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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贝雷斯福德夫妇、阿瑟·卡尔 加里博士、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及其他 汤米和塔彭丝在《暗藏杀机》里第一次登场,那时候,还是一对年轻人,“他们的年龄加起来无疑不到四十五岁”。他们原是在大战中认识,一个是士兵,一个是战地医院的勤杂工,就像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中的男女主角,亨利和卡隆玲。他们虽然是卡隆玲的英国同胞,意识形态上却更接近美国人亨利,海明威笔下典型的迷惘的一代。他们性格轻佻,带着一种时髦的玩世不恭,但因为没有恶意,也没有染上生活的阴影,所以都是快乐有趣的人。汤米曾经有一次竟然说服护士长相信,医生给他开了啤酒作滋补品,只是忘记写在医嘱上了。塔彭丝呢,和一名病人约会看电影,这位病人就是汤米。他们比海明威的那一对幸运,都从战争中活下来了,没有像腓特烈·亨利那样,失去卡隆玲,领受了生活的残酷性。战争没怎么伤着他们,还给他们各人一段传奇生涯。塔彭丝在医院打了一段杂以后做了驾驶员,开过货运卡车,还给一位将军开过车———小巧玲珑的塔彭丝,驾着粗犷的越野车,就像骑手乘着骏马,招来多少钦羡的目光啊!汤米负过两次伤,但都无大碍,他虽然没受到提升,却也被派遣去不少地方: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他们过得都还不错,甚至挺有发展的,可是停战让他们失了业。是乐天的本性,还是“迷惘的一代”的颓废通病,再有,大约也是战争中养成的吃光用光的生活方式,他们很快花完了退役慰劳金,两手空空。就在这穷困潦倒的时候,两人在伦敦地铁口遇上了。 汤米是个孤儿,为了尊敬去世的母亲,他拒绝富翁叔叔的收养。塔彭丝,她甚至比汤米更像“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腓特烈·亨利,她所以会有美国人的腔调,也可以理解,因她在战地医院的要好朋友恰巧是个美国小姑娘。她的言论和行径都违背她的牧师家庭的传统,而她坚持不肯妥协,回家去做乖乖女。于是,他们俩都成了无家可归的人,独自为生计奔波着。战时学来的一点零碎本事,在和平时期根本派不上用场,战争反而把他们变得华而不实,对日常生活看不上眼,老是幻想传奇发生。生活的本质是平淡的,塔彭丝服务过的将军,此时也不过开一家自行车商店糊口。他们的幻想在现实面前大大降低了水准,已经降到有堕落的嫌疑了———勾搭有钱人,和他们结婚。无奈两人的社会背景都不怎么样,周围的人和他们一样穷困,根本结识不到有身份的人。两人碰面,自然是谈当务之急,谋生。商量下来,决定登“泰晤士报”一则求职启示———“两名青年冒险家待聘。愿意做任何事,去任何地方。报酬应丰厚。”启事还没送到报馆,雇主就来了,一名大块头先生喊住了塔彭丝,要给她一个机会,因为看中了她的机灵,说话里的美国口音。塔彭丝的条件是必须搭上一个人,就是汤米。这时候,就看出她的仁义道德,还有契约精神。大块头用高薪诱惑,又用失业的形势威嚇,都不能动摇塔彭丝———“要么两人一块干,要么两人都不干”。正相持不下,塔彭丝又换了策略,她像桥牌里叫牌似地叫出一个名字:“简·芬恩”,这是无意中从过路人闲聊中听来的,完全不知道有何意思,不料却叫出一个大满贯!大块头大惊失色,认为塔彭丝一定了解什么机密,应下了所有条件。