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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国志演义》中“和”的文化精神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朱思敏 参加讨论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广雅》曰:“和,谐也。”它的基本含义是和谐,是多种性质不同的事物有机融合,通过互相补充、互相协调以求达到和谐的状态,促进事物的更新与发展。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层面,“和”的思想无处不在。古典小说《三国志演义》蕴含了丰富的“和”文化,本文拟从“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仁政统一”这三个角度展开论述。
    一
    “和”文化在哲学上的一个最突出的体现是“天人合一”,它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核心命题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和审美文化的基本精神。“天人合一”这个术语虽是由宋人张载所提出,然而它的思想却出自于《易》。早在《易》中就已有“天人合一”的萌芽,如《系辞下传》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1]p560。”这是认为,天道和人道是融为一体的。《庄子·山木》云:“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2]p309-310这就是道家的“人与天一”。在道家看来,“天”更倾向于自然,人若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就需崇尚自然,无为而为。汲汲于富贵名利之中的人则无法进入这种境界。
    《三国志演义》中描写了一些洒脱出尘的奇人异士,他们身上就折射出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微光。于吉、左慈、管辂、李意之辈,就是这类奇人异士。于吉能呼风唤雨,李意可画图卜卦,而左慈、管辂更是洒脱。左慈掷杯戏曹操,发生在曹操最得意之时。“当称魏王、立世子、江东请和、孙权纳贡之后,正志得意满之时也。威无不加,权无不遂,其势足以刑人、辱人、屠人、族人[3]p837。”而左慈丝毫不顾,尽情戏弄,点化曹操。管辂随后出场,也值曹操炙手可热之际,面对曹操的封赏,他平和拒绝,不图富贵。他们高蹈出尘,在三国乱世中自有一份清净情怀,不受俗世的束缚。这种超然的人生境界正是老庄所倡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老子·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p169。”《庄子·达生》也提到:“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2]p276。”只有崇尚自然、远离俗世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当然,这些人物形象与其历史身份并不完全吻合。有人曾指出,于吉是“太平道的理论传播者和实际开创者”[5]p250。“历史上的左慈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方士,并非如《演义》描写那样神仙道化[5]p260。”但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具备了超越其本身的能力。这显然是作者浓墨重彩有意为之,是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加工创作而成的。
    儒道两家的思想往往有相通之处,道家的天人之和与董仲舒宣扬的“天人感应”很是相似。汉代的董仲舒把“天人合一”推向极致,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但是,他的理论中包含了很多神秘成分,它们影响了东汉的儒学,使得儒学向谶纬学说发展,导致谶纬学说甚嚣尘上。《三国志演义》描写的是东汉末期至晋朝初年的历史故事,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与谶纬相关的内容,因而在文本中会出现如此多预兆吉凶的天人感应。
    在诸多的天人感应式情节中,异兆的表现特别突出,国家和个人出现灾难前往往都有奇异的预兆。小说第1回描写灵帝时期种种“不祥之兆”,青蛇蟠龙椅、宫廷黑气涌现、雌鸡化雄、洛阳地震、海水泛滥等等,这些都昭示着一个乱世的到来。随后小说就写到了浩荡的黄巾起义、混乱的诸侯纷争,它们与前面的预兆遥遥相应,事态诡异,让读者观之不免惊惶。
    同样,个人灾难到来之前也有预兆,董卓、孙綝、诸葛恪等位高权重者临死前都发生过异事,如董卓听到的童谣,孙綝早起的无故蹶倒,诸葛恪看见的戴孝之人,都在暗示着人物命运将要发生某种意想不到的变化。由于天人相通,“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连也”[6]p493。所以一旦个人命运遇到危险或发生变化时,上天就会预先告诉人们。小说写董卓、孙、诸葛恪等即将遭逢灾难的时候,上天都曾予以警示,惜乎当局者迷。
