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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往往是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者,有时候,“我”这个人,相当耐人寻味。 《长夜》开局第一句:“事情的开始往往就预示着结局……那是我常听人们引用的。”这一句类似《百年孤独》著名的起句:“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是说命运的旨意,人只能随波逐流。一股哀伤升起来,有什么事情在无可拯救地往下走去,什么事情呢?“它是一个爱情故事,我发誓——”这也是奇怪的,有什么需要发誓的,谁又会怀疑,“我”急切所要辩护的是什么?一种不幸的预感在逐渐加强。事情按着既定的路线进行——“我”在房产销售广告牌上看见“塔城”这名字,此时此刻,“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这是一个坏兆头。可是,不是已经说过,事情不可逆转,只能往下,走了。然后,那位先知般的老人出场了——很微妙的,“我仍然能看到那位老人古怪的表情,尽管他从侧面看我。”似乎是,无论时间还是空间,“我”都处在一个全视的角度看着事态的发生和发展,“我”究竟在哪里?在已经发生过并且结束了的终局,那就是命运。可在叙述里,一切尚未揭晓。老人的话,很像谶语,他告诉“我”,人们都叫“塔城”这地方为“吉普赛营地”,传闻说这里曾是吉普赛人的领地,后来吉普赛人却被赶走,走之前,下了咒语。从此,这地方就成了事故多发地带,公路上汽车失事,采石场上,石头压死人。离开老人,“我”又遇见一个黑头发高个子的老太婆,她也有着巫师般的表情。她的话更直接了,她说:“别与它有瓜葛,年轻人,听我的,忘掉它。”她还替“我”看手相,手相显示出凶兆——“如果你知道什么对你有利的话,你现在就离开这儿———吉普赛营地。”可是,当然,“我”没听她的,因为一切必将发生,或者是已经发生。 “我”———迈克尔·罗杰斯,二十二岁;精通汽车;去过爱尔兰,在那里养马;差点儿和贩毒集团沾上,又幸运地脱身;做过小旅馆服务生;海滨救生员;推销百科全书、吸尘器,等等。总之,“我”的生活是动荡的,而且,有一点危险。说白了,“我”是个穷小子,没有好的出身,没受过好的教育,也没有好运气。可是,这并不妨碍“我”有高尚的鉴赏力。“我”喜欢好东西,好品位的鞋,前卫的抽象画,还有,有历史感的老宅子———就和所有轻浮的年轻人一样的臭毛病,不踏实,好高骛远,精神不稳定,常有危机,但大多数人一旦走出这个年龄段,会安静下来,接受生活的教育,矫正行为,归入正常的人群。这类人中间,也会有马普尔小姐所预言过的那种———“我知道他不能拯救他自己……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他将会遇到一个真正善良的姑娘。”似乎“我”正是那种人,因为机遇真地送给“我”一个好姑娘,埃利。 埃利是谁?是那一个阶层的姑娘,可是, 并非人们所以为的那么幸福,而是“一个可怜的贵族小姐”———我们在哪里听说过这样的说法?是在《马普尔小姐探案》中的“看房人之谜”里面,回头的浪子哈瑞带了新婚妻子归来,马普尔小姐对小新娘的印象是“可怜的富有的小姑娘”。这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某一种类型。埃利虽然有钱,可却是个孤儿,又是在那样的阶层,社会交往实际很有限。她没有朋友,只有一个女伴———格里塔,格里塔成了她的知己。像埃利这样的女孩,多半是无能的,那么,格里塔自会替她张罗一切。因为是在一个长篇的篇幅里,埃利这个“可怜的贵族小姐”,就要比“看房人之谜”里的那一个,内容要详实许多,她很是让“我”开了眼界。当“我”听埃利说,她已经将吉普赛营地买下来,不由十分惊讶———“温柔而胆怯的埃利竟然谈论这样的商业买卖知识,并且对此充满信心”。“我”不会懂得,在那样的有产阶级家庭里,财政名词就是投资,增值,减税,信托资产,而不是柴米人家里的水费,电费,菜钱,油钱。这些复杂的庶务其实是在抽象的智能层面上进行,不是像底层的社会,一切奋斗都是身体力行,在感官上印下深刻的烙痕,很快就遍体鳞伤。