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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应得诺贝尔奖的是他！” 1988年11月4日，托马斯·伯恩哈德生前最后一部剧作《英雄广场》在维也纳城堡剧院上演。之前，由于剧本的一些选段未经授权被发表，一些“先睹为快者”发觉，伯恩哈德在那些段落中对祖国奥地利发出尖刻极端到令人难以接受的斥责，这引发了一场毁誉交加的舆论风暴。伯恩哈德和导演克劳斯·派曼被加诸“自毁家园的辱国者”等罪名，甚至连当时的奥地利总统库特·瓦尔德海姆也不得不公开表示反对态度：“这个戏是对奥地利人民的粗暴的侮辱……” 在伯恩哈德身上，这并非个例。自步入写作生涯开始，这位极富个性的作家的讲话、文章和书籍就不断引起指责、抗议乃至轩然大波。1968年，在隆重的奥地利国家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作为获奖者的伯恩哈德在致辞时一开始便说“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接着便如他在其作品中常做的那样批评奥地利，说“国家注定是一个不断走向崩溃的造物……”，结果可想而知，颁奖会不欢而散。第二天报纸载文称伯恩哈德“狂妄”，是“玷污自己家园的人”。此后，伯恩哈德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是非作家”：1975年与萨尔茨堡艺术节主席发生争论；1976年惹恼了萨尔茨堡牧师魏森瑙尔；1978年撰文批判奥地利政府和议会；1979年，因不满德国语言文学科学院接纳联邦德国总统谢尔为院士而声明退出；同年指名攻击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1984年他的小说《伐木》因涉嫌影射攻击而被警察没收。1989年2月，伯恩哈德在去世前立下遗嘱：他所有的已经发表的或尚未发表的作品，在他去世后在著作权规定的年限里，禁止在奥地利以任何形式发表。 但这并没有妨碍这位“丑闻作家”的声望和作品不断获得认同。上世纪70年代，他就先后获得了包括毕希纳文学奖在内的数十种重要的文学奖项，他很快就对此失去了兴趣，从此拒绝接受任何文学奖项。他曾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最终瑞典评委会鉴于他对奖项的态度，决定不去碰这个钉子。2004年，他的同胞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演说中即表示“如果伯恩哈德活着，最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他，而不是我。”其实在很多场合，耶利内克都表达了对伯恩哈德的无上敬意，“他是奥地利文学的标尺，而其他人都是‘其他’。无人能与他比肩。”德国文学批评界的头面人物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也说过：“最能代表奥地利文学的只有伯恩哈德。” 伯恩哈德去世后，以他名字命名的协会在他的故乡萨尔茨堡成立，在维也纳也建立了托马斯·伯恩哈德私立基金会，他在奥尔斯多夫的故居作为纪念馆对外开放。2月9日，是他诞辰八十周年纪念日，德国各大主流报纸纷纷撰文纪念，这看上去仿佛让伯恩哈德一下子符合了主流大众的口味。媒体亦有意借助他大打个性牌，《世界报》文学版面刊登的一篇文章无疑最吸引眼球，题目是《纪念托马斯·伯恩哈德八十诞辰？让我们来点给力的！》，文章通过小型剧本这个极好的创意、从标题到行文体现出的伯恩哈德式的讽刺和幽默，向这位有着辉煌成就的作家致敬。 “把自己的巢搞脏的家伙” 《英雄广场》的剧情发生在1988年3月的维也纳。伯恩哈德选择这一特定的时间，显然是为了唤起维也纳观众对五十年前希特勒出现在英雄广场上时，奥地利民众“必胜”、“致敬”的欢呼声的反思。这一天也是犹太籍教授约瑟夫·舒斯特下葬的日子，这位在二战期间流亡国外，战后才得以返回维也纳的犹太学者，因无法忍受身边潜在的反犹主义，从英雄广场旁的住宅楼上跳窗自杀。他的妻子坐在家里，仿佛听到民众在广场上对希特勒演讲发出的欢呼，因此昏倒身亡。而通过教授的弟弟之口，伯恩哈德对奥地利进行了激烈极端的抨击。 类似的冒犯和责骂，常常出现在伯恩哈德的作品中，矛头所向从国家首脑到平民百姓，从政府机构到公共厕所。