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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一回写：“那时，山东省阳谷县有一人姓武名植，排行大郎，有个嫡亲同胞兄弟，名唤武松。”武松因思想哥哥武大，“来到清河县地方”。在景阳岗打虎后，“清河县知县使人来，接到县内厅上。”从此他就在清河县里担任了巡捕都头，武大也因生活原因来到清河县，于是《金瓶梅》故事就在清河县里展开了。大家都知道这段故事是从《水浒传》借来的，奇怪了，《水浒传》明明说武大是清河人，《金瓶梅》为什么变成阳谷人了。《水浒传》写武松来到阳谷县景阳岗，打虎后接到阳谷县衙；而《金瓶梅》则说“清河县知县使人来，接到县内厅上。”由此看来，《金瓶梅》把景阳岗也由阳谷县搬到清河县了，这一点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金瓶梅》既然借用了武大的故事，为什么又要改变出生地和故事叙述的地点呢？这只能说明作者不是为了写武大的故事而写作《金瓶梅》，他只是借用武大的故事来写作自己的故事，是为我所用，不是照抄不变，他有自己的写作计划。同时表明阳谷县及其附近不符合他的写作需要，所以才将叙事地点改变为“清河”。清河是历史地名，今属河北省，明朝时期没有河北省的建制，它属于北京广平府。可见，《金瓶梅》所写的“清河”不是真正的清河。为了区别起见，今后本文加引号的地名就代表故事中的地名，不加引号的地名才代表实际地名。“清河”是虚构的地名，是代名词，它究竟代表哪里呢？且看故事是怎样写的。 一、 “清河”的真相 《金瓶梅》第一回清河知县对武松说：阳谷县与清河县“只在咫尺” 。这一说法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合，两者相距300里，怎么能是“只在咫尺”呢？显然这是虚构的说法。第10回有“东平府清河县”的说法，其他处还有“东平一府两县”的说法，指的是东平府管辖阳谷与清河两个县。这些说法也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明朝洪武初期东平虽然为府，七年就降为东平州，隶属于山东省兖州府；东平州有六个县，阳谷县是其中之一，没有清河县。东平位于山东省的南部，与清河县之间还隔着一个东昌府，清河县怎么能隶属东平州或东平府呢？这些说法不仅证明“清河”是代名词，而且“东平府清河县”的说法也是虚构的，“东平府”也是代名词。因为故事明明说阳谷县与清河县“只在咫尺”，既然如此何必要把故事的叙事地点由《水浒传》所写的阳谷县改变成清河县呢？要知道只有这样改变研究者才不会把“东平府”当成真实的东平府，这应该是作者把《水浒传》写的阳谷县改变成清河县的写作意图。这就说明“东平府清河县”整个说法都是某地的代名词，这个某地究竟是哪里呢？第一回“清河”知县对武松说的“河东水西”四字就能表明此地的真相，故事写“清河”知县对武松说：“我今日就参你在我这县里做个巡捕的都头，专一河东水西擒拿贼盗”，《水浒传》没有“河东水西”这一句。第95回再次写到“河东水西”，说“清河”周守备“河东水西，捉拿强盗贼情”。可见作者想通过这一说法为“清河”定位，“河”应该指的是黄河，连运河历来都被称为“漕”，其他河就更不应该简称河。但“河东”一词的含义模糊，很难确定是哪里，因为黄河整体与凸的上半截形状类似，黄河之东的山西可以说是“河东”，宁夏和内蒙古也有部分区域处于“河东”。但是，作者既然特别给借来的《水浒传》故事情节加上“河东水西”这句话，就说明他想借此表现“清河”的真相。可见“清河”绝对不会是山西、宁夏和内蒙古等任何地方，它究竟是哪里呢？第91回的描写很明确，不会有争议，让我们我们先看看第91回是怎样说的罢！ （一）位于黄河以南，过了黄河不上六七百里就是枣强 第91回写媒婆陶妈妈对孟玉楼说：李衙内“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枣强县人氏，过了黄河不上六七百里”。这一说法表明故事所说的黄河离枣强要在六百里以上，不到七百里，这样就肯定了当时黄河的位置。