而埃利身心完好,她保持了性格的纯良,她甚至比应当同病相怜的人更有同情心。这就是命运的不公平,它将什么都给了一方,却剥夺另一方。“我”走进埃利的世界,真正了解了富人的生活,它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穷极奢华———“相反,一切都很单纯”。因为什么都不会阻止你去得到,所以你的占有欲反而不强烈了。但是,“我”还需要学习,学习这种昂贵的“单纯”。 现在应该来说说格里塔这个人了。度过蜜月旅行后,“我”和格里塔见面了。“我”说:“很高兴终于见到你,格里塔。”这句话很微妙,这里尽是微妙的东西。接着,埃利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如果不是格里塔,我们根本不可能结婚。”这一句诚实的感激将会奇怪地得到证明。之后,“我”与埃利有一段关于格里塔的对话,埃利问“我”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格里塔,“我”的回答很含糊,令埃利起疑,因为———“你对她说话时看也不看她的缘故”。当埃利瞒着“我”,去接来“我”的母亲,一位为了儿子,拼命工作,几乎磨穿十指的女人。母亲看见了他们的生活,临别前问起格里塔是谁,然后含蓄地说了一句:“已婚夫妇刚刚开始生活的时候最好单独在一起。”他母亲也是具有先知的能力,但不是出于巫术,而是经验。 新婚的日子很幸福,可是,“我”无端地颤栗起来,“忽然觉得好像有人在我的坟上走”,埃利接过去说:“一只鹅正在我的坟上走过,这才是原话,对吗?”果然,是埃利的“坟”,而不是“我”的。埃利的死法与“看房人之谜”里的“富有的可怜的小姑娘”一样,坠马身亡,同样都是在诅咒的恐惧里。“富有的可怜的小姑娘”是受看房人诅咒,埃利则是———那个黑头发高个子的女人,两人同样都是由某人指使,收某人的钱。我们可将“看房人之谜”看作是《长夜》的前身,但情形已经大变,凶手“我”比凶手哈瑞处境复杂得多,前面那一句起誓———“它是一个爱情故事”,是指“我”和格里塔,还是“我”和埃利?埃利曾经说过一句话,似乎不知不觉的人同时都是先知先觉,埃利的话总是无意间击中事实———“仿佛你很爱我”,接下来是———“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我确实爱她。我本来应该爱她的,她那么甜美。埃利,温馨甜蜜。”可是,事情早已经决定了,不会有另外的可能,那是出于一个执著的意志,“我”一定要去做,而且已经做了,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可能除了我自己”。母亲说:“我非常努力地想确保你平安无事。我失败了。”“我”的回答是———“这不是您的错。我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可是,“我”确实没想到,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我说的意外不是指早有人看见过“我”和格里塔手挽手,完全像一对恋人,走在德国汉堡的大街上;我的意思是埃利———“格里塔根本无足轻重,甚至我那漂亮的房子也无足轻重,只有埃利……可埃利再也看不到我了。” 这就是作为罪犯自述中的“我”,他确实处境为难,从技术上看,难度在于如何保持悬念。“我”必须陈述现象,却不能透露事实。这当然是不自然的,是一个明显的骗局。可探案小说肯定是造假的艺术,不必像现实主义小说那么认真地对自然性负责,它的真实只在于叙述本身的合理度,就是说,要组织周密,不能露马脚。我想它的诚实原则是“我”可以不说,但不能说谎,而且,必须将叙述坚持到底。那么,说什么,就成为最微妙的事情。这是对故事趣味而言的说法,在另一方面,由于犯罪者的主观身份,叙述里必定具有更多心理的内容。波洛在《尼罗河上的惨案》里说过,“凶手是需要想象力,侦探则寻找真相”,因此,罪犯的内心活动其实更复杂,这就与人性有涉了。《长夜》里的“我”,其实也是《尼罗河上的惨案》的西蒙,可是,我们对西蒙了解得不多,而这里,“我”的哀悼之情弥漫了整个事件的首尾,令人痛楚。 《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里的“我”,詹姆斯·谢泼德,一名乡村医生,中年,单身,和同样单身的姐姐一起生活。