城,拜袁绍为大将军,同年又升孔融为少府。曹操还从孔融之议,把已被罢官的太尉杨彪释放出狱,又根据孔融的建议,对有辱使命的已故太傅马日磾既不追究,亦不加礼。
    最能证明建安初年曹操与孔融关系比较融洽的一件事,发生在建安三年(198)。这一年,大将军袁绍致信曹操,要曹操杀掉太尉杨彪和少府孔融等人:
    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尘垢之间,为庸人之所陵陷,可胜怨乎?高祖赦雍齿之仇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绍以公外托公义,内实离异,深怀怨望。[3]为了保护孔融等大臣,曹操不惜与袁绍结怨,很能说明此时的曹操
    对孔融友好的态度。由于二人关系比较融洽,孔融对朝政则是知无不言,常常向朝廷建言献策。建安四年,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等人,鉴于天下大乱、刑罚不足以惩恶的现实,建议恢复肉刑。尚书令荀彧博访百官,亦欲旧话重提。孔融作《肉刑议》,建议不要恢复肉刑,以为“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结果是“朝廷善之,卒不改焉”。[4]此时曹操为丞相,大权独揽,所谓“朝廷善之”,等于是说曹操赞成孔融的建议。
    建安五年至九年(200~204),曹操与孔融的关系尚无恶化的迹象。孔融在建安九年所写的《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可以为证,文章开篇“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数语,叙二人年齿,言辞亲切,表明二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泛泛。
    建安九年之后,孔融与曹操的关系急转直下,公开对立成为常态。孔融与曹操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攻下邺城之后,北方基本稳定,曹操的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王粲《英雄记》所记曹操在南皮之事,清楚地反映出这种变化:“建安中,曹操于南皮攻袁谭,斩之。操作鼓吹,自称万岁,于马上舞。”[5]这种反常举动正是曹操内心深处积蓄既久的真实情感的流露,“自称万岁”也正是曹操真实思想情感的自然表现。
    曹操心态的变化,促使孔融与曹操的矛盾公开化。建安九年八月,曹操攻下邺城,为其子曹丕纳袁熙妻甄氏。孔融作书给曹操,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隐晦地羞辱曹操父子;曹操占领邺城之后,准备把邺城建为大本营。孔融闻讯,上书请求依古制,京畿之内不封建诸侯,以防止曹操有僭越之举。曹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怨正议,虑鲠大业”[6]。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平定北方。孔融作书与曹操,以为“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讥讽之意甚为明显;曹操因年成饥谨,颁布禁酒令。孔融再次发难,作《难曹公禁酒书》和《再难曹公禁酒书》,上书争之,且语多侮慢。
    曹操对孔融的公然作对忍无可忍。御史大夫郗虑明白曹操的心思,上表奏免孔融,所谓“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8]。建安十三年,曹操又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孔融,借机杀害了孔融。事后,曹操又颁布《宣示孔融罪状令》,说孔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9]
    从以上简要梳理可以看出,孔融与曹操的关系大体经历了融洽、疏离和交恶三个阶段。自中平初年至建安四年的十几年间,孔融和曹操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而孔融公开和曹操作对,则是在建安九年之后,前后仅有4年。但是,《三国演义》为了宣扬蜀汉正统观念,无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有意把孔融摆在曹操的对立面,在对立中传递作者“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