那么,“简·芬恩”这名字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汤米和塔彭丝再一次登报———“征求,任何有关简·芬恩的信息”,果然,有了回应,署名为“你忠实的A·卡特”——他们连坑带蒙地,居然进入了国家安全机密的核心部分,而卡特先生则将他们引上正当的人生道路,既有饭吃,又合乎正义的原则,而且,充满冒险精神。 卡特先生是个贵族,有着显赫的封号,本名为伊斯特汉普顿勋爵,卡特是他的化名。这是个高个子男人,瘦削的脸像鹰,“动作疲惫”——我想这是指他有一种慵懒的风度,是贵族气,也说明,怎么说呢?一个老牌子间谍,对于这一行不再有热情可言,只是职业的负责态度。有点像《战争与和平》里,托尔斯泰描写的俄国军队总司令库图佐夫。他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一种厌烦的态度,无精打采地从受检阅的几千名士兵面前走过,当有军官向他宣誓效忠,他则露出嘲讽的微笑。他也总是疲惫的,上马下马动作笨重,眼睛常常睁不开,睡不醒的样子,对战事又总是持消极的意见。可是,最终还是拿破仑溃逃,俄罗斯得胜。不同的是库图佐夫身躯肥胖,卡特先生却瘦,是不是从英国铜版插图上的绅士形象脱下来的?这个老间谍所以看中那一对宝货,是因为他们具有着街头青年的放浪形骸。每当外交通道出了点岔子,需要非官方手段解决问题了,就是这类人物显身手的时候。他们不守规则,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是规则;胆大包天,也因为他们同样不知道危险来自何处;甚至于,不太遵守道德,是因为他们反抗一切约定俗成的东西;反正他们也不是谍报部门的在编人员,就不需要为国际情报条约负责任。他们是属于“线人”那一类的人物,由卡特先生单线联络,根据需要随时更换身份,曾经有一度,他们开张过一间国际侦探所。卡特先生算是用足了他们,给他们的案子难度都很大,重要到涉及国家安全,欧洲安全,甚至世界和平,线索却少得可怜。《暗藏杀机》里是“简·芬恩”这个名字;《犯罪团伙》则为“16”这个数字;《桑苏西来客》中,是一首儿歌:“母鹅,母鹅,公鹅”。他们还是老手法,连欺带诈,慢慢打开局面,最终追到罪犯,找到秘密文件,破坏对方组织。由卡特先生特别举荐,他们受到国家表彰,同时,他们也都获得一份额外的奖品,就是喜结良缘。然后为人父母,他们有了一对孪生儿女,德里克和德博拉。时间在激动人心的事业和养儿育女中过去,转眼间,他们就成了一对老夫妇。谍报机构不再起用他们了,他们只得赋闲在家,靠回忆往昔的峥嵘岁月聊解沉闷,但回忆却使他们心痒痒的。于是,他们就像一对老猎犬,四处嗅来嗅去,竟然真给他们挖掘出几桩神秘的罪行。有一次,他们去看望汤米住在煦阳岭养老院里的姑妈,老姑妈很任性地拒绝接见塔彭丝,只让汤米一个人进房间,塔彭丝只得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就在这个难堪的时刻,事情来了。一位老夫人,兰开斯特夫人,很机密地暗示壁炉后面有个死去的孩子———就像他们年轻时候所参与的那些间谍案一样,也是线索少得叫人无法下手,连兰开斯特夫人自己也消失了,只留下一小幅画,画上有一所宅院。于是,塔彭丝开着车去寻找画上的房子。女人总是比男人富于幻想,在他们也是,塔彭丝比汤米更不安分。结果,梦想成真,罪行一点一点刨出来了。 他们这一对,年轻时候称得上“时髦的一对”,不是美男和美女,可却是有个性。汤米早早地败了顶,一束红头发精心梳往脑后。塔彭丝的长相有些像精灵,灰色的眼睛分得很开,就像欧洲民间传说中那种小灵耗子。中年时候,至少看上去两人要稳重了些,甚至塔彭丝,也像马普尔小姐那样,织起了毛线活。