他们居住的村子叫金艾博特,应当是与马普尔小姐的圣玛丽米德村差不多,离它最近的大城镇是克兰切斯特,距离是九英里。金艾博特通火车,就有火车站,一个小邮电所,两个百货公司。大多数人在年轻的时候去到外面世界打拼天下,余下的人都已经上了岁数。在金艾博特村里,有两幢大宅子,也就是说,有两户人家称得上渊源世家,一幢叫“金帕多克”,一幢叫“弗恩利大院”———后来的谋杀案事发现场。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乡村医生是接近牧师样的人,牧师抚慰灵魂的困苦,医生则解救肉身的疾痛———担当起上帝的另一半职责。像圣玛丽米德的海多克医生,他曾经很通人情地给马普尔小姐开出一副药方,就是一桩谋杀案,他知道如何对付各种不同的病人。他在那小村子里服务了一辈子,陪伴着村民度过生老病死,自己也从中获得安宁。俄国屠格涅夫有一篇小说,《县城的医生》,写一个少女在临终时,抓住最后的时间爱上医生,这就是那类活动在欧洲腹地的旧式的医生,他们都已经超越治病的范畴,去对灵魂负责任了。但是,从另一面看,乡村医生又是过着沉闷的生活,他们虽然受人尊敬,但是收入有限,事业呢,倘若没有虔诚的牺牲的观念,就也谈不上远大。法国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里的包法利医生,在他夫人的眼睛里,就是一个没出息的男人。为了使自己的婚姻合乎梦想,包法利夫人不是尝试着提升包法利先生,鼓动他去进行那场大胆又荒唐的手术吗,给客栈里的马夫矫治马蹄足吗,结果当然是惨败。在马普尔小姐主持侦破的《命案目睹记》里,罪犯就是乡村医生。这个医生的生活里,还有着少许浪漫经验,他曾经和一个法国剧团的龙套演员恋爱,这段浪漫史从某种方面也说明医生实在是缺乏机会的,这桩心血来潮式的婚姻为他种下了苦果,因为后来他遇到了一个正经的婚姻对象,品格高尚而又富有的继承人埃玛小姐。在金艾博特行医的“我”,却似乎更少机会,财运也不好,他做了一点小小的投机生意,西澳大利亚金矿股票,结果血本无归。我相信他一直耐心地等待,时间在等待中流过。人到中年,生活还是原样,和姐姐一同住着父母留下的旧宅,在村子及周边地区行医,出入于那些饶舌的女人和不得意的男人中间。他不像《长夜》里那个年轻的“我”,充满着野心,他已经走过人生的发轫阶段,原先就没什么声色,如今更加沉寂下来。他的自述相当平静,难得流露心情,从这点看,他也是要比《长夜》里的年轻人老练,到底是经历过人生的人。他将自己藏得那么深,但依然可靠地叙述了事实。当然,有一些事情他可以不说,用波洛的说法———波洛读过他的记录手稿之后,向他说——“我向你祝贺——为你的谦虚表示祝贺!”然后再说:“也为你的隐匿手法表示祝贺。” 他对自己的记述也是得意的,自认为值得表扬的地方有两处,都是罗杰·艾克罗伊德被谋杀当晚的描写。一处是他离开罗杰·艾克罗伊德的时候——“信是八点四十分送来的。我八点五十分离开了他,信仍然未读。”他说:“这一切都是事实,但如果我在第一个句子后面加上几点省略号,情况又会如何呢?是否有人对这十分钟的空白时间里我所做的事表示怀疑呢?”这是一处。第二处是谋杀现场被发现,管家去打电话报警时候,“我做了点我必须做的事。”他很为文稿中的谨慎措辞满意。事实上,他真的很谦虚,这样含蓄又诚实地叙述事实还有很多处。比如,一开篇,他从弗拉尔斯太太自杀的家中回来,在前厅脱衣帽时,他写了这么一句话:“我确实无法预料,但我有一种预感,震撼人心的时刻即将到来。”我敢说,在这个乡村医生平淡的一生中,“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可说是惟一的“震撼人心”。他记录这桩谋杀案时,多少带有着一种成就感,当然,沮丧的情绪偶有流露,虽只是一句两句,但分量却很沉重。比如谋杀案发生的次日早晨,听到死者罗杰·艾克罗伊德先生的秘书雷蒙德用轻松的口气谈论案子,医生不由感慨地写道:“就我来说,我早就失去了从悲哀中迅速恢复愉快的能力”。这句话包含着人生的灰暗。 他的处境是要比《长夜》中那小子艰难得多,那小子叙述的重点在如何实施犯罪计划,最后的暴露只是在一瞬间,这个难堪的时刻猝不及防地发生,然后结束。然而在乡村医生,这却是漫长的过程。他在一夜之间便完成了谋杀计划,余下的,全是在对付波洛,可他镇定自若。