不仅如此，他批判的锋芒还涉及已被盖棺论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大师》里，主人公是一位音乐评论者，自以为是兼画家、音乐家和作家于一身的评论家，但是80多岁了，却不被奥地利社会所承认，只能为英国报纸副刊写点文章。为了与平庸、麻木、愚钝和卑劣的世界划清界限，30多年来，他坚持每隔一天就到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博尔多展厅。一直以来，他以为同这里的历代大师在一起才能生存下去。然而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完美和完整。如果深入地研究它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每一部作品都存在着严重的缺欠。藉此，伯恩哈德对包括歌德和莫扎特在内的大师们做出恶评。 当然，也偶有历史人物很幸运地没有被他归入此列。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就是一个难得的例外。伯恩哈德借《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书中的“我”之口，称维特根斯坦是伟大的、持续不断令人激动不安的、具有颠覆性力量的思想家，感叹这样一位大哲却被其家庭称为叛逆，被社会视为疯癫，要正常地生活和科学研究只能离开奥地利。小说写的是一场友谊，是书中的“我”与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保尔之间的友谊，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是对维特根斯坦的欣赏和钦佩。 如此种种，难免给人一种迷惑的印象。倘使把这些纯然等同于作者的思想见解，伯恩哈德的确当得起“不爱国”的骂名。事实也是如此，他极端的创作一次次刺激着奥地利公众和媒体敏感的神经，以至于长时间被视为“把自己的巢搞脏的家伙”。然而，换个角度看，伯恩哈德的责骂或许更可以看成是作为艺术手段的夸张，他尽其一生都在致力于以极端的艺术形象揭示极端的病态现实。正如他在《习惯势利》一剧中借马戏团团长的话所说的，“全部的事实就是，彻底的失败！” “我决绝痛恨你们所有人！” 伯恩哈德独特的艺术观可以从他的成长经历中找到根源。1931年2月9日，他生于荷兰海尔伦，是赫塔·伯恩哈德小姐和木匠阿洛伊斯·楚克尔施泰特的私生子。伯恩哈德小姐亦为私生，故虽为作家约翰·弗罗伊姆比希勒之女，却随母姓。伯恩哈德的木匠生父不仅将母子两人遗弃，更从未认下自己的儿子。作家遂在姥爷家中度过童年。1935年，他的母亲结识剃头匠埃米尔·法比扬，次年成婚，随夫迁居巴伐利亚。他的生父则另娶，并于1940年在柏林自杀。少年伯恩哈德与母亲同住，但关系紧张，被送入工读学校。二战后，奥地利重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伯恩哈德全家人被驱离，回到萨尔茨堡。伯恩哈德进杂货店当学徒，染上肺病，在维也纳的演艺事业因此失去前途，经由年长他37岁的寡妇黑德维希·施塔维阿尼切克的扶助，终于成为全职作家。 特殊的成长经验，加以经历了二战对欧洲的整体摧毁，使得伯恩哈德从一开始就以批判的方式关注人生。1957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世上和阴间》，成名作则是出版于1963年的长篇小说《严寒》：外科大夫委托实习生去荒凉的山村观察隐居在那里的他的兄弟、画家施特劳赫。这位画家因为孤独、失败和恐惧而充满了愤懑，于是便用漫无边际的谩骂和攻击来解脱。随着观察的深入，实习生越来越被画家的思路所征服，好像进入了他的世界。最后画家失踪在冰天雪地里。 随着创作的深入，对人世间的审视，令伯恩哈德愈加愤怒，以至于决绝如此：我痛恨你们所有的人！在后期的创作中，他的作品极尽怪诞的夸张，他艺术地强调奥地利的阴暗面，因此也引发了许多对他的不满和批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他把奥地利从舒适享受的生活中唤醒，使之开始进行富有价值的思考。事实证明，他执着坚持的与其批判对象势不两立的立场，对他的国家产生了积极作用：1991年，时任总理弗拉尼茨基公开表示奥地利对纳粹罪行应负有责任。 原载：《文学报》2011年03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