到了老年,汤米·贝雷斯福德先生的红头发变成沙黄色,塔彭丝·贝雷斯福德夫人的黑头发也掺进了灰色,但他们就像圣诞颂歌里面扮成老人的小孩子,是那种永远长不大的老小孩。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职业侦探只有波洛一名,马普尔小姐带有顾问性质,方才说的一对,则是业余爱好者,除此之外,还有至少十来个人物,完全出于偶然而卷入杀人案,不得已担任起侦破的义务。这些散兵游勇本来是在正常生活的流程里,突然被推进事件中,毫无准备。他们谈不上有什么侦破的常识,甚至都很难说有什么兴趣———虽然马普尔小姐说:“没有人会对谋杀不感兴趣”,可那是指没瓜葛的人,像他们,迫于某一种命运似的理由而必须要将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处境就要复杂得多。事态往往与他们痛痒相关,于是就要经历感情的波折。这些其实都是单纯的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生活改变了面目。这群人里面,我首先要说的是阿瑟·卡尔加里博士。 《奉命谋杀》的故事,在忧伤情绪的笼罩下拉开帷幕。阿瑟·卡尔加里博士拖延许久,终于还是在暮色时分来到渡口,望着水面,他想着:“这里的景象多么荒凉”。然后渡船来了,就像是一个裁决,他不得不走向前途了。前面究竟是什么等着他?阿瑟·卡尔加里博士,一个地球物理学家,南极探险者,忧心忡忡,周围的景物都有一种不祥的暗示。他向船老大打听一所名叫“和煦点”的房子,老大回答说,有,但是我们大家都叫它“蝰蛇点”。这恐怖的名字也是一个凶兆似的。他到底走到了“和煦点”这座房子里,带去一个消息,他以为对“和煦点”里的人家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可是,令人不安的是,连阿瑟·卡尔加里自己,竟也不能完全确定这一点。他是来为他们家的小儿子贾科洗刷罪名的。两年前,贾科被控杀了自己的母亲,控诉成立,判处终身监禁,服刑半年后患伤寒在狱中去世,而阿瑟·卡尔加里博士可以证明贾科无罪。在警方查定的作案时间里,贾科搭乘了他的车,因此可作不在现场证明。很不走运的是,和贾科分手不久他遇上车祸,失去记忆,伤势痊愈以后又往澳大利亚会合探险队去了南极,直到一个月前方才回到英国,从一张包东西的旧报纸上看见这则报道,记忆慢慢浮现起来,露出水面。阿瑟·卡尔加里博士感到自己对这个青年以及他的家人犯有罪行,他怀着赎罪的心情来到这里,请求他们宽恕。可是,为什么一切都那么阴郁?远超过事实应该有的气氛。当他宣告贾科无罪,并且积极建议,通过内政大臣,请求女王批准特赦,恢复名誉。“和煦点”的居民们没有表现出一点应有的激动,他们出奇地冷淡,没有感谢,谴责———是的,他们在谴责他,但不是谴责他那时不出场,而是谴责他,现在出场了。当贾科的姐姐赫斯特送他出门的时候,悲伤地说:“你为什么要来?哦,你究竟为什么要来?”他回答是“正义”。“正义?”赫斯特接下去说了一句微妙的话:“不是对有罪的人有关系,而是对无罪的人。”关于“正义”,贾科的辩护律师也说过约略相似的意思:“从某一种方面说是对的。但是,你知道,对这件事还有更多要考虑的,比方说,比正义还更需要考虑的事。”这个单纯的人,被这事件中的所有人都搞糊涂了头脑,从他井然有序的科学世界里,一下子蹈入模棱难辨的世事之中。他感觉自己又犯了错,却不知错在何处,他认为他必须对自己的所为负责,却不知从何入手。还是要由律师来告诉他,道理非常简单:“要是杰克·阿盖尔(贾科)没有犯这个罪行,那么是谁干的?”