据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版的《辞海》2058页记载：“明朝万历初，潘季驯治河功成，把金元以来黄河东出徐州由泗夺淮的主流固定下来，成为下游唯一的河道。故道大致即今地图上的淤黄河。”后面我们将证明：作品所写的黄河正是万历年间的黄河，那时黄河下游唯一的黄河河道就是徐州黄河。可见《金瓶梅》所写的黄河就是徐州的黄河。如果在地图上以枣强为中心，并按地图比例以六百里为半径画弧，这弧与运河相交处正好在徐州沛县境内；如果以七百里为半径画弧，这弧与运河相交处正好在徐州黄河北边不远，南岸就是徐州城。可见第91回写的情节是写实的，只不过媒婆害怕孟玉楼会因为离的太远而不答应再嫁，故意把距离缩短了些，这样写可以使故事显得更真实。由于徐州离黄河的距离只有几十里，对比六七百里当然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媒婆不说这段距离。既然第91回的写法是写实的，只有写实的情节才能反映故事的真相，所以通过它我们就能发现“清河”实是徐州。《辞海》1043页有明朝运河图，可作理解故事情节的参考，故附图如下： 枣强现在属于河北省，清河现在也属于河北省，二者距离不到100里，明朝时期它们之间没有黄河，第91回故事的描写证明“清河”不可能是实际的清河。当时徐州隶属南京，不隶属山东省。但是《金瓶梅》却说徐州是“山东八府”之一，这个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是虚构的，虚构的说法不能作为判断真相的依据。万历年间山东省全部城市都在黄河以北，不仅东平州的任何属县，山东省的任何县市也都不可能是“清河”。知道故事所说的黄河是徐州的黄河，前边说的“河东水西”就好解释了。 （二）“河东水西”的真相 由潼关到徐州的黄河是西东流向的，既然上述《辞海》记载：“黄河东出徐州”，则徐州必然位于东西流向的黄河下游的最东端，岂不是“河东”；既然《辞海》记载：出徐州“由泗夺淮”，则徐州城必然处在南北流向的泗水之西，岂不是“水西”。可见“河东水西”指的只能是徐州。这一解释中的“河”指黄河，“水”指泗水，泗水在明朝被用作运河的一部分，根据黄河和运河得出的结论应该比任何其他小河小水可靠的多。这与上一小节所得结论完全一致，相得益彰，更加令人信服。 （三）在徐州洪旁边，离新河口码头不远 第47回写：苗天秀从扬州码头上船，行了数日，到徐州洪。“但见一派水光，十分险恶。万里长洪水似倾，东流海岛若雷鸣，滔滔雪浪令人怕，客旅逢之谁不惊。”故事写家人苗青与船公勾结谋害苗员外，“是夜天气阴黑……苗天秀从梦中惊醒……被陈三手持利刀，一下刺中脖下，推在洪波荡里。”苗员外的安童“乞翁八一闷棍打落水中”。次日，安童为渔翁所救，随渔翁生活。一日在新河口卖鱼，发现贼人，告到“清河”提刑院，差缉捕公人“前至新河口，把陈三、翁八获住”。 从故事情节看，苗员外在徐州洪遇害，安童在徐州洪被救，随后安童又在新河口发现贼人，可见新河口离徐州洪不远。再者，从安童从新河口发现贼人，再到“清河”提刑院告状，提刑院再派缉捕公人“前至新河口，把陈三、翁八获住”，都是在一天内完成，可见新河口也离“清河”不远。历史事实表明新河口和徐州洪都在徐州附近：徐州洪是运河上著名的一段河道，它就在当年徐州城东南约2里处，又称百步洪，今鸡嘴坝显红岛附近；新河口是万历11年新开的黄河流入运河的河口。据《明史》卷81和《神宗实录》卷135记载：隆庆年间，黄河口原在徐州城北四十多里的垞城，因为垞城口淤塞，万历11年“郎中陈瑛，移黄河口于垞城东八里”，名新河口。垞城和新河口都在徐州境域内，归属徐州管辖。清朝同治《徐州府志》记载：徐州判官官署“上河厅驻新河口”。由此可见第47回的故事情节固然是虚构的，但是它反映的地理环境完全符合徐州的历史事实真相，可以证明故事中的“清河”实是徐州。请注意，明朝万历五年编的《徐州志》记载的上河厅在垞城，那是因为当时新河口还没有出现。由此可见，《金瓶梅》写作第47回的时间应该在万历11年之后，否则不会写到新河口。一般说来，没有特殊情况发生写作小说应该是大致连续的，如果从十年磨一剑的说法估计，第一回的写作时间应该在万历六年左右。