但是我想,当死者,罗杰·艾克罗伊德先生的侄女儿弗洛拉要求他引她晋拜新搬来的邻居,就是大名鼎鼎的犯罪学家波洛先生,“我”,医生,一定是面临着一个极其尴尬的处境,但他依然很镇静。他以那种替对方着想的口气说:“亲爱的弗洛拉,你能肯定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真相吗?”这话里含有的暗示是,真相是你弗洛拉不愿意看到的,是你的表兄拉尔夫·佩顿犯下的事———医生可是要比那小流氓狡猾得多,那家伙是个坏料,天生的利己主义;而医生是有过道德的教化,他的恶意里积蓄着人生的失意感。他不像那孩子,一心要追求幸福,虽然并不知道什么才是幸福;医生则已经断定,他和幸福无关。因此,他能够如此平静地犯罪。但是,有一点他控制得不够好,就是他对案件过分的关切———波洛说:“你肯定是仁慈的上帝派来替代我的朋友黑斯廷斯的,我发现你跟我形影不离,总是在我身边。”医生的回答是:“你要知道,我这一生过的都是乏味守旧的生活,干的都是平庸枯燥的琐事。”这话不可不谓真情,医生从未正面评价过自己的生活,只是言辞中流露出倦意,和《长夜》那小子多么不同,那一个,坏也坏得生气勃勃。整个过程中,只有一次,医生突然情绪高涨。那是在麻将桌上—— “这时我简直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我曾听别人说起过天和——拿起牌就和了,但我从没想到自己打牌也会天和。”据文中说,这种“天和”之说来自于上海俱乐部——那一定是英国殖民上海的上上世纪末及上世纪初,牌一上手就是一副完整的和局,这种概率极其之低,好比中头彩。医生如此欣喜,是这个天降好运鼓舞了他,要知道,他可是个霉运的人!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医生总是该做的都做了,却总也不成。现在好了,老天终于顾恤到他了。 生活真的很艰难,在前一个阶段,波洛总来找他谈案子,当然也是他希望的,但这实在是一场考验,考验人的心理和头脑。这也是波洛的方法之一,那就是谈话。在《ABC谋杀案》里,他说过:“通过反复谈论,多余的细节就必定会呈现出来”,他还说:“对任何想藏匿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谈话更危险”。所以,这就要格外的小心。波洛说—— “与案件有关的人都隐瞒了一些东西。”医生笑着问:“我也隐瞒了吗?”波洛说:“我想你也有事瞒着。”“那么是——”“有关佩顿这位年轻人的事,你是否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了呢?”这句话大有深意,字面上是医生你尽是为“佩顿”掩饰嫌疑,底下——要知道,说这话的不是别人,而是波洛——底下的意思很可能是,医生你到底对“佩顿这位年轻人”下了什么手脚。对这个狡黠的问题,医生“我”应付的也不坏,他做出一种有意掩饰窘状的态度,慌乱地转移了话题,请波洛先生谈谈关于“炉火”意味着什么,而波洛便也顺水推舟放下了那个敏感的话题。这是在事情的前半段,波洛让医生充当了“华生”或者黑斯廷斯的角色,而后半截—— “我们便分道扬镳,各干各的事”。他不必和波洛搞脑子了,可情形却似乎更加令人不安,波洛在做什么呢?医生只能在麻将桌上听人谈起一点波洛的动作,就在这时,得一副“天和”,命运开始青睐医生。可这青睐的媚眼里似乎又藏着陷阱,有一天—— “我突然意识到,没有什么能逃得过赫尔克里·波洛的眼睛”。医生回顾所作所为,自觉得计划还是不错的,当然有一些小纰漏,却也于大局无碍,要是波洛不出现的话——医生最后一句话是———“如果赫尔克里·波洛没有隐退到这里来种南瓜就好了。”这个乡村医生黯然无光的一生之中,能与波洛交上手,哪怕是输了,也虽败犹荣。 由犯罪当事人主述案件过程,他们的性格便到了前台,成为比客观事实更重要的动机,这符合波洛,也符合马普尔小姐的人性原则。他们都认为,人性的因素是犯罪的第一要件,谁又能比罪犯自己提供出更多隐秘的人性呢?但这确实是一个危险的叙事角度,它太大限度地使用了虚构的功能,多少有些笔走偏锋,稍有不慎,就会穿帮,必须谨思密行,小心着来。所以,在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一类叙述只占极少数,偶尔为之而已。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