阿瑟·卡尔加里博士,这个好人,总是事与愿违———他们这类人卷入事件,除了前边所说的命运,到底是和性格有关,在博士,就是“正义”的性格。就这样,老账重算,将这个刚从受伤中复原的家庭,再一次搅翻,更深重的悲剧揭开了。而他的真挚是如此不可忽视,他以爱情报偿了这个家庭,同赫斯特结成恋人,这个忧伤的故事终有了一个温煦的结局。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研究蒙古历史的学者,是沉浸在逝去的世界里的人,但无论怎样,从事人文学科的人,终要少一些古板。所以,虽然被妹妹批评为“只活在自己的天地中”,他对外界多少怀有一些好奇心。马克·伊斯特布鲁克与阿瑟·卡尔加里博士应是同年龄的人,有一些老派,就像博士会被年轻的贾科蒙骗,以为他“很有趣很讨人喜欢”,马克·伊斯特布鲁克也差不多看不懂现代的年轻人,他称他们为“垮掉的一代”。在他看来,“垮掉的一代”的特征就是穿着累赘,而且邋遢。他惊讶地看着两个女性“垮掉的一代”打架,一个“垮掉的一代”将另一个“垮掉的一代”的头发连根拔起,这一个竟勇敢至此———决不叫痛!事实上,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已经从这杂乱纷沓的景象里看见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马普尔小姐不是说,“明显的怀疑对象老是很正确”?由于专业的领域不一样,阿瑟·卡尔加里博士更具有严肃的气质,而马克·伊斯特布鲁克,研究的是蒙古历史,长期在东方生活,我想他会染上萨满教里神秘主义成分的影响,容易感应虚无的暗示。“白马”这个词第一次进他耳朵,是从关于女巫的话题里面冒出来的,他们讨论散布于英格兰乡下的女巫,应该是普通老太婆的形象还是“有一种特殊的神秘味”;再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却是和“酒店”连在一起,白马的巫术气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繁杂的伦敦街景,霓虹灯闪烁的招牌,杯中的酒水,打扮奇特的年轻人;当“白马”这个词第三次出现,却在一个花店姑娘身上引起惊惧的反应,很明显的,她“吓呆了”,他感觉到一股邪恶的空气;奇怪的是,他终于走进“白马酒店”,一栋偏离乡间大路的砖木结构房屋,当年的酒店,如今被人买下,改造成了住宅,他却有一点失望,因为—— “没有一点凶兆,无那种气氛”;然而壁炉上的旧招牌,一幅粗糙的油画,一匹白马站在黑暗的背景前,忽然又有了不寻常的空气……英格兰乡下的女巫,其实是一会儿变成普通老太婆,一会儿散发出神秘味的。 《斯塔福特疑案》里的埃米莉·特里富西斯小姐,是为拯救未婚夫吉姆·皮尔逊进入案件的。就在灵媒预报谋杀时间,午后五时二十五分,特里维廉上校死了。而吉姆·皮尔逊恰巧在这时候从伦敦来到这小镇子,住了一晚上,又匆匆离去,最关键的是,他是特里维廉上校的外甥,遗嘱受益人之一。他很快向警察承认,他去了上校的房间,“没什么特别的。我只想跟老头谈谈,看看他,如此而已”。这当然还不够,需要到警察局详细解释解释,他吓坏了,绝望地叫唤:“有人能帮我的忙吗?”帮忙的人就是埃米莉·特里富西斯,她表示对他有绝对的信任,因为:“你可没这种胆量啊!”她安慰他说:“跟警督去吧,剩下的一切让我来办。”她很快来到事发现场,进入状态。她物色了一个好搭档,《每日电讯报》的新闻记者恩德比先生,他迅速落到埃米莉·特里富西斯的手掌中,心甘情愿由她调遣。在镇上人的眼睛里,还有恩德比先生自己心目中,他们都已经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就等着去教堂或者公证处。