那时黄河下游唯一的黄河河道就是徐州黄河，山东省的全部城市都在徐州黄河以北，新河口是黄河与运河新的交汇口，当然不可能在山东境内，著名的“徐州洪”更不可能在山东境内。可见第47、48回写的“清河”只能是徐州，任何其他城市都不具备徐州这样的地理环境。第49回写：由于蔡御史舡到，“西门庆与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徐州离新河口的距离的确不到五十里，完全符合。 （四）“南河南徙，淤沙无水” 第68回写治水郎中安进士对西门庆说：“今又承命修理河道”，“南河南徙，淤沙无水”，“大覃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矣！”“南河”在哪里？“南河南徙”造成哪里“淤沙无水”？第69回对此作了提示，它写西门庆差人“即去南河……怀庆府”那里，“打听京中考察本示下”，这就说明“南河”在河南怀庆府附近。这符合历史事实，怀庆府就在黄河旁边，据《辞海》“南河”条记载：潼关以下西东流向的一段黄河古称“南河”。由此看来，南河南徙就是黄河南徙。所谓黄河南徙指的就是黄河在徐州上游某处决堤，黄河冲出原有河道。据《明史》卷83记载：明朝总河尚书朱衡曾经向朝廷报告说，如果黄河“出徐州以南，则二洪（按：即徐州洪和吕梁洪）涸。”这说明黄河南徙的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徐州，它的严重性就在于会造成徐州“二洪涸”。徐州“二洪”是明朝京杭大运河最危险的两段河道，它们的干涸会造成明朝经济大动脉运河的断流。这当然是极为严重的事件，将影响国计民生。据《明史》卷84、85记载，万历24年秋历史上的确发生了黄河南徙事件，万历25年“二洪告涸，运道阻塞。”万历28年“徐邳间三百里，河水尺余，粮艘阻塞。”万历29年“河尽南注。河身变为平沙，商贾舟胶沙上”。可见此次黄河南徙事件持续将近十年，所以安进士才会说：“大覃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矣！”第100回写韩爱姐 “来到徐州地方”，与他二叔一起往湖州寻爹娘去，“那韩爱姐本来娇嫩，弓鞋又小”，“将到淮安上船”，“迤逦望江南湖州来”。奇怪了，既然是从徐州出发为什么不在徐州上船呢？不言而喻，这说明徐州运河“淤沙无水”不通航。从上述《明史》记载看这写的应该是万历29年的情况：徐邳间“商贾舟胶沙上”，虽然爱姐“本来娇嫩，弓鞋又小”，还是只能“将到淮安上船”。由此可见，《金瓶梅》所写的“南河南徙，淤沙无水”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发生在徐州的历史事实，它能证明“清河”实是徐州。别的任何地方也没有这种事件的记载，从时间上来说，这次黄河南徙事件持续时间很长，故事反映的回目持续的时间也很长，从第68回直写到第100回，也是一致的。 （五）“清河”位于山东以南 第65回写管砖厂工部黄主事向西门庆传达宋巡抚的主意，两司八府官员准备借用西门庆的家，迎接由京城来的六黄太尉，他说：“钦差殿前六黄太尉来迎取卿云万态奇峰——长二丈，阔数尺，都用黄毡盖覆，张打黄旗，费数号船只，由山东河道而来。”最后一句话说的太奇怪了，既然故事说“清河”在山东，怎么能说船由山东河道而来呢？这是写作中的一句无意识语言，但是它能告诉我们：“清河”不在山东，它在山东以南。因为徐州紧靠山东南边境，身在徐州的人说这话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在徐州以南的地方再这样说就不合理了，只能说船由徐州河道而来。 再如，第94回写薛嫂儿把孙雪娥当夜领了来家，准备把她卖了，那雪娥悲悲切切整哭到天明。过了两日，只见邻住一个开店张妈走来。薛嫂道：“这位娘子是大人家出来的，在我这里嫁人。情愿寻个单夫独妻，免得惹气。”张妈妈道：“我那边下着一个山东卖绵花客人。”这话也不能在山东地面说，身在山东怎么可能强调说自己店里住了一个山东卖绵花客人呢？这也是写作中的一句无意识语言，它同样也能证明故事地点“清河”不在山东。