    二、《三国演义》刻意把孔融置于曹操的对立面
    孔融在《三国演义》属于“过客”式的人物,从第11回第一次出现,到第40回被曹操杀害,前后跨度29回,孔融总计才出现了5次。对于这样一个“过客”,小说作者对有关情节进行了虚构和重组,以服务于整体创作的需要。最为明显的是,孔融每一次出现都直接或间接与曹操有关系。尽管每次出现作者着墨有轻重之分,但在孔融与曹操的关系处理问题上,却是明显地在宣扬自东晋习凿齿而来的“尊刘抑曹”的正统观念。
    孔融第一次出场,出现在为徐州牧陶谦解围的战场上。曹操为报杀父之仇,起兵讨伐陶谦。陶谦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派糜竺去向北海太守孔融求救。作者借孔融第一次出场的机会,表现了孔融对曹操和刘备的不同态度,为孔融与曹操的对立埋下了伏笔。
    孔融在回答糜竺发兵救援的请求时说:“吾与陶恭祖交厚,子仲又亲到此,如何不去?只是曹孟德与我无仇,当先遣人送书解和。如其不从,然后发兵。”孔融说到曹操时,仅一句“与我无仇”,至于二人之前是否相识、有无交往,则没有提及。从作者的叙述中,读者看不出孔融与曹操“有旧”这样一个事实。同样是在第11回,孔融因被黄巾军围困而固守城池以待救兵的时候,对太史慈说:“吾闻刘玄德乃当世英雄,若请他来相救,此围自解。”此时,刘备为平原相,除桃园结义的关羽、张飞之外,手下缺兵少将,在汉末大乱中还没有什么惊人的表现。说此时的刘备是当世英雄,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作者掀过孔融与曹操是老相识不提,而对未曾谋面的刘备,孔融似乎十分了解,竟把解除危难的希望寄托在刘备身上。孔融发兵来解徐州之围,依山下寨,远远地与曹操对垒,完成了二人的第一次战场相见。作者对孔融的出场采取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一开始就把孔融摆在曹操的对立面,目的是要突出孔融对曹操和刘备的不同态度。
    孔融的第二次出场在第20回。曹操因太尉杨彪与袁术有亲戚关系,惧怕杨彪与袁术里应外合,“乃密使人诬告彪交通袁术,遂收彪下狱,命满宠按治之”。孔融闻讯,出面为杨彪求情。小说这样写道:“时北海太守孔融在许都,因谏操曰:‘杨公四世清德,岂可因袁氏而罪之乎?’操曰:‘此朝廷意也。’融曰:‘使成王杀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操不得已,乃免彪官,放归田里。”杨彪官居太尉,位高权重。曹操要杀之,朝廷之中竟无一人出面为其说情,岂不奇怪?其实,这正是小说家要追求的效果。正是无人敢言,孔融出面为杨彪求情,才更加彰显出孔融与曹操的对立。毛宗岗于此评道:“彪则幸免,而操之忌融,自此始矣。”[10]此言谬矣!太尉杨彪位高权重,四世清德,曹操要把他杀掉,何必顾忌孔融?作者如此安排,是有意把孔融摆在曹操的对立面,强化孔融与曹操的对立。也许小说作者过于执着于这一点了,竟把孔融此时的官衔给搞错了。曹操欲杀太尉杨彪一事,发生在建安二年,此时孔融已经在许都,且已升任少府,早就不是北海太守了。
    既然是对立面,那么,孔融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场一定要和曹操对着干才行。为此,作者煞费苦心。譬如第22回孔融第三次出场,曹操患头风卧病在床。左右将袁绍讨伐檄文传进,曹操读檄文后,“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聚众谋士商议迎敌。小说写道:
    孔融闻之,来见操曰:“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荀彧曰:“袁绍无用之人,何必议和?”融曰:“袁绍士广民强。其部下如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皆智谋之士;田丰、沮授皆忠臣也;颜良、文丑勇冠三军;其余高览、张郃、淳于琼等俱世之名将。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彧笑曰:“绍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颜良、文丑,匹夫之勇,一战可擒。其余碌碌等辈,纵有百万,何足道哉!”孔融默然。操大笑曰:“皆不出荀文若之料。”