    这种预兆理念与东汉时期流行的谶纬学说有关。“谶纬”是“谶”与“纬”的合称。“谶”是秦汉间的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预言,“纬”即纬书,是汉代儒生假托古代圣人创制的依附于“经”的著作。如前所言,董仲舒天人合一观的核心“天人感应”观是这种学说的理论根据之一。它一方面强调天对人的主宰作用,尤其对君主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又认为天通过祥瑞灾异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董仲舒曾提出“灾异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之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恐惧,其殃咎乃至。以次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6]p32。”《三国志演义》描写的这些怪异现象与这一观点不无关联。汉祚衰败,因而天现怪异,旨在警诫君主要行仁政、施德行。
    诸如此类的天人感应细节还有很多,像诸葛亮用星象告诫出征西川的刘备要注意将帅的安危;曹操梦见三日争辉,昭示三国鼎立。关公梦见黑猪咬足,预示凶险;魏延梦见头上长角,被杀身亡;行军打仗中的风角(吹折旗杆或吹向军旗的风),预示战事的发展情况……这些都与作者描写的那个时代有很大的关系。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在东汉时期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不可避免地折射到反映汉末魏晋历史演变状态的《三国志演义》这部文学作品中。它所描写的诸多细节,都为小说增添了神秘的成分。
    “天人合一”思想为小说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甚至包含有某种消极的天命观,但从更深的层面而言,小说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追求的是天人相合的境界,天人合一便能知晓天道的发展,洞彻人道的规律,促进事物更好的发展。天人合一不仅是哲学探求的境界,它在艺术上也备受推崇。能将个人有限的生命融入无限的宇宙中,让人物形象与天合一,是小说创作的追求。
    二
    在传统的“和”文化中,“和而不同”是重要的命题,如果说天人合一是“和”文化在哲学上的表现,那么“和而不同”就是“和”文化的内核本质。《论语·子路》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杨伯峻注释这句话时说:“君子能用自己正确的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都能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从附和。小人只是盲从附和,却不肯表示自己不同的意见[7]p142。”虽然此话论的是君子、小人之别,但推而广之,则是一个放之四海的哲理。《三国志演义》中曹操的用人之道实践了“和而不同”的内涵。
    人才是三国争霸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曹操比任何人都认识得清楚。曹魏政权是北方势力最强大的政权,很多有志之士都投效曹操。在罗致人才的过程中,曹操以其海纳百川的气度留下了很多佳话。他曾经横槊赋诗:“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8]p267。”夜色沉沉,东山月上,曹操立在船头,兴之所至,慷慨作歌,在浩瀚长江上吟诵他求贤的心曲,那绵长的余韵飘荡在历史的长空中,令人追念不已。
    曹操在兖州招兵买马时,就有很多贤能之士投奔而来。文臣中有荀彧、荀攸叔侄,武将里有夏侯惇、典韦等人。后又招致程昱、郭嘉、刘晔、满宠、吕虔等人,使得曹操的智囊团渐成气候。虽然有很多良臣猛将,但曹操依旧求贤若渴,在其南征北战的过程中,不断地求贤纳才,其中主要的方式是纳降。收降许褚、说服徐晃,只是曹操开始霸业时微小的举动。紧接其后,他兵败吕布,得了赤胆忠心的张辽;官渡大战中得了有勇有谋的张郃、许攸、陈琳。对于许攸的放肆无礼,陈琳的作檄辱骂,曹操都可以宽怀接受。正因如此,在宛城用妙计让曹操损兵折将的贾诩都敢投奔他,因为“曹公霸王之志,必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8]p128。”由于曹操求才心切,所以其麾下文臣如云,武将如雨,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英豪。曹操御人有道,求大同而存小异,让他们都诚心地为他效力。
    曹操尊敬人才,赏识人才,他的爱才惜才青史留名。大宴铜雀台上,英勇的武将校场射袍,曹操一视同仁,奖赏红绿二队,让众将心悦诚服。于曹操而言,他爱才不仅是礼遇,更是知人善任,以便发挥他们的才华。合肥一战中,对抗孙权的是张辽、乐进、李典三位将军。其中张辽善于统率部属,乐进稳健,李典儒雅,而张辽李典却素来不和,曹操正是考虑这种情况特意下令张辽李典两位将军出城迎敌,乐进守城。从而使得三人放下恩怨,共同进退,奏响了大战逍遥津的凯歌。曹操运筹帷幄,千里寄书,遥控整个战役,这固然是利用将领们刚猛无畏的战斗豪情、同仇敌忾的共同心理,但他如果不了解各将的脾性,就不可能妥善调和大家的关系,使他们齐心为自己效力。