如果“清河”是徐州那就对了，徐州紧靠山东的南边境。作者写作这些无意识语言未必是为了证明什么，但是它却能反映徐州的地理位置，从而能证明《金瓶梅》写的“清河”是徐州。 以上五条证据都能证明“清河”实是徐州，相得益彰，更加令人信服。 二、“临清码头”的真相 第93回写：从“清河”“出城门，径往临清马头晏公庙来。止七十里，一日路程。”可见“临清码头”与“清河”的距离是70里。有人认为这个说法与清河、临清之间的实际距离大约相同，可以证明故事写的“临清马头”是真实的临清马头。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既然五条证据已经证明：《金瓶梅》故事中的“清河”实是徐州，则“清河”以南70里的“临清码头”就不可能是实际的临清码头，只能是徐州以南70里的房村码头。它们可以同是小说虚构的地名，也可以同是真实历史中两个真实地名；但是，绝对不可能一个真一个假，否则就不合理了。好在《金瓶梅》对于“临清码头”的地理特征还有不少描写，让我们通过这些描写予以判断吧！ （一）运河水向南流 第81回写：韩道国由扬州沿运河北上，“一日到临清闸上，这韩道国正在船头站立，忽见街坊严四郎，从上流坐船而来。”这一段描写能表现出此处运河水是向南流的，“临清”在“清河”的下流，“清河”是上流。因为，既然严四郎是韩道国的街坊，就证明他住在“清河”；故事说他“从上流坐船而来”， 可见“清河”在上流，“临清”在“清河”的下流；既然韩道国是从南方来的，可见“清河”与“临清”之间的运河水是向南流的。 历史事实表明徐州到房村之间运河的水流方向完全符合这一描写，这是因为徐州的地势是北高南低的，运河水向南流；清河与临清之间的运河水流方向与这一描写完全相反，因为那里的地势是南高北低的，那里的运河水是向东北方向流的。 为什么同一条运河水流会有两个方向呢？这是因为运河的最高处在山东济宁北的南旺，“地特高，谓之水脊。”（《读史方舆记要》）明朝开凿运河时采用汶水老人白英的建议，在东平县的戴村建坝截断西流的汶水，强迫它流进南旺湖，再通过闸门控制向南北供应运河水流。故南旺以北的运河水向北流，南旺以南的运河水向南流。南北水流方向不同是运河的重大特征，这是运河的重大特征。作者利用运河的这一特征来描写“临清码头”运河水是向南流的，从而充分证明“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当然也能证明叙事地点不是清河和临清，也不是阳谷或东平州的其他县，因为那里运河的水流方向同样也是向北流的。 不仅如此，作者还在故事中十余次称呼“临清码头”为“河下”，更加证明“临清码头”在“清河”的下流。例如，第94回写孙雪娥被卖到“临清”洒家店，“做粉头”；张胜买酒曲，到了“河下”，“两个晚夕留在阁儿里，就一处睡了”。第98回写 “清河”提刑何永寿、张懋德“差委缉捕番捉，往河下拿杨光彦去”；“经济三五日骑头口”，“往河下算帐一遭”。第99回写陈经济想到“临清”去，他说：“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一日，经济来到河下酒店内”；等等。由于徐州和房村码头的运河水一直都是向南流的，徐州人一贯称房村码头为河下，据清朝编的《徐州府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徐州管理运河的判官就驻署在房村码头，他的官厅就称为“下河厅”。据《运河名城临清》的记载，南旺比临清“地隆90尺”。所以那里的运河水一直是由南旺向临清流，即由南向东北方向流。可见临清与清河之间的运河水是由南向东北方向流的，清河在临清的下流，临清在清河的上流；清河人不可能称临清为“河下”。 （二）“临清码头”之上水流特急 第81回写：那严四郎在“临清码头”看见韩道国，“举手说‘韩西桥，你家老爹从正月间没了。’说毕，船行的快，就过去了。”这一段描写说明“临清码头”之上的水流特急。从历史事实看，这情形符合徐州段运河的特点，因为房村上边就是著名的吕梁洪。徐州洪与吕梁洪被称为“徐州二洪”，历来被称为运河天险，水流特急。明嘉靖大学士徐阶写的《疏凿吕梁洪记》碑文（现立于离房村不远的鸡冠山上，大学士著文，运河总督韩邦奇为此碑篆文题额，著名书法家文征明书写，现被称为三绝碑。）