可是,得到的回答是,她还是吉姆的未婚妻,她永远爱吉姆。房东太太对此表示惋惜,认为她错了姻缘,“那位年轻先生能跟这一位比吗?”她肯定说不能比:“他是那种天生前程远大的人———可另外那位没有我去照料的话,就料不定会出什么事了。”调皮的迷人精一下子变成了圣母。阿加莎·克里斯蒂对警察的态度基本上是不屑,他们在她的笔下出的洋相可不少,可是,她到底让他们独立担纲几起案子,他们也还干得不错,就算是颁发了一项荣誉奖。平心而论,巴特尔警监,其实是很棒的一个,却被遮蔽在波洛的身影底下,使我们难以看清他的面目。在《牌中牌》里,倒是他一幅正面的画像,可是挺刻薄———“高高的个子,身材粗大,加上刻板的面容,巴特尔警监给人一种错觉,好像他整个人是用木头雕的,并且雕刻用的材料才刚从战舰上拆下来。据说巴特尔警监是最具苏格兰场特点的工作人员。由于缺乏表情,他看上去有点迟钝和愚蠢。”我以为,这多多少少有些是出于对苏格兰场的意见,而不完全针对个人。巴特尔警监外表木讷,很可能是因为他有控制力,不习惯流露感情罢了。事实上,他也是———并非所有警察都像波洛讽刺的那样只晓得烟灰,火柴梗,脚印,巴特尔警监也是尊重人性的,他懂得犯罪中的人性因素,因而从人性切进事情的核心。只是他时运不好,精彩的案子都到了波洛那里去,不过,他好歹也落着了一二桩,比如《走向决定性的一刻》。案子还未发生,巴特尔警监先就遇到了一点家务事,从这也可看出,巴特尔警监是有着家庭生活,儿女情长,并不如人们通常以为苏格兰场的人,都是破案机器。这家务事是关于他的小女儿西尔维亚。西尔维亚所住读的学校,长期以来,小偷小摸的失窃不断,现在,忽然间,西尔维亚主动出来坦白,承认一切都是她干的。于是,校长———和所有女校一样,一位可尊敬的老小姐,召来了家长,巴特尔警监到校。巴特尔警监请教校长是如何破的案,校长说是根据心理学———西尔维亚神色不安,经过一种字母组合的小测验,孩子就全招了。巴特尔警监说了声:“明白了。”立即带女儿离校,他以警察的名义严正告诉校长,西尔维亚不是小偷,而他已经知道小偷是谁,就是那个金发蓝眼,红脸蛋的下巴上长黑斑的女孩,因为她有一种“自鸣得意的样子”,而且,巴特尔警监断言:“别指望她会向你坦白———当然不。”这桩家务事,其实是后来事情的预演。 特立西利安太太死在自己的床上,被铁头高尔夫球棒抡死的。事情显然是奥德丽·斯特兰奇所为,她杀了特立西利安太太,又伪造现场,使它看起来像是她的丈夫内维尔·斯特兰奇作的案,却处处留下马脚。奥德丽·斯特兰奇爽快地服了罪,流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再一次反过来———内维尔·斯特兰奇杀了特立西利安太太,伪造成受奥德丽诬陷的现场,是两次否定式的犯罪。这一回,终于轮到巴特尔警监陈述案情了,他说:“使我感到震动的是那双眼睛,当我看到和听到她……你们要知道因为了解过另一个女孩,她所作所为和奥德丽一模一样。”这女孩就是他的小女儿西尔维亚,一个“不同寻常的说谎人”,宁可承认自己不曾做过的错事,来换回片刻的安宁,只求大家别来烦她。巴特尔警监用一个伊丽莎白圣女的传说来形容这种情况:圣女总拿面包施舍穷人,可她的丈夫不乐意,有一次,恰巧和丈夫迎头撞上,丈夫问篮子里是什么,她慌不择言,回答“玫瑰花”,揭开一看,果然全是玫瑰花!你看,巴特尔警监竟然会使用马普尔小姐乡村式的,联想的方法,这多少有些不符苏格兰场的经典风格。其实呢,在那张木头雕成的无表情的面具底下,也是人之常情。巴特尔警监自有他作为职业警察的魅力!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