    这里似乎是写孔融与荀彧之争,但曹操“皆不出荀文若之料”一句话,表明荀彧实际上是曹操的代言人,孔融与曹操之争,通过与荀彧的争论表现了出来。这是孔融与曹操之争中惟一的一次“默然”。孔融的“默然”,固然可以作多种解读,可以是理屈,可以是服输,也可以是不屑。沉默是金,沉默是最大的轻蔑。孔融的“默然”是否具有轻蔑和不屑之意,读者自己可以品味。
    孔融自建安二年升任少府之后,长期居少府之任,负责掌管宫中服御、膳食、珍宝诸物,是皇宫大总管。至于军国大事,则非其职分所在。但是,《三国演义》中的孔融对军事却很感兴趣,他不仅建议曹操与袁绍议和,而且在曹操准备征讨刘备时,出面劝阻。第23回这样写道:“却说曹操欲斩刘岱、王忠。孔融谏曰:‘二人本非刘备敌手,若斩之,恐失将士之心。’操乃免其死,黜罢爵禄,欲自起兵伐玄德。孔融曰:‘方今隆冬盛寒,未可动兵,待来春未为晚也。可先使人招安张绣、刘表,然后再图徐州。’操然其言,先遣刘晔往说张绣。”表面看来,曹操不仅没有与孔融发生冲突,而且还采纳了孔融的建议,仔细分析,却可以看出孔融是在有意回护刘备,先说刘岱、王忠本非刘备敌手,意在长刘备志气;再说招降张绣、刘表,转移曹操的注意力。毛宗岗于此评论说:“孔融心向玄德,来春之说,乃缓辞耳!”可谓洞悉孔融之心。
    曹操招降张绣之后,即命绣作书招安刘表。荀攸举荐孔融去招安刘表,孔融却推荐祢衡。他对荀攸说:“吾友祢衡,字正平,其才十倍于我。此人宜在帝左右,不但可备行人而已。我当荐之天子。”招安张绣、刘表之事,原是孔融向曹操建议的。就在曹操采纳其建议准备实施的时候,孔融却上表汉献帝,推荐祢衡,把曹操凉在了一边。毛宗岗以为,作者在这里“不曰荐之丞相,而曰荐之天子,我知正平固不为操用者也”。作者更深层的意思是,孔融只知有天子,而不知有曹操,无意间流露出孔融对曹操的态度。当祢衡不为曹操所用,当众击鼓骂曹的时候,孔融惟恐曹操杀害祢衡,出面打圆场说:“祢衡罪同胥靡,不足发明王之梦。”孔融举荐祢衡,原是要祢衡借机立功扬名,孰料却因此而把祢衡送上了不归路,致使祢衡命丧黄祖之手。
    孔融最后一次出场,在《三国演义》第40回。建安十三年秋,曹操亲自统帅大军,准备南征刘备。孔融闻讯,出面劝阻。小说写道:
    太中大夫孔融谏曰:“刘备、刘表皆汉室宗亲,不可轻伐;孙权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险,亦不易取。今丞相兴此无义之师,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刘备、刘表、孙权皆逆命之臣,岂容不讨!”遂叱退孔融,下令:“如有再谏者,必斩!”孔融出府,仰天叹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败乎!”时御史大夫郗虑家客闻此言,报知郗虑。虑常被孔融侮慢,心正恨之,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日每每狎侮丞相,又与祢衡相善,衡赞融曰‘仲尼不死’,融赞衡曰‘颜回复生’。向者祢衡之辱丞相,乃融使之也。”操大怒,遂命廷尉捕捉孔融。融有二子,年尚少,时方在家,对坐弈棋。左右急报曰:“尊君被廷尉执去,将斩矣!二公子何不急避?”二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乎?”言未已,廷尉又至,尽收融家小并二子,皆斩之,号令融尸于市。
    如果说前述有关情节写孔融对曹操和刘备的不同态度,仅仅是侧面描写的话,这里则直接表明了孔融对曹操和刘备的看法。孔融“以至不仁伐至仁”之语,鲜明地反映出“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仁者无敌。曹操不明此理,竟然要以至不仁伐至仁,自然是难逃失败的下场。巧的是,孔融这番感慨被御史大夫郗虑的家客听到了,并由此招来了灭门之祸。从小说所写来看,如果不是小人拨弄是非,孔融似乎可免一死。但是,其中“融平日每每狎侮丞相”一语,无意间却流露出孔融之死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孔融一向处处与曹操作对。如此一来,孔融与曹操的关系不言自明,孔融的最终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国演义》中的孔融虽然是以历史人物孔融为原型,但在孔融与曹操的关系处理上,小说作者受自东晋以来的“尊刘抑曹”观念的影响,把孔融与曹操作为对头来写,通过孔融与曹操的对立,来写孔融的忠贞、曹操的奸诈和刘备的仁爱。其结果不仅掩盖了作为历史人物的孔融与曹操关系的真相,而且把孔融当作了蜀汉正统观念的传声筒,传递出“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