称：“为里三千而遥，而莫险于二洪……舟不戒则败而莫甚于吕梁。”《万历野获编》记载：“顺流者一瞬而下，逆溯者以尺寸许”。故事说韩道国在“临清码头”即房村，他所看见的严四郎“从上流坐船而来”，可见严四郎正处于吕梁洪上，当然水流很急，“一瞬而下”。吕梁洪和房村的实际情形完全符合故事的描写，故能证明“临清码头”实即房村。临清那里没有二洪，水流从来不急，根本不会发生“一句话才说完船就过去了”的情况。 （三）从“临清码头”起脚装车 正因为运河从房村到徐州需要经过天险徐州洪和吕梁洪，所以许多船只来到房村常常会卸下货走旱路，《金瓶梅》多次以“临清”的名义反映了这一事实。例如，第58回写：韩道国，“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缎绢货物，见今直抵临清钞关，缺少税钞银两”，等待纳税后再“起脚装载进城”。第60回写：“那时来保南京货船又到了，使了后生王显上来取车税银两”；“连行李共装二十大车”。第77回写崔本由湖州贩绸绢，“雇船装载，赶至临清码头”，“顾头口来家，取车税银两”。西门庆“兑了五十两银子做车税钱，又写书与钱主事，令烦青目。”上述三次货物都是沿京杭大运河运来的，还没到“清河”，就在“临清码头”卸下货物，装车走旱路运到“清河”。实际上，运河由临清到清河是顺流而下的，在临清码头“起脚装载进城”显然是不合理的。房村与徐州之间的运河特征则是完全符合上述三次故事描写的，货船由房村码头运到徐州不仅要逆流而上，更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徐州洪与吕梁洪，“二洪”水流特急，逆流而上，不仅需要纤夫拉纤，搞不好还会翻船。因此，为了避开“二洪”天险，人们大都在吕梁洪前边的房村码头弃船换车，改旱路将货物运至徐州。这样做既能避险，又能节省时间和费用，何乐而不为。即便要继续北行，也可以在房村舍舟陆行，到徐州再上船。这是徐州运河独具的特征，运河其他地方都不具有这样的特征。（请参考赵明奇著《徐州地方志通考》）。 （四）“临清码头”位于山东以南 第81回写：“不想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田茧荒芜，不收棉花，布价一时踊贵，每匹布帛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在临清一带码头迎着客货而买”。奇怪了，实际的临清码头远在山东西北部，河南、山东灾民不南去迎接运河来的布帛，反而逆其向跑到北方百里以上的灾区临清码头去“迎着客货而买”，这怎么可能呢？这再次证明“清河”实是徐州，“临清码头”实是徐州房村码头。徐州紧靠山东的南边境、河南的东边境，是离河南、山东灾区最近的非灾区运河码头。由于布匹从房村运到徐州还要经过“二洪”天险，房村码头的布价要比徐州更便宜，说“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在房村一带码头，“迎着客货而买”就完全合理了。 （五）“临清”是个乡镇 仔细阅读《金瓶梅》关于“临清”的描写，就会发现故事中的“临清”虽然是一个繁华的码头，但不是城市，而是一个乡镇。例如，第34回写刘太监的兄弟刘百户，“在河下管芦苇场”。第92回虽然写：“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马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船辐辏之地。”但是，第93回又写：“那里是鱼米之乡，舟船辐辏之地，钱粮极广，清幽潇洒。”，“日影将沉，繁阴已转，断霞映水散红光，落日转山生碧雾。绿杨影里，时闻鸟雀归林。红杏村中，每见牛羊入圈。正是：溪边渔父投林去，野外牧童跨犊归。”临清大酒楼“紧靠着山岗，前临官河，极是人烟热闹去处，舟船往来之所。”“依青天万叠云山”，“翻瑞雪一河烟水”，“楼畔绿杨啼野鸟”。完全是一片乡村景象。第99回写陈经济想到“临清”去，他说：“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今日没事，去走一遭，一者和主管算账，二来就避炎暑”。