    每临大事曹操都能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划是听从荀彧之议,移驾许都则是采纳董昭之谋。曹操雄才大略,在众多不同的意见中,他往往能择善而从,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不是盲目地听从别人的意见。在如何对待刘备这一问题上,他采纳郭嘉礼遇的建议,因为杀刘备即是害贤,会令天下谋士裹足不前,丧失人才。立世子时,他虽然喜欢曹植,有废长立幼的想法,但最终还是采纳贾诩的进谏,立曹丕为世子。此举不仅避免了袁绍、刘表父子相残惨祸的发生,也保障了曹魏政权的顺利过渡。诚然,曹操不是每次都能做到这样,西击乌桓就是只偏听了郭嘉的意见而没有考虑其他人的看法,结果乘危远征,损兵折将。在目睹远征乌桓的惨况后,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重赏先前力谏出征的大臣,鼓励他们以后大胆献议献策。
    曹操给予文臣武将以最大的自由,让他们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再择优录之。因为他谋而能断,有自己统一天下的计划,凡是能帮助他实现计划的忠言策略,他都能接受,这与“和而不同”的理念相契合。有人说:“和而不同,就是自己要有中心的思想,能够调和左右矛盾的意见,而自己的中心思想还是独立而不移”[9]p631。曹操既有雄才大略,又能容纳人才,更为可贵的是,他可以在不同的声音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和而不同”简单地说就是要承认“不同”,然后在此基础上“和”。它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一致。曹魏集团内部存在不同类型的人才,不同意见的声音,此乃“不同”。曹操以其宽容的气度容纳他们,又知人善任,广开言路,勇纳忠言,通过这些方式来追求“和”。这种“和而不同”一方面激励曹营内部的人才进取建功,另一方面又形成凝聚力,使曹魏集团内部达到团结一致,成为三国之中势力最强大的政权。这也许只是一种谋略手段,却为曹操带来了政治上的成功,可谓“和而不同”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刘备之所以在用人上比曹操略逊一筹,就是因为刘备用人没有做到“和而不同”,而是走向它的反面“同而不和”。刘关张桃园结义,兄弟之情山高水深,关羽之死令刘备失去理智,使他不纳忠言,不顾国情,放弃联吴抗曹的基本国策,忽视隆中决策的长远目标,一定要为兄弟报仇。《左传》云:“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10]p2094。”这意思是说“义”使刘备集团君臣达到“同”的状态,让刘备听不进反对的声音,不能像曹魏集团那样进入“和”的状态。“同则不继”,所以蜀汉集团大厦将倾,诸葛亮纵有再大的神通也无法力挽狂澜。
    通过对曹魏集团与蜀汉集团用人策略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的差别,同时也能够理解蜀汉集团为什么会为曹魏集团所败,一个政权只有达到内部的真正和谐,才能促使这个政权更好的发展。这种“和而不同”的用人策略对我们现代社会也是很有启发的。
    三
    《三国志演义》中除了有对用人之道“和而不同”的阐释外,更在深层意义上蕴含着尚“和”的民族文化心理,那就是追求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和谐。小说写的是汉末动乱群雄争霸的故事,在格局上起于汉朝末年,终于晋朝初年。“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篇首即予以明示,结尾又再次出现,贯穿了小说始终。纵观封建社会的历史,分裂只是短暂的,统一才是社会的常态。“中国人的宇宙论和生活论中有某些动态圆型原型,它们融合着意识和无意识的悟性自觉,……形成了中国人的集体梦幻;中国人对‘破裂’、‘分裂’等甚为敏感,有一种‘趋圆性’的集体意识和无意识[11]p197。”这种趋圆性使人们总是向往国家的统一与完整,早在《诗经》中,人们就开始吟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史记》里确定的“大一统”观念更是深入人心。《三国志演义》是世代累积型小说,小说里不仅有作者的思想,更沉淀着历代人民的心声,统一的渴望蕴藏在字里行间。
    对魏蜀吴政权来说,它们占据着三分江山为的就是统一天下。曹操、刘备和孙权在拥有自己的独立政权之后,时刻准备逐鹿中原、一统天下,所以才互相征战。“就中国的几千年王朝封建社会的轮翻转递现象来说,‘分’是一种斗争形式的手段,‘合’才是目的[12]p151。”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后,以许昌为大后方,攻打吕布获得徐州,经官渡之战后统一北方,尔后又深入沙漠,西击乌桓,不辞辛苦,平定汉中,唯一剩下来的对手就是孙刘。除了征战以外,他还安抚民心,在许昌屯田,使百姓仓廪丰实,成为三国中势力最强的政权。西晋后来能最终统一中原,与曹魏集团建立的雄厚基础有很大的关系。
    与曹操相同,刘备孙权亦以统一为己任。刘备一开始东奔西跑,没有自己的政权。他自称中山靖王之后,以保卫汉季皇权为口号,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夺取荆益二州,与孙曹形成鼎足之势。虽然说刘备的势力无法与曹操抗衡,尤其在刘备死后,蜀汉政权更是一落千丈,可是诸葛亮六出祁山之举,姜维九伐中原之行,无一不是在实践统一中原的计划。他们的行动意在完成刘备的遗愿,是忠于蜀汉政权的表现。而孙权与刘备不一样,他没有直接统一中国的行动,只是固守江南一隅,窥视着北方,摇摆在蜀魏之间,乘机扩张自己的领土。在当时三国鼎立的情形下,孙权明白无法有所突破,这并不表示他会放弃统一。如果他想放弃的话,赤壁之战早已俯首称臣,他只是坚守一方,等待着最好的时机。