    三、从有关孔融素材的选取看孔融与曹操的关系
    小说作者借助孔融这个“过客”式人物来宣扬蜀汉正统观念,传递“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主要是通过孔融与曹操、孔融与刘备这样两对人物关系,以及孔融对曹操和刘备的不同态度来表现的。为了表现孔融与曹操对立、对刘备的友善,小说作者设计了一条孔融与曹操关系的主线,并围绕这一线索进行史料的取舍。
    作为历史人物的孔融,与曹操的关系经历了融洽、疏离、交恶三个阶段。在建安初年的融洽阶段,孔融对曹操有赞美也有敬仰,曹操对孔融有关照也有提携;在疏离阶段,二人的关系开始冷淡,但尚未公开决裂;建安九年之后,孔融与曹操的关系开始恶化,孔融与曹操的对立才趋于公开化。可是,在《三国演义》中,孔融的5次出场,除第40回出场时间应为建安十三年外,其余4次出场,皆是在建安四年之前,这也就是说孔融前4次出场都是在与曹操的关系尚算融洽的时期。可是,小说作者为了借孔融这一人物形象传递“尊刘抑曹”的传统观念,不仅在选取素材方面煞费苦心,而且不顾历史事实,围绕孔融与曹操关系的主线,对一些情节进行了虚构。
    最为典型的是孔融第一次出场,按照小说所写,孔融是为了替陶谦解徐州之围,而率兵至徐州。正是在这次解徐州之围中,孔融第一次与曹操在战场上对垒。其实,这完全是虚构的情节。据《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裴松之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初平三年,北海相孔融因常遭兵祸,不能保全四境,遂弃郡而徙徐州。可是,《三国演义》却把孔融赴徐州写成为陶谦解徐州之围,并把这件事作为孔融的“出场秀”,让孔融与曹操在徐州之战中处于对立的双方,既为孔融与曹操的关系定下了基调,也为孔融与刘备的关系定下了基调,这就是反对曹操,拥戴刘备。此后孔融与曹操的关系,正是按照这一基调发展的。
    由于孔融在《三国演义》中基本上属于“过客”式的人物,一般读者也许不会太留意有关孔融的情节和具体描写,也不会注意到作者通过孔融形象传递的正统观念。但是,如果留心一下,再加上毛宗岗画龙点睛式的评点,应该说,小说作者基本上达到了借孔融这样一个人物来宣扬和传递“尊刘抑曹”正统观念的目的。可惜的是,小说过于执着于表现作者的正统观念,以至于有关孔融的描写不仅掩盖了作为历史人物的孔融的真相,而且掩盖了孔融与曹操关系的真相。
    注释: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版,第9-10页。
    [3][晋]陈寿《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59版,第16-17页。
    [4][6][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孔融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影印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本。
    [5][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七四引,中华书局1960年据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复制重印。
    [8][三国·魏]曹操《魏武帝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
    [9][清]毛宗岗评《增像全图三国演义》第20回,北京中国书店据上海鸿文书局石印本影印。下引《三国演义》及毛宗岗评点,皆据此本,不再一一注明。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3期,总第9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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