那时避暑的哪有去城市的，这也证明“临清”实际是一个乡镇。更重要的一点是“临清”没有城墙，由“临清”到“清河”称“去城中”。例如第98回写陈经济由“临清”回“清河”时，说他“骑马往城中去了”；韩爱姐“使八老往城中守备府中探听”，叮咛嘱咐：“你到城中……”。第99回写陈经济骑马离开临清大酒楼，“刚赶进城来，天已昏黑”；身在“临清”的韩爱姐“一心只要往城内统制府中”。从这些故事可以看出，“清河”有城墙；“临清”没有城墙。实际的临清和清河都有城墙，它们不符合《金瓶梅》的描写。徐州和徐州的房村完全符合故事的描写，徐州是军事重镇，有坚固的城墙；房村虽然是一个繁华的码头，但它只是一个乡镇，没有城墙。 第三点是：在作者笔下“临清”没有官府。例如，第94回写刘二醉殴陈经济，次日“押解经济、金宝”到“清河”周守备府审理；第98回写杨光彦“在临清马头上开了一座大酒店”；“清河”提刑何永寿、张懋德“差委缉捕番捉，往河下拿杨光彦去”；“两位官府据着陈经济状子审问。一顿夹打”，“这经济就把谢家大酒楼夺过来，和谢胖子合伙。”；第99回写陈经济被杀后，“清河”的周守备“差旗牌快手，往河下捉拿坐地虎刘二，锁解前来。”从这些故事可以看出，“临清”归属“清河”管理，“临清”出了任何大事都要经过“清河”官府处理。 实际的临清现在是山东省的一个地级市，它在历史上虽然长期只是一个县城，但却是运河上的历史名城，是京杭运河九大商埠之一，相当繁华。它一直隶属山东聊城，明朝称东昌府，从来也不隶属于清河。清河是河北省的一个小县城，比临清小的多，它们虽然都是运河旁的城市，相距大约70里，但是谁也不隶属谁，压根就不在同一个省区内。房村是徐州管辖下的一个乡镇，那里出了任何大事都要经过徐州官府的处理。它虽然是热闹的运河码头，水陆两便；但它不是城市，只是“鱼米之乡”，没有城墙，没有官府，没有军队。来往于房村、徐州之间的船必须通过运河天险吕梁洪和徐州洪，因此大量船只常集中于房村，或求神问卜或稍事休息以备过二洪；或刚离险境，惊魂未定，暂作休整，故房村堪称“车船辐辏之地”。《吕梁洪志》山川节中记，“……房村，客舟辏集，居民富庶，亦乐土也。”其情形与《金瓶梅》所写的“临清码头”完全相同。这不仅证明“清河”实是徐州，“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也证明作者是立足于徐州写作的。 上述十条证据足可以证明《金瓶梅》叙事地点是以“清河”、“临清”为名，实际写的却是徐州与徐州的房村。明写的清河、临清是假，暗写的徐州是真。证据取之于《金瓶梅》，考之于史志；黄河为证，运河作据；铁证如山，又非孤证，故结论确凿可靠，无可非议，无可怀疑。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作者不想隐瞒叙事地点的真相，所以他采用了“名托清河、实写徐州”，“名托临清、实写徐州房村”的写作方法。由于房村是徐州下属的一个乡镇，所以也可以说作者采取了“名托清河、临清，实写徐州”的写作方法。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金瓶梅》直接写的故事情节大都是虚构的，但是只要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也有一些故事情节表现了故事的真相。我们是怎样发现的呢？因为我们在阅读故事情节的时候，总是要把故事的说法与历史事实相比对，结果就能区别虚构与写实；而不是小说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这种对待事物或别人说法的态度在生活中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哪是很危险的，上当受骗的人就根源于此。通过研究《金瓶梅》我们就会增长生活的警惕性，养成对于别人的话总要三思的良好习惯，要通过与事实的对比加以分辨，这样上当的机会就能减到最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