    在魏蜀吴政权中,虽然曹魏政权对统一作出的贡献最大,可作者推崇的还是刘备集团,这不仅是因为刘备代表汉季皇权,打着讨伐国贼的旗号,更重要的是刘备的仁政深入人心。小说中的刘备被塑造成仁君的代表。他任安喜县尉时,“与民秋毫无犯”;理任新野时,安抚百姓;转战江陵时携十万百姓,尽管有追兵仍不离不弃;他讲究仁义,陶恭祖三让徐州,才谦而受之;依附刘表,便拒绝夺下荆州;庞统让他帮助刘璋之时占领益州,他一开始也是拒绝,可见刘备是要通过仁政来争取天下,这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思想不谋而合。
    孔子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十分向往“天下有道”。他憧憬能够再回到西周时代,用礼治世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并且,他也希望国家统一,他曾热烈地赞扬管仲:“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7]p151要实现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和谐,就应当用“仁”与“礼”来实现。《论语》上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7]p12。”又说:“礼之用,和为贵[7]p8。”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和谐。礼与仁相连,克己复礼就是仁,孟子则把这种仁发展成“仁政”、“仁义之道”,就是希望统治者能行仁政,结束战国的纷争局面。采取仁政来实现统一正是儒家所想看到的,作者推崇蜀汉政权就是赞赏儒家用仁政实现统一的“和”文化。
    除了中原地区统一以外,真正统一还要做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和谐统一。《尚书·尧典》中,先贤就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3]p2。”在自己的九族和谐以后,要“平章百姓”这些官员与其他部族官员搞好关系,这样才能“协和万邦”,所以和谐才是固国之本。《三国志演义》中也涉及这个问题,蜀魏政权都面临过该如何与少数民族相处的问题。曹操侵略辽东,孔明七擒孟获,二者虽然都是用武力,但是又有所不同。曹操只用武功征服辽东,而孔明则是欲擒故纵,纵而复擒,攻心为上。钟伯敬评曰:“孔明征孟获,七擒七纵,能服其心故,获肉袒谢罪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向者经略辽东诸辈,试一扪心,视此何如[14]p190?”曹操不顾群臣劝阻,西击乌桓,为的是挟官渡之威欲平沙漠,统一北方。和曹操相反,孔明领兵深入南蛮之地的起因不一样,曹操是故意相犯,孔明是被动应战;在处理方式上,曹操一举击破便班师回朝,置员留守。而为了感化蛮方,孔明不费精力擒之纵之,直到最后感化孟获涕泪匍匐,真心服汉,并且最后只留孟获独自管理蛮方。李渔评点至此也热情赞扬孔明,认为他的经略甚至在唐太宗之上。曹操与之相比,自然是望尘莫及。最重要的是,孔明这一举动收服了塞外蛮人之心,巩固了大后方,去掉了伐魏的后顾之忧。
    众所周知,历史上并无七擒孟获的事实,陈寿的《三国志》也无记载,它只是一个民间的传说,小说作者在此有意作了渲染。对比曹操击乌桓定辽东的故事,一方面彰显蜀汉集团的仁政,修文德使远人服之,孔明七擒七纵,从内心征服孟获,赢得蛮夷的信任,实现了南方的安定。另一方面它也是“协和万邦”的行为,消弭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三国志演义》中包含了历代人民的感情积淀,大一统思想是传承久远的思想。魏蜀吴政权都以统一为己任,刘备集团试图以实行仁政来达到国家统一,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表现,实现大一统格局也是和文化在政治上的追求。统一不仅体现为中原的政治大一统,少数民族也要与中原地区友睦相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
    晋人葛洪在《抱朴子·勖学篇》中提出了“非和弗美”的美学观念,小说《三国志演义》在创作上也追求这种“非和弗美”的“中和”之美。小说中描写的天人感应的细节、天人相通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天人合一的影响;曹操的用人之道体现了“和而不同”这一命题,与蜀汉集团用人策略出现的“同而不和”的失误形成鲜明对比。“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大一统思想体现在三国归晋的分合故事中,作者认为真正的社会和谐不仅要做到国家的统一,还要做到民族的和谐。这些和文化精神的不同范畴串联小说的不同部分,使小说具有了“和”之美。我们把握小说中出现的这些和文化精神范畴,对进一步认识哲学与文学、传统文化与古代小说关系,相信会有很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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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朱思敏(1988—),女,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人,安徽师范大学2008